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琪

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共收录了鲁迅从1924年到1926年创作的11篇短篇小说。其中的《祝福》主题悲剧内涵之辩，历来属于焦点之争。以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派，重申《祝福》是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迷信思想的深刻揭露和沉痛控诉。[1]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祥林嫂在封建政权、神权、族权、父权等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下，走向了个人的生存绝境。而汪晖先生将祥林嫂的一生置入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力图对小说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既是“新党”，肩负着启蒙心智，铲除儒释道伦理根基的历史责任，又对祥林嫂之死负有责任。以极具反讽意味的叙述来表明：面对绝望的现实，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了挺身反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否则就会成为旧秩序的“共谋者”。[2]上述两种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解读都具有坚实的文本支撑和充实的理论基础，两者看似相互矛盾，实则互為补充，阐述了封建礼教和知识分子身份的“我”共同参与了祥林嫂人生的悲剧性结局。

在《祝福》主题的悲剧性内涵下潜藏着另一重悲剧，那便是知识分子自我戕害的悲剧。如果说祥林嫂是在被动无援的状态下沦入困顿绝望的泥沼的话，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便是清醒的沦落者，突出表现为自戕和戕人行为的同一性，即在个人“逃避”行为上实现了祥林嫂和知识分子人生悲剧的合鸣。

一

小说《祝福》采取了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我”扮演了一个远离故乡，具有现代启蒙意识的“客子”角色（“虽说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3]），以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传统民间乡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故乡的人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