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勇平,肖 红

(山东工商学院 a.经济学院;b.图书馆,山东 烟台 2640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界关于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关注逐渐增加。李景睿指出[1]: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提高出口品质量;而对不发达经济体来说,收入差距相对扩大则有利于提高出口品质量。更多学者关注国内产品质量的提升。何立华认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是产品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2;杜创则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的信誉建立机制[3];胡涛认为,只有当高质量产品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高于低质量产品时,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4];徐璐提出,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诚信成本的高低对于企业产品质量有着较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5]。总的来看,以上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但当前文献并未从城镇化角度来研究市场规模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上看,以制造业为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全国范围内制造业质量竞争指数在不断增加。该指数由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编制和发布,内容涵盖标准与技术水平、质量管理水平、质量监督与检验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能力及市场适应能力等,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从2004年到2009年,全国范围内该指数增加较快,从2009年以后由于基数变大而增加平缓。对于山东省来讲,从2005年到2011年该指数几乎都在增加(2009年略有回调),而2010年以后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5年及2016年的数据暂缺,但从部分其他省份发布的指数来看,山东省制造业产品质量竞争力下滑的形势不容乐观。

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分析快速城镇化之前(1998年以前)市场规模与产品质量的演化,然后描述快速城镇化时期(1998年之后)市场规模与产品质量变化的多种可能性,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

表1 近年来全国及山东省制造业质量竞争指数

二、快速城镇化之前市场规模与产品质量的演化过程

(一)小市场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进程尚未展开,此时农村市场规模很小,城市市场略具规模。政府监管较弱,低质量产品与高质量产品之间成本差异较大。此外,在市场经济初期,消费者收入差别很小,没有明显分化,需求曲线为D(见图1)。

图1中,S1为高质量产品供给曲线,S2为低质量产品供给曲线,可以发现,与S2相比,S1位置更高,这表示高质量产品需要更高的生产成本,两条供给曲线相加为市场供给曲线S。消费者需求曲线为D。均衡时,D与S相交于E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0和Q0。

价格线分别与S1和S2相交,数量分别为Q1和Q2,Q1+Q2=Q0。由于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曲线位置更高,因此Q1小于Q2。这样,即使高质量产品的供给者花费了更高的成本,但不得不收取同样的价格,且销售量更小。

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得改善,则高质量产品供给者将难以在市场上生存。高质量产品供给者退出市场,则低质量产品将占领市场,D与S2相交,如图中的箭头所示。均衡价格上升为P1,均衡数量为Q3,与原来的均衡相比,价格提高,数量减少。这就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产品的结果。

(二)分割市场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城镇化进程初步开始,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城市人均收入远超农村,城市需求向高质量产品倾斜,而农村虽然人口众多,但市场分散,信息交流成本、监管成本都很高,因此农村成为低质量产品的主要市场。且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流动并不频繁,两个市场基本上呈分割状态(见图2)。

图2中横轴中的Q为市场总容量.纵轴为价格。左边代表城市市场,右边代表农村市场。D1、S1分别代表高质量产品需求和高质量产品供给,E点为均衡点;D2、S2分别代表低质量产品需求和高质量产品供给,F点为均衡点。城市市场的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0,农村市场的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Q0。

图1 小市场模式下不同质量产品的均衡演化

图2 城乡分割的市场模式

当然,两个市场也可以出现五种可能的变化:第一,E点不变,F点向左移动,这样两个市场就会存在一些交叉之处,这意味着低质量产品市场在扩大,同时一部分城市居民也会购买低质量商品,如城市低收入阶层。第二,F点不变,E点向右移动,两个市场同样交叉,这意味着高质量产品市场在扩大,一部分农村居民也会购买高质量商品(原因在于收入提高或消费示范效应)。第三,E点向右,F点也向右,这表示高质量产品市场规模在扩大,低质量产品市场在缩小,这也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结果。第四,E点向左,F点也向左,这表示低质量产品市场规模在扩大,高质量产品市场在缩小,这显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第五,E点向左,F点向右。这样两个市场就会分离,出现一片交易空白区。这意味着一部分人群收入极低,买不起任何商品(包括低质量产品)。这部分人群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流浪于城乡结合部的贫困人群。

三、快速城镇化时期市场规模与产品质量的演化过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展开与深入,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逐渐融合,规模扩大,之前那种相互分割的模式不再存在,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形成了以城市为主向农村辐射的局面。不过,这种市场融合的模式也不是唯一的,其中主要影响因素有二:一是收入分化程度,二是政府监管力度。如果收入分化程度明显,则会带来需求分化,反之则中产阶级统治市场;如果政府监管力度较大,则低质量产品供给成本增加,反之低质量产品供给成本较低。这样就存在四种可能性:收入分化及监管薄弱、收入分化及监管完善、收入分化不明显但监管薄弱、收入分化不明显且监管完善。

(一)收入分化明显,监管薄弱

见图3。图中,D1、D2分别为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曲线。因为收入不同,前者倾向于高质量产品,后者倾向于低质量产品。因此两条曲线并不能简单相加得到市场需求曲线。同时,由于监管薄弱,低质量产品供给曲线与高质量产品供给曲线距离较远,表示成本差异较大。这种情况多见于中小规模城市。

S1、S2分别表示高质量、低质量产品供给。S1与D1相交,价格为P1,数量为Q1。S2与D2相交,价格为P2,数量也为Q1。这表示低质量产品与高质量产品平分秋色。

而如果高收入阶层也购买低质量产品,价格为P3,数量为Q2,这就意味着价格下降较多,数量增加也较多。因此高收入阶层者也会有购买低质量产品的欲望。需要解释的是,此时价格并不一定是P2,因为销售者完全可以实施价格歧视政策——即针对不同收入人群制定不同的商品价格。

图3 收入分化,政府监管薄弱

如果低收入阶层者也购买高质量产品,价格同样为P3,数量为Q3。对于低收入阶层者而言,他们购买高质量产品的价格要比高收入阶层低很多,因此低收入阶层者也有购买高质量产品的欲望。同样,此时价格不一定是P1。

我们注意到,高收入阶层者购买低质量产品的价格与低收入阶层者购买高质量产品的价格相同,这如何解释呢?对于前者来说,是以质量下降换取数量增加,而对于后者,则是牺牲数量换取质量。如果前者价格高于后者,则对前者而言仍然有质量下降的空间;反之,如果前者价格低于后者,则后者将难以承受。

可以发现,上述均衡会有以下三种演化可能性:第一,市场完全分化。即如图中所示,高收入阶层者只购买高质量产品,低收入阶层者只购买低质量产品,数量差别不大。第二,市场融合——全部为高质量产品。即无论高收入阶层者还是低收入阶层者都购买高质量产品,不过价格不同,低收入阶层者要求低价格P3,高收入阶层者可以接受高价格P1,总交易量为Q1+Q3。第三,市场融合——全部为低质量产品。无论高收入阶层者还是低收入阶层者都购买低质量产品,不过价格不同,高收入阶层者可以接受更高一些的价格P3,低收入阶层者价格为P2,总交易量为Q1+Q2。

(二)收入分化明显,监管完善

监管完善意味着低质量产品供给成本上升,与高质量产品供给成本差别不大,见图4。图中,S1与S2差别不大。但需求曲线D1与D2之间差距较大。从图中可以看出,正常情况下,高质量产品交易量(Q1)要大于低质量产品交易量(Q2)。

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购买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的价格差别不大(分别是P1和P3),因此高收入阶层只会购买高质量产品。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购买低质量产品价格为P2,数量为Q2。那么低收入阶层是否购买高质量产品就取决于高质量产品供给者的销售策略,如果供给者坚持按照P1来销售,则低收入阶层购买量很少(Q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供给者可以按照P4来销售,则购买量可以增加(Q5)。总的来讲,这是个以高质量产品为主的市场,多见于大型市场。这种情况多见于大城市或超级大城市。

图4 收入分化与政府监管完善

(三)收入分化程度不明显,监管薄弱

收入分化程度不明显意味着存在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低收入阶层数量很少。因此图5中D2靠近纵轴,对市场影响有限。同时,由于监管不完善,供给曲线之间差距较大。这种情况多见于中小城市。

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购买高质量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分别为P1和Q1,如果购买低质量产品,则价格为P3(甚至是P2),数量分别是Q3和Q4,价格下降较多,数量增加也很多。因此,高收入阶层有购买低质量产品的欲望。

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讲,购买低质量产品价格为P2,如果购买高质量产品,价格最低为P4(如果是P1,则购买量为零),其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该市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高收入阶层购买高质量产品,低收入阶层购买低质量产品;二是所有阶层都购买低质量产品。

(四)收入分化程度不明显,监管完善

见图6。低收入阶层需求D2所占比例较小,中产阶级需求D1统治市场。同时,S1与S2之间差别不大。S1与D1相交,价格为P1,数量为Q1。S2与D2相交,价格为P2,数量为Q2。这种情况多见于大城市或超级大城市。

可以发现,即使高收入阶层者购买低质量产品,价格为P3,与P1非常接近。这意味着,花几乎同样的钱,却买到低质量产品,因此,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另外,低收入阶层者也可能会购买一些高质量产品,但交易数量很少,见图中的Q4。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政府监管不断完善,中产阶级数量逐渐增加,低收入阶层逐渐减少,则S2进一步向上移动,D1向右上移动,D2向左下移动,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P3与P1越来越接近,这说明高收入阶层者更不可能购买低质量产品。二是低收入阶层需求曲线D2与S1没有了交点,这说明低收入阶层不再购买高质量产品。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一定是高质量产品完全占领市场。

(五)小结

总结以上讨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如果收入分化明显,政府监管薄弱,则其市场演化具有开放性,可能性有以下三种:一是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平分市场;二是高质量产品占领市场;三是低质量产品占领市场。

第二,如果收入分化明显,政府监管完善,则市场上将以高质量产品为主。

第三,如果市场为中产阶级统治,但政府监管薄弱,则可能性有二:一是中产阶层购买高质量产品,低收入阶层购买低质量;二是所有阶层都购买低质量产品。

第四,如果市场为中产阶级统治,且政府监管完善,则高质量产品将占领市场。

综上,高质量产品是否能够占领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关系更为密切。

图6 收入分化程度不明显,监管完善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的分析是对市场演化的一种模拟,而现实却无比复杂。目前在我国,多种市场模式共存的局面还会长期存在。在超级大城市,市场密度很高,监管成本较低,可能已经实现了高质量产品占领市场的目标,而在中小城市,市场密度略低,监管成本略高,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拥有各自的市场份额。而在县级或乡镇农村市场,市场密度较低,监管成本很高,低质量产品充斥其中。关于伪劣产品、山寨商品包围农村的报道屡见不鲜,各种触目惊心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大头奶粉”),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山东省来讲,近几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焦点。因为该指数主要考察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业,而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恰恰是那些中小企业。山东省地域广大,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省内并无超级大城市,除青岛、济南外均为一般性城市,市场规模相等较小,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优势产业,在与南方发达省份的竞争中已经失去优势,高端市场份额大幅缩小(如陶瓷、轻工业等),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产品质量提升缓慢。

本文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要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一,把城乡一体化理念落实为城乡市场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改变农民身份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场一体化、机会均等化等多个方面。从政策实施角度看,市场一体化包括市场监管一体化、农村市场规范化、质量标准一体化等。对于山东省来讲,要求技术监督、质量管理部门不能仅仅关注大中型企业,仅仅关注创建了多少名牌、多少个示范项目,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人们生活切实相关的小企业、小市场中。

第二,治理伪劣产品包围农村不能靠运动,要依靠制度进行常态化治理。山东省伪劣产品(尤其是伪劣食品)包围农村现象特别严重,但依靠运动式打击收效甚微。一些管理部门给出了例如“人手不足，检测费用高、耗时长，基层监管部门缺失鉴定资质”等原因,以此来解释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这些因素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对此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工作主动性不足。应根据问题严重情况适时调整监管力量及资金投入,构建稳定的产品质量监管网络。

第三,产品质量监管是一个长时间、动态化的过程。低质量商品在城市的市场份额缩小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大量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居住,其消费能力普遍低于城市原住居民(高房价是重要原因),因此低质量商品仍有潜在需求。此外,随着市场数字化程度的提高,网络销售产品的质量也亟需纳入监管范围。互联网+固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是一把双刃剑,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监管技术手段,从产地、运输、物流、配送、销售、消费(投资)等各个环节进行监控,让假冒伪劣产品失去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