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全

在东山这片土地上，历朝历代人才辈出，既有济世扶贫的圣人，也有坚守节操的隐士，尤其在近当代，这里更是产生了几位国学大家。

朱桃椎：隐士的典范

隋末唐初时期，龙泉山脚下的大盘石山道旁，依山洞搭建起一座简陋的茅屋，茅屋旁边即出川的大道，山上蓁莽丛丛，松涛阵阵，屋前小河蜿蜒，流水潺潺。这就是隐士朱桃椎的乐土。朱桃椎自云厌恶尘世俗务，所以隐入山野，以清闲生活为乐。起初他对“好古之士”，即读书人很热情，这些人来咨询探讨问题，他还是愿意交谈，并常发表自己的高见。而他对身边的邻居及普通百姓，则不愿交结。然而他还是要生活，最基本的生存物资仍然少不了。即使如此，他也力避与人交往。他解决生活的办法是就地取材，在山间采集柔软纤细的野草，编成舒适耐用的草鞋，与村民交换茶米等生活用品。但他仍不与人讨价还价，甚至在交换时人也不相见，只把草鞋直接放在路边，让路人自己将交换的东西放在原处，《新唐书》称其为“终不与人接”。由于他的草鞋取材优良，编织紧密舒适，人们争相购买穿着，无意间竟树立了响当当的品牌，被人们称为“居士屩”。

他“食唯一餐”，即一天只吃一顿，后期更是“夏则裸，冬缉木皮叶自蔽”，是个活脱脱回归大自然的天体主义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赠遗无所受”，不接受任何人包括实物和官职等形式的任何馈赠，始终坚守着他作为隐士的节操。

窦轨到四川执政期间，听说朱桃椎的事迹后曾召见他，后来又派人送他衣物，想逼着他出来做个乡正。朱桃椎面对使者一言不发，将所赠衣物丢在地上后，逃回了山里。

后来高士廉到四川执政，以礼贤下士的姿态亲自来看他，甚至主动降低身份想和他攀谈。但朱桃椎却一句话也不回答，连看也不看他，直视前方而去。高士廉并未因此生气，也没有放弃请他出山做官的打算，仍经常派人送礼问候。可是朱桃椎见到使者来，就马上躲进林子里。可能正因为见识过官员的言行之后，让其视官场如畏途，并产生劝人退出官场的念头，朱桃椎还曾专门写了篇畅谈隐遁之乐的《茅茨赋》送给薛稷。薛稷后来回访他时，不知是不是朱桃椎的刻意安排，二人仍未能谋面交谈。

同时代的隐士有以退为进来获得为官“终南捷径”的卢藏用，还有应召却不起任何作用的卢鸿。与他们相比，朱桃椎个性低调、有智慧，更有节操，终其一生不为名利所动，是隐士中的真隐士。

在大文豪苏东坡的诗中，也曾提到过隐士朱桃椎。在《张先生》（并序）中写到的“先生不知其名，黄州故县人，本姓卢，为张氏所养。阳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来者欲见之，多不能致。余试使人召之，欣然而来。既至，立而不言。与之言，不应；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视传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传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蹑其意，盖未得也”，与《新唐书隐逸传》里所描绘的朱桃椎的形象，有几分神似，故诗人在诗句里就联想到了朱桃椎。

褚信相：米母的济世情怀

隋朝开皇年间，有一位姓褚名信相的女尼从江都（扬州）云游而来，到洛带镇外，见此处形制甚佳，就在场外东口的三峨山上选了一块地方，开始营造长住和修行之所。当然这个过程十分艰辛，先是刈除杂草和树木砍伐后留下的墩子，用干枯的柏树改成修建用的方木，简单地建起可以进行修行的居所，并严格按照仪轨进行修行。在这一过程中，周围的百姓都乐意信奉和供养。后来正好遇到谷物收成少的年份，百姓闹了饥荒。褚氏就利用日常积蓄的粮食和药材，用龙头小鼎锅煮粥，开始施粥施药。让百姓惊奇的是，那小锅并不大，煮的粥却像永远舀不完一样，救济了附近很多的的人，大家也得以顺利度过灾荒年景。之后，诸信相就圆寂了。当地人用佛教的礼仪将其火化，當时异香弥漫整座三峨山，火烧尽后得到晶莹的舍利子。于是当地人又为其建祠堂和佛塔，供奉其像，安顿其骨灰。为了纪念诸信相施米之恩，祠堂取名为米母院。

段文昌：三朝为相的名臣

段文昌（773年～835），字墨卿，一字景初，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唐初名将褒国公段志玄玄孙，同时还是武则天曾侄孙、晚唐著名诗人武元衡之女婿。他是唐代后期的名臣，曾在唐宪宗、唐穆宗、唐文宗三朝为相。很多人不知道，段文昌仕途的起点就是灵池县县尉。在灵池县为官期间，还曾到洛带圣母院一游，并手植四株松树。其子段成式在唐末与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并称“三才”，在其所著《酉阳杂俎》中的《金刚经鸠异（序）》一文，还记载了其父段文昌因常念《金刚经》而在灵池躲过一劫的奇事：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段文昌响应传说是诸葛亮转世的韦皋征召，自荆入蜀，被下派到灵池县做县尉。韦皋很快就去世了，由刘辟代行节度使之职。段文昌原来就与刘辟不合，闻此消息连夜离开灵池县，到成都的城东门，想去探个究竟。但刘辟为稳定政局，很快发出令帖，不允许诸县官员离开任职之地，否则重处。段文昌立即在当天下午返回，但阴风阵阵，天昏地暗，正在黑暗之中艰难行走之时，突然见两火炬夹道百步在前引路。开初还认为是县吏来迎候，责怪他们不靠前一点，但高下远近正好方便行路。火炬将到灵池县城时才灭，等到了县衙问县吏，他们尚不知那不许县官离县的令帖，也不曾派人去成都府接。

当时的段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没有空缺一天。的确是诚心感动神灵护佑，先前帮助段文昌导路的火炬，就是诚心念经后得到的感应。后来刘辟叛逆的行为渐渐败露，朝廷下诏以袁公滋为节度使来取代刘辟。段文昌的一位远亲，年少时就从了军，掌管左营事。害怕刘辟的事牵连到自己，就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滋。但事情很快被刘辟发觉，两人一起被害。刘辟进而怀疑段文昌也知道并参与此事，让段文昌很是紧张。当时段文昌每天坚持念《金刚经》，夜深了也不觉得困倦。有一晚门户悉闭，正待睡觉，忽然听到有人开门而入，说“不用怕、不用怕”。段文昌惊起之际，言犹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于是又手持蜡烛四处寻找那声音的来源，发现原来关好的门栓已被打开，始信并非梦境。受此激励，段文昌安心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日子，后来刘辟被诛，段则平步青云，返回京城，登上了宰相之位。

贺麟：新儒家的代表者

贺麟（1902年～1992年），生于金堂县五凤溪镇，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贺麟从小就受到儒学熏陶，尤其对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一定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学院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55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三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麟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而言，他早年主张“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认为“不可离心而言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以孔子、孟子、《诗》教、《礼》教、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提出应该从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三条途径出发，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长处，来改造、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国文化自宋儒起，可以说是划一新时代，加一新烙印，走一新方向”，宋儒的思想虽有偏蔽，但其“哲学富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宋儒的“格物穷理”，“似虚玄空疏，而实有大用。”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贺麟放弃了自己的唯心论哲学，思考逐步转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且集中精力研究西方哲学和翻译西方哲学名著，如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译本，都出自其手。

贺麟

王叔岷

王叔岷：内敛的国学大家

王叔岷（1914～2008）是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家，也是东山这片沃土孕育出的最杰出人才之一。

1914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王叔岷出生于洛带，名邦溶，字叔岷，是秀才王耀卿的第三个儿子。1939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王叔岷遵徐中舒先生之嘱，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

在北大研究所首次见傅斯年先生的场景，一直为华文学术界所津津乐道。对此，王先生曾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章，一付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

1944年1月，王叔岷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助理研究员，自此终生为史语所服务。1948年冬，王叔岷去到台湾，服务于台大中文系和史语所。

1959年9月，王叔岷以访问学者身份至美国康桥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期留一年。1963年8月，从史语所及台大中文系留职停薪，赴新加坡大学教学。1967年马来亚大学汉学系邀请信催促甚急，王叔岷原来与何炳郁教授有约在前，同时也是接替因水土不服的钱穆先生所留下的职位空缺，遂决定全家赴马来亚大学，这次一去就是14年。

1979年7月7日，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统一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王叔岷受邀出任这所新大学的讲座教授及首任系主任，并创办博士班。为此，还突破了新加坡65岁退休的规定，同时也拒绝了政府给予的“居留权”。

1981年学期期末，王叔岷结束在新、马一带的教学生涯，总计16年。粗略统计，在这期间先生总计教过的学生接近1000人，言傳身教，使得这些学生成为新、马一带传播华文的基干力量。1981年6月，先生只身回到台北，被史语所复聘为研究员。7月，被台大中文系复聘为兼任教授。1983年，王叔岷出版了专著《史记斟证》。

1984年5月1日，王叔岷自史语所退休。6月1日，又被史语所聘为兼任研究员留所。198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其专著《庄子校诠》，此乃华人世界公认的研究《庄子》方面的权威著作，后多次再版。1990年，台北华正书局出版王叔岷专著《古籍虚字广义》，199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王叔岷最后一本专著《左传考校》。

2008年8月21日，王叔岷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享寿九十有五。其长子国简将其安葬于故乡洛带镇外的燃灯寺公墓。2008年8月30日，台湾大学文学院“王叔岷教授追思会筹备委员会”所撰《王叔岷先生行述》中这样写道：“先生一生不慕名利，与世无争，偏爱老庄自然之道，长保恬静自得之性，后虽年届耄耋，而视未茫，发未苍，齿牙未尝动摇，门人咸引为美谈。先生之学术，兼及四部，著述丰宏，而皆渊博精深，成一家言；古籍之斟雠笺证，尤为当世推重。七十年来，遍校先秦两汉魏晋群籍，撰有专书近三十种，论文二百余篇。融校勘、训释、义理为一体，开启‘由实入虚的治学途径。尝有《好学》诗自述：‘由实入虚救破碎，虚由实得非空虚。谁能虚实为一体，鱼跃鸢飞乐愉愉。先生学博思深，晚尤圆融通达，渊冲醇粹，其引导沾溉之功，可谓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