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爱,刘万辉,杨志媛

(1.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济南 250100; 2.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烟台264005;3.烟台莱山经济区管委,山东 烟台 264005)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界定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根源于两种说法。一种是国家统计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一种是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二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基本一致,后者的定义更确切,本文采用后者。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止到 2016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8 17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 934万人,本地农民工11 237万人。从2011年到2016年,农民工以每年平均2.57%的速度增长。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3.9%,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6.1%,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渐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表1、图1)。

表1 农民工年龄构成

图1 农民工总量及增速

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简称为“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中央正式文件中,即《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身份是农民,根在农村,却在城市生活、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是矛盾的结合体,中国目前的城乡发展现状在他们的身上得到具体体现。他们的身上一方面表现出优越感,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和未走出家乡的同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城里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卑感,相比城市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外乡人”。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理论依据和国内研究述评

(一)理论依据

1.“推——拉”理论。“推——拉”理论由唐纳德·博格提出。该理论指出人口流动是在双向作用力下的结果,其中城市存在的积极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形成了拉力作用,而农村的消极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形成了推力作用。劳动力的流动和人口的迁移方向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还是农村,取决于两方面推力和拉力的大小。影响我国农民工的拉力因素和推力因素有:

拉力。在我国,对农村劳动力体现拉动力量的因素表现为,一方面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是城市工作机会较多,工作收入较高。相较第二产业,主要是城市的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强。

推力。在我国,推动或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因素表现为,一方面是土地的稀少,农业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农村收入和生活的贫乏等使得年轻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只能走出乡村,来到城市。当然,如果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城市人口对他们的抵触,城市生活、工作的压力和艰辛也会促使他们重新回到农村。

2.中心地理论。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中,他论述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职能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中心城镇的确定可以按照市场原则、行政原则和交通原则,中心城镇可以分为高级中心地和低级中心地,每一个中心地城镇可以设计成六边形网络,功能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以农村为基础来分析的,也适用于我国目前对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思考,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去留提供了思路。

(二)国内主要研究述评

黄馨、张联社(201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工作获得生活技能,奠定城市适应的经济基础;通过模仿城市人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展现舞台形象;通过和城市中的不同角色互动建立社会关系网;杨河清、肖红梅(2014)认为,就业越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城镇化的倾向越明显,城镇化的可能性越大;丁彩霞、黄岩(2014)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张洪霞(2014)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发现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2-8]。

国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个体或群体发展,没有全面深入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不适应及其种种表现;二是研究城市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大部分都是从微观群体或产业发展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针对某一类具体问题的,比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社会保险、人际交往等,没有全方位的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作用。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消费,并从社会、政府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三个维度给出建议。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状况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的生存可以用“窘况”形容。生存窘况,主要指身份的尴尬、工作的尴尬和生活的尴尬。对城市来说,他们是农民工,处处“与众不同”;对农村来说,他们更像城里人,吃穿住用行均与城市无异。

(一)生活条件:居住在城市,没有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当然要在城市居住。在国家统计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租房住的占62.4%,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13.4%。生活的享受和住房品质好像与他们无关,买房对多数农民工而言,也只是停留在梦想里。一方面,中国的户籍制度往往和房子关联在一起,有个房子,他们就会觉得在城市里有根了,他们是城市的一员,所以他们渴望买房;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现实中,不要说农民工,就是城市人也对高高的房价望洋兴叹。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房价太贵,贷款太难,所以买房就成了奢望。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城里没有他们的房子,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的根在农村,尽管他们的目的是永久的留在城市,但他们也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达到。在城市漂泊的时间长了,他们看不到自己在城市的未来的时候,就会选择回乡,或者选择换一个城市,继续带着希望漂着。

(二)职业发展：工作在城市,没有稳定性

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过的好,就要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且有很好的职业前景。这是他们能够在城市扎根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办法。新生代农民工中54.9%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与老一代农民工(26%)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好在大中城市务工。新生代农民工中,39%从事制造业,14.5%从事建筑业,10.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9]。但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他们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总是希望下一份工作更好,赚的更多,累的更少,所以他们在同类型的企业间流动频繁。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由于本身受教育程度所限,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缺乏,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重复劳动为主,工作的内容比较单一,工作的难度较小。因此,他们成为熟练工之后,为了更高一点的工资,或者是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跳槽是多数人的选择。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愿意学习相关的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表2可以看到,2016年有32.9%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包括农业技能培训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据调查,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9]。但实际中,由于工作繁忙、闲暇较少;重视短期收入,忽视长期发展;培训内容与当前工作关联不大,培训机构距离、培训时间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真正从培训中收益的比例很低。

(三)社会关系：渴望被城市认同,却只有“同乡会”

表2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都渴望被城市认同。他们在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较少,社会交往单一,基本就是老乡或同事。进城农民工非上班时间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5.8%、33.7%和29.1%。其中,选择上网和休息的比重分别比2015年提高了2.7和0.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6.3%和3.7%,分别比2015年下降0.8和0.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仅为1.3%,与上年持平[1]。他们在城市打工,家人要么在别处打工,要么在家乡务农。休息时间,他们也想象城里人那样走亲访友,游玩聊天。但是,他们只能在老乡或同事间选择,再考虑到物价因素和消费水平,他们大多数空闲时间是宅在“家”里,上网或是看电视。不想“被孤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为什么很快交到男(女)朋友,而且基本就是老乡或同事。

图2 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交友选择的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可是在他们和城市之间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墙壁在阻隔他们之间的融合。虽然他们人在城市,他们与城市人在同样的环境里生活,但无论从内心感情上,还是从外部特征上,他们都把自己归类为“外乡人”。

(四)政治参与：机会很少,被城市、家乡同时“屏蔽”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离开所谓的“户籍所在地”,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诸多权利或者责任。如果留在农村,他们起码可以参与到村里的一系列“政治”性活动中,比如选举村干部、分配土地等,如果是城市人,他们也会得到诸如高考、社保、买房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可是他们好像被城市、家乡同时遗忘。因为离开了家乡,他们没有时间参与到村级决策和管理中去;虽然人在城市,但中国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参与城市的运行和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参与到城市的经济建设中去,他们更希望参与城市的政治事务,能够了解甚至决定城市的一些管理制度和法规的制定。尽管在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已经开始实行积分制或审核制来给予农民工“准市民”待遇,但跟农民工巨大的需求相比,这种改革进度应该更快一些。城市里的“主人翁”意识会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快的融入城市,在城市稳定下来,而选择一些更长远的规划,放弃短期化行为。

(五)思想观念：生在农村,却在城市成长、成熟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1.7岁,甚至在中西部地区更低。因此,在进入城市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读书,很少参与农业生产。离开校门就外出务工,他们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作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性格和观念形成时期,城市的生活和经历将对他们的思想、行为、性格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在城市正式开始,他们在城市经历挫折,在城市成长。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除了身份、户籍的约束,除了城市给予他们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他们的生活、工作、消费就是城里人的方式和模式。他们生在农村,可他们习惯城市,在城市找个对象结婚,在城市买个房子,在城市安顿下来,甚至把老家的父母接过来,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想法。对城市而言,他们渴望从“漂泊”心理向“主人”转变。

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不融合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是多方面因素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主要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本文试图从社会、政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三个维度全面分析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窘况的因素。

(一)城市容量

当一个城市的容量足够大时,那对进城务工的人员来说,意味着机会更多。既能够使个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又不会对城市产生太大的压力,对双方来说“双赢”。但中国目前的现实却与此相差甚远,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城市不堪重负,矛盾重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思路,一是扩大城市容量,二是引导流动人口去别的城市或地区。对外出务工人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北上广是首选,但也是拥挤之首。中国目前的大城市普遍负担过重,在城市容量不能及时扩大的情况下,引导人口往二三线城市甚至小城镇流动就几乎成为唯一办法,这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进行的事情,也是很多“理性”务工人员的选择。

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地域分布看,8 118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占新生代农民工的64.8%;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地点看,6 872万人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占新生代农民工的54.9%[9]。就以北京为例,据2012年人口调查,2012年末北京市外来人口为773.8万人,比重达37.4%,比2011年上升0.6个百分点。外来人口迁移的主因仍为经济型原因,占79.5%,其中因务工经商迁移的外来人口位列第一,占比70.9%。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北京、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属于较低收入城市中面临最大压力的城市。

(二)制度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无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向往更大的发展。而中国城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社会资源的不均等是造成这种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我国各地资源、管理上的差异更是加剧了这种人口流动。

1.户籍制度。在我国,户籍制度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口的迁移。一切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医疗、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使得人口持续流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方面适应、享受城市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在等待和寻找合适的机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才有,整个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人人都在为一个“户口”奔波,农村的想要个城市户口,城市的想要个大城市户口,一个“进京指标”发生了多少新闻故事甚至犯罪行为,就可见一斑。

2.医疗卫生资源。农村的医疗条件明显比城市薄弱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可以享受到好的医疗卫生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他们不是本地人。现在寻医就医,人们倾向于大医院或名医、专家,一方面是相对而言,大医院是更有保障的,出现误诊、错诊的概率更低一些;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生命、安全的重视,不光是农民工,大多数人还是会主动选择到更好的(大)医院就诊。

3.教育资源。高考的确立,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在中国体现的尤为明显,对农村的父母而言,读书成了孩子改变命运,留在城市的最好方式。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方式,高考就是最终的检验,每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是教育的师资、设施和条件在不同地方有很大区别,不同地区教育水平不同,不同地区大学的招生数量不同,不同地区大学的招生分数也不同。所以,那些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和学校受到“追捧”,被大学招生“优待”的城市或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户口就显得更加重要。

4.衣食住行等。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很明显。就以穿衣为例,城市的消费更注重品牌、设计,人们能说出很多他们喜欢的和常穿的名牌甚至洋名牌;而农村的消费更注重质量和便利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和渠道接触那些品牌服装,另一方面关键还是观念和收入水平的问题。就像管理学大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言,在低级的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想到进入更高一级的精神需求层次。

(三)社会风气

中国的社会需要“正能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网络、媒体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向钱看”成了一些年轻人的奋斗目标。年轻一代在负面的风气和环境下,容易产生浮躁、逐利心里。市场经济凸显人们对利益的追逐,造成某种“精神缺失”。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在城市的生活、工作也必然受到很多的负效应影响甚至“诱惑”。很多人热衷于网络,追求高薪而轻松的工作,对社会产生了波及作用和不良影响。

另外,他们也会受到城市的排挤。从事“脏、累、苦”行业的农民工在城市出行、消费等容易受到“城里人”的歧视,或者 “异样眼光”。当然,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境况有了很大改善,至少从外在形象上,他们跟城里人基本没有差别。老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集中在第三产业。2016年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显著提高。

(四)个体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整体表现:有一定文化水平但不高,有一定学习能力但不强,有一定上进心但不坚定。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也是“良莠不齐”,分化明显。一部分人有很好的规划和目标,或者寻找机会留在城市,或者学得一技之长回乡创业;还有一部分人就是随波逐流,没有规划,得过且过。当然,介于二者之间的人也不在少数。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任何个体未来的发展都要靠自己奋斗争取。

表3 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

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对策研究

无论是选择进城务工还是留守乡村,都是“自主选择”,只是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是“发展选择”。 融入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除非有一天,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没有差别,也就不会存在非要进入城市的因素和动机了,也就没有农村和城市明显的落差了。

(一)社会风气改良,增强社会认同感

社会对一个群体产生认同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但如果社会或政府主动引导、积极参与,那一个群体融入社会的时间就会缩短。对进入城市里的农民工,消除思想偏见,重在沟通。况且,如果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持有偏见与歧视,必然加剧他们在城市的自我否定,容易造成心理和情感的扭曲,对城市稳定、治安也是一大隐患。

1.居住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将决定其在城市的生活品质,以及与社会群体的关系,这种“朋友圈”也决定其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参与的程度和范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为,在城市里买个房子,就是“城里人”。尽管现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但新生代农民工们试图在远离市中心或者在城市周边地区买房子,这样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就有了。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基础和前提[10]。如何在城市建设农民工住得起的房子,这是一项新的课题,很多城市正在建设和运营的廉租房、公租房就是很好的尝试。另外,我们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往二三线城市迁移,相比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会小很多,较容易稳定和安置下来。或者引导他们往小城镇流动,回乡创业也是不错的选择。政府扶持加上现实压力,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离开大城市。

2.行为认同。生活社区和各基层组织应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举办以促进农民工城市化融合为目标的各类文艺活动,或培训活动[11]。比如,介绍政府的新政策,宣传城市的积极面,培养文明行为,拥有良好习惯,以市民与农民工共同参与为目的等活动,让新生代农民工切身体会到城市对他们的欢迎和接纳,这也能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满意度、幸福感。

3.情感认同。社会和当地政府开设的一些咨询机构和心理中心、文娱场所应该对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大众媒体和政府部门应该对这个群体更有效的介入,尤其在其受到挫折、面临困难时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基本的物质帮助,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生存力。当我们在车上看到疲惫下班的农民工不再刻意躲避时,当穿着邋遢的他们在车上不再蜷缩一角时,当购物、买菜时默默的对他们投以感激的目光时,那这个社会,这所城市就是真正认同他们了。

(二)政府制度改革,共享社会资源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关键在于社会现存的“制度障碍”,所以要加快国家的各项旨在分割城乡,或城市独享的制度改革力度。

1.我国应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以人为本,促进各级人才流动。可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经济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让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稳定居住,共享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现阶段,可借鉴广东省的做法,实施农民工城市居民居住证制度,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享有子女义务教育、申请廉租住房或公共租赁房、申请社会救助等权益和公共服务[12]。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让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显性、隐性权益和福利,比如在教育、社保、就业、选举等方面的“特权”能够社会化、公平化。不同的城市,经济、生活水平不同,相应的社保、医疗、养老等缴费和待遇就不同;不同的城市高考的标准不同,在同样的大学面前,机会也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北上广”如此“紧俏”的原因了。

2.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均等化的服务保障,要求“市民化”待遇。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能够在打工城市有相应的医疗、教育机会,那就不会有留守儿童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城市有居住之所,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空巢老人了。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之内,提供公共物品,确保其也能和城市居民平等的享用城市公共资源。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理应享受成果,中央已有相关政策出台,地方政府要真正落到实处。

3.加快中小城市建设是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大城市过于饱和,生活成本过高,房价更是可望而不可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大城市发展的空间不大;中小城市反而成为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城市正处在发展中,工作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另一方面,生活压力不大,房价中等,环境的融入较容易,这也是国家提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发展小城镇,发展特色经济、特色农业,让新型城镇化建设吸引更多农民回归农业,成为职业农民。

(三)有效利用培训,切实提升自我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根本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的能力和对融入的渴望。要尽快的融入城市,就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各种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方式有两种:自学或参加培训。在现实各种考虑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应积极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从专业、高效的培训活动中得到提升。就要做到:第一,要让新生代农民工从培训指导中受益,就要对新生代农民工深入了解,通过调研,清楚他们想学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技能;要合理安排培训的内容和形式,要能够调动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在确定培训的时间和地点时,最好征求周边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培训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第二,作为农民工自身,要有一技之长。要积极参加各种培训,掌握一项或多项专业技能,向高级技工、专门人才发展。当然自学也是完全可以的,作为有追求、有理想的年轻人,新生代农民工应合理安排个人的休闲时间,初中生可以自学高中课程,高中生可以自考大学文凭,积极考取学历证书或各种职业证书,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

评价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发展如何,媒体会用“幸福感” 和“满意度”来评估,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同样可以把它们作为评价标准。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吗,生活幸福吗。未来,我希望也相信新生代农民工将去掉这个称号,这个社会不再刻意区分城市、农村,他们都将成为幸福的、满意的市民、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