李思辉

北宋理学大家张载有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推崇质疑精神。于时事评论写作者而言，最基本的一种精神，就是质疑的精神；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就是质疑的能力。

质疑要准确、善意

2011年5月23日下午，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前，有四五名学生聚在一起，纷纷给这个教学楼的新名字照相——金色的“真维斯楼”四字钉在了楼门西侧的外墙上。四字之下，有一块金色的牌子，上面写着：“真维斯作为休闲服市场的领军企业……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此消息一出旋即引发轩然大波。批评铺天盖地，意思大致相同——商业气息侵蚀了大学风骨、不符合清华大学自身的气质、是对清华精神和大学品格的污染，等等。清华大学回应称，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筹资助学的通行做法。但是，舆论似乎并不买账。

各种关于“大学精神堕落”的批评充斥网络。有人调侃道：“清华‘四教改名叫‘真维斯楼了，以后是不是还要有‘美特斯邦威楼、‘杜蕾斯楼”。有网民直指此举为“卖身”和“大学精神的堕落”。更有媒体报道：25日晚上，“幾个义愤填膺的清华学生到街上买了一桶油漆，回来就泼了真维斯楼的牌子！”“真维斯楼”的牌子不知道被谁摘掉了。

一浪接一浪的批评中，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商业气息与大学精神真的非此即彼、水火不容吗？市场经济下，企业对高校进行捐助并且留名，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哈佛、剑桥等世界名校都接受捐助，也有各自的留名方式，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一流大学啊。结论是，批评者初衷是好的，但言重了。

我很快写成初稿。为了增加说服力，也为了赢得被批评者的信服。我又查阅书籍，找到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观点作支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还说：“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因而，我们的大学若抓好了“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这两条主线，就断然不会因为大楼的命名就轻易丧失掉精神风骨。

这篇题为《大楼命名伤害了大学精神？》，刊出后被很多媒体转发、转播，一些网站置顶推荐。文章质疑的是最流行的观点，但见报后几乎没有批评、攻击的声音，相反，冷静的思考多了起来。我理解，这主要是质疑的靶向是准确的、质疑的目的是善意的，质疑的方法、论述的方式是理性、平和、易于接受的。

质疑要依法、公允

2014年11月份，网上突然流传出一个叫郑媛媛的年轻女士的大量裸照。据传，这个郑媛媛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11月26日，济宁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这一事件回应称，郑媛媛并非网传的“团委副书记”，而是该校普通教师。“因感情纠纷，郑媛媛前男友为打击报复，将照片传至网上”，事发后，郑媛媛已被开除团籍，并已经离开学院。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我有了一些思考：既然郑媛媛是“因感情纠纷，被前男友打击报复，将照片传至网上”，那么她不仅没有过错，反而还是这一具体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相应的。学校以及团组织理应给予她必要的保护和帮助，谴责和追究侵犯公民隐私、传播不雅照片者的责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武断地开除员工了事。

进一步查阅相关规定，发现“开除团籍”是一种严厉的惩处手段，按照团章的规定，只有对那些“不执行团的决议、违反团章，坚持错误不改的团员”才适用于这一处分。“郑媛媛不雅照”事件固然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度，给相关单位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但这从本质上来说这并不构成“严重违反团章”的事实。充其量只是一次女教师个人隐私的外泄，只涉及不雅照当事人本身，与学校及校团委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校方贸然对郑媛媛“开除团籍”是没有依据的，是违反团的章程的。同理，因为不雅照传出，就解聘员工，合法性也是存疑的。

《不雅照受害者不该被“开除团籍”》的文章在三峡晚报刊发后，引起较大反响。批评、质疑，看似是在“挑事”，实际上是在重申常识：其一，一切按照法律规则办事。不能为了平息舆论而违法违规。其二，“把屁股坐在弱者一边”，多从弱者权益的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一边倒的舆论对弱者的冷酷碾压。

质疑要有情、有理

再比如，中央八项规定之下，在很多地方，中秋节、春节也一点福利都不发了。有人觉得这是“上面的规定”，不能随便质疑。可2014年9月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一篇评论却炸开了锅：反腐不应反职工正常福利。借反腐之名拿掉老百姓应有的职工福利，绝不是中央反腐倡廉的本意。

于是，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八项规定下，哪些福利不能被克扣？》，明确提出：在中秋、国庆、端午、重阳、元旦、春节，这些延续千年的传统节日里，民营企业、村镇企业、一些外资在华企业以及部分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国企都理当按惯例发放福利、慰问员工。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一种尊重。在一定的总价限制下，月饼、粽子、咸鸭蛋等福利，不应该被克扣。观点更进了一步。

更进一步实际上是质疑的一个重要方法。除了自己开拓“质疑的荒野”，在其他人质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更深一层，也是得出新认识、新观点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然，质疑本身也存在目的、方法和边界的问题。质疑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泄私愤；质疑的方法应该是有理有据，而不是不讲道理地胡乱质疑：质疑应该恪守正直、公允、博爱、善良等基本的价值底线，不能为了质疑而质疑，或者质疑成病，走火入魔。

质疑要互动、争鸣

2015年上半年，微信、微博、贴吧、论坛上出现一阵质疑英雄、抹黑烈士的风气。有人质疑黄继光肉体如何堵住机枪，质疑邱少云怎么能抵得住烈火的炙烤，质疑雷锋怎么有那么多钱帮助人、又恰好被拍成了照片。有人调侃，雷锋做好事从不留名，他把一切都写在了日记里。有时候，哪个地方有军人、警察和公务员因公牺牲，甚至还会有人跳出来说“死得好”。

这样口无遮拦、哗众取宠的“质疑”，违背了质疑“有理有据”的基本原则，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严格意义上讲，那不是质疑而是胡诌。这种胡诌看起来很高明，也很容易引起关注，但社会危害很大。想当然地瞎说，混淆了视听，造成了人们对历史的不确定、对固有价值观的迷茫。

不是说历史正典里的英雄绝对不能质疑，只是这种质疑一定要有充分的根据。如果质疑者除了臆想之外，能够拿出有说服力的人物证词、历史证据、文献记载等等，支撑质疑的成立，那质疑就是有价值的。相反，仅仅以质疑英雄为“时尚”，就是错误的、有害的。所以，2015年6月，我写了一篇《以质疑英雄为“时尚”是错误价值观》，以质疑质疑“质疑”。

当然，质疑也可能遭遇质疑。同一个新闻事件，同一个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观点。多年前，我在《三峡晚报》主编“峡江评论”版的时候，经常选取对某个新闻事件观点角度不同的两篇文章，把不同看法摆在一起，供读者讨论，反响很好。在互动平台上，常常有不同意见的读者争论。

所以在业界公开交流场合，我曾多次表达个人看法：评论家千万不能把自己看成掌握绝对真理的话语权威。为什么？同一个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只要所论合乎法律法规、符合基本的价值观，并且论据充分、论证逻辑完整，观点立得住，就是一篇合格的评论。换言之，观点有对错，但对的观点往往不止一个。

哪怕“一家之言”与“一家之言”之间有冲突也不要紧，交给读者去评判。文章观点好不好读者说了算。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写文章不要老想着别人喜欢听什么，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我手写我心。而且文无定法亦无定论，在基本价值判断正确的前提下，本就没有什么对错。

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觉得媒体上的专栏评论家、讲台上的老师就一定对，必须按照他们的逻辑去思考、去立论。似乎自己文章观点和他们不一样，自己就肯定错了。不是这样。质疑，不光是对新闻事件本身，质疑无远弗届。

质疑要多问、多思

2016年11月3日，留学日本的青岛女孩江歌，在其租住的公寓二楼走廊被一男子连刺数刀身亡。事发时，其室友刘鑫在公寓内。犯罪嫌疑人系刘鑫前男友。

根据这些信息，舆论的焦点矛头直指刘鑫，认为刘鑫恩将仇报、见死不救。有人把刘鑫与江歌母亲的对话发到网上，更有人倒腾出刘鑫的家庭信息和地址，网络曝光、人肉搜索、疯狂谩骂甚至各种威胁。微信名号咪蒙推送了文章《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另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100天，她买了新包包染了新头发》，掀起新一轮网络暴力高潮。据报道，刘鑫一家因此痛苦不堪，不敢出门。

道义的高地上群情激奋、一片喊打喊杀，这样做对吗？深入思考之后，我认为刘鑫肯定有问题，但千不该万不该，她依然享有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对她的个人信息进行泄露、对她进行人肉搜索和恐吓威胁，尽管“很得民心”，但终归有违法之嫌。

我觉得，在这起事件中。人们应该更多关注对杀人凶手的惩治，对留学生安全问题频出的思考，而不是两眼通红地鞭打案件的关键证人。媒体和公众应本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努力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而不是直接、粗暴地加入到他们的争执中，选边站队，互相攻击，导致对立情绪高涨。

针对一些网络大v以激烈言辞讨伐、辱骂、攻击，在网上“喊打喊杀”，我持反对态度。一个法治社会决不允许出现舆论“杀人”的情况出现。舆论可以根据事实表达同情与反对，但绝不能代替法律来决定人的生死命运。

我把这篇《我不挺刘鑫，但我反对舆论杀人》的文章发到个人微信公号里，几乎与此同时，新京报、南方周末也分别刊发了与之类似的文章：《江歌案：杀气腾腾的咪蒙制造了网络暴力的新高潮》、《讨伐刘鑫：是网络暴力还是伸张正义？》。你以为“英雄所见略同”，结果是铺天盖地的批评。很多读者言辞激烈，一顿批评，然后取消关注。有人直接回应：“这一次，我站在舆论暴力这一边。”

苏格拉底说：“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着不同的新闻，很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和质疑、去分析和解剖，这为新思想、新观点的诞生提供了很多可能。掌握质疑这个基本的方法，时评写作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