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刘广岳

(1.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 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下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应运而生,其核心就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向以技术密集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环境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长期以来中国的年度实际外资利用额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FDI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山东省是中国吸引和利用FDI的集中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综合性试验区,深入分析山东省的FDI环境效应,通过省级间和山东省典型地区的市级数据的比较研究,解构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可以找出引发不同环境效应的制约因素,从而为更好地利用FDI,建设美丽中国,改善生态环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关FDI环境效应的研究简述

(一)基本观点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学者们对FDI环境效应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积极效应—— “污染光环”论。认为FDI 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技术和原动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绿色生产,进而提升环境质量。这种观点以Eskeland 和Harrison为代表,他们认为污染严重产业的FDI 企业会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治污技术[1]。Christmann 、Tayor的研究表明,FDI所具备的的高效管理技术可以使FDI企业相对于东道国企业来说更加具备遵守当地环境标准的能力[2]。徐惠明、李惠茹认为FDI对环境具有正向的“晕轮效应”,FDI所带来的更为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理念可以为我国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和指导,并借助对企业环保的管理与培训,对我国的环境质量带来正面效应。盛斌、吕越用Copeland-Taylor模型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分解研究,认为FDI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的排放[3]。

2.负效应——“污染避难所”论。认为FDI 会导致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跨国公司会把污染严重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使之成为“污染避难所”。Baumol 和Oates对这一假说进行了理论证明[4]。Mani对世界各国五个污染最严重的部门的进出口比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污染产业转移的现象确实存在。张彦博、郭亚军认为FDI 存量的增加会导致了经济规模上的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这是加剧我国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5]。薛伟贤、刘静通过文献梳理得出,基于我国的研究多数显示FDI的流入在整体上加剧了环境污染[6]。

3.模糊效应——“FDI”综合效应理论。He、王道臻、张宇等认为FDI对环境的效应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制和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对东道国环境产生的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关键取决于以何种机制的效应为主[7]。

(二)对我国FDI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在对我国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上,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应瑞瑶、周力认为FDI是导致工业污染的一个格兰杰原因[8],陈凌佳通过对我国112座重点城市的实证检验,证明FDI对生态环境存在负面影响[9],沙文兵、石涛通过对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FDI的环境效应显著为负[10]。钦晓双、孙成浩对我国的省际数据进行了差分分析,得出了相似结论。张学刚对FDI环境效应的不同部分进行了分解,认为虽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正,但规模效应是负的,总体效应也是负的[11]。

邓柏盛、宋德勇通过对我国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对比研究,提出环境恶化、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FDI的引入对环境的效应为正。盛斌对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后发现,FDI在总体和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的排放。贺培、刘叶通过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杨冕、王银通过对省级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均得出FDI对环境治理具有正面效应的结论[12-13]。周杰琦等从市场要素扭曲的角度切入,通过联立方程组对FDI绩效进行检验,认为FDI虽然通过产业结构和要素扭曲途径恶化了环境,但是可以在推动技术进步和改善经济上起到积极作用,且整体效应为正。

(三)文献评述及研究意义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阅读整理,我们发现FDI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环境效应并没有形成定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对于中国整体范畴的研究和省际的比较研究,而对于省级数据的单独研究和比较分析尚有欠缺。我国幅员辽阔,有34个省级行政区,省与省之间的地理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治理理念等都具有很大的差异,在对FDI的引进绩效方面也大有区别,对于省级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找出FDI环境效应较好的地区省份,研究其特点、分析其经验,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外资引进质量和外资利用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是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早在十九世纪青岛和烟台就是对外通商口岸,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对外招商引资的先行者之一,外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省的迅速发展。研究其FDI的环境效应如何以及怎样充分发挥FDI对环境效应的正推动,对践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价值,也是贯彻我国当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迫切要求。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临沂、潍坊、东营、日照)作为我国沿海的重要经济区,是山东省的重要经济区域,以全省面积的46.6%和人口的42%,创造了全省GDP的62.33%,作为山东省FDI的主要集中地区吸收了全省84%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包含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的三大核心城市(济南、青岛、烟台),因此对上述地区的FDI环境效应进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和实践意义。为充分对山东省的FDI环境效应进行定位,本文分别利用省际间实证的对比分析和山东半岛内部八市的市级数据的实证对比分析,查找不同环境效应背后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原因,总结经验,并对提升FDI环境效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FDI环境效应的解构及山东省的相应状况

本文参考Grossman和Krueger等人关于贸易环境效应的分析思路,将FDI的环境效应解构成三部分,用公式表达为:E=f(Y·S·T).

其中,E为FDI总体的环境效应,Y为规模效应,S为结构效应,T为技术效应。即FDI通过其投资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的作用影响当地的环境[14-16]。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FDI扩大经营规模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FDI的流入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因而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污染减少。因此,FDI的规模效应呈一个倒“U”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主要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方向以及经营策略。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2006年以后FDI的扩张速度加快,FDI规模短期高速增加,这意味着会占用更多的资源按照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造成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对环境的破坏。以工业领域为例,依照我国现行的行业分类标准,外商在工业投资的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13个高度污染密集产业,以当前的投资行业分布进入的大量外资势必会加剧环境污染。

表1 中国和山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

与之对应的,山东省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则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稳中有增的状态之中。没有出现短期内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这就给改进外资利用方式,优化外资环境效应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二)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指FDI的进入导致东道国各行业相对规模的变化,进而引起东道国环境的相应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结构效应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也是不一定的。引进的FDI中包含的污染行业的比重越高,排放的污染物就越多,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就越严重。当污染行业的比重较低时,结构效应的影响就是正面的。OECD认为,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加速了对一国服务业的投资,这对东道国的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有改善环境的作用,是正面的影响。但是,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服务业各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再者就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多集中于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相对严重,因此对环境产生的是负面的影响。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结构效应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FDI的产业分布，二是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贡献度。产业结构比例是反映一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最基本指标。按照经典产业结构理论,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转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演进规律。一般认为,FDI对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较为显著。污染严重的产业多集中在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中,故假设第二产业引进FDI的比重越大,可能产生的负向结构效应也就越大。21世纪以来,全国和山东省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下降,全国的比重从2001年的70%下降至2015年的34.5%,山东则由2001年的81.5%降至2015年的60.3%,这说明引进FDI的质量有显著提高。

(三)技术效应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技术效应是指FDI的技术转移或溢出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FDI凭借技术优势影响东道国环境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为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环境友好型技术,推动节能环保材料与设备的使用,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降低能耗与污染排放,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正向效应。二是按照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外资企业可能将达不到母国环保标准或环保成本较高的技术转移到发展中东道国,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负向效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一些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的投资者将ODS(臭氧层损耗物质)的生产和消费转移到中国。

但是总体来看,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大多是正面的。一方面,外商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以及先进的治污设施及相应技术,在相同的产出下厂商就会使用更少的投入和产生更少的污染。另一方面,东道国的企业可能会通过雇佣跨国公司的原有职员,或者模仿外资的生产工艺,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从而降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程度。

在分析FDI的技术效应过程中,FDI来源地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通过对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技术指标的比较研究,可以大致推断出来自该地的外资是以何种形式进入东道国,又进入了东道国的何种产业,从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其环境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从表2可以看到,在2015年我国的前十大FDI来源地中,包含了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开曼群岛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占总额的8.5%,英属维尔京群岛更是仅次于香港,是我国的第二大FDI来源地。而山东省的前十大FDI来源地中,虽然也有类似的国家和地区,但是排位相对靠后。

以英属维尔京群岛为例,该地政府1984年通过了《国际商业公司法》,允许外国企业在本地设立“离岸公司”,并提供极为优惠的政策。出于财务和避税等原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从国内转移到上述地区,然后披上外资的外衣重新回到国内,这部分资金可以称之为“伪FDI”或者“虚假FDI”,是打着“外资”旗号的“内资”。它们的投资选择和利用方式,与真正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认为,这部分“虚假FDI”数量的多少,与FDI实际技术水平的高低,有直接的联系。一般认为,FDI对东道国环境的技术效应与FDI技术转移水平正相关。这类资金越多,FDI对环境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低,反之亦然。

表2 中国和山东的前十大外资来源地及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

下面对FDI的技术水平进行测算。借鉴郭熙保和罗知的做法,以引进FDI来源国或地区的R&D强度为基础,构建FDI技术水平指数,进而评估和比较引进FDI技术效应的大小。设FDI技术水平指数为FTEC。假设一国的FTEC等于FDI来源国或地区技术水平的加权平均值,其加权方式确定为不同来源国或地区的FDI流人量占总流人量的比重,则有如下关系式:

FDI为FDI来源国或地区i流人某国的FDI流量,∑FDI为某国引进FDI总流量,tech为FDI来源国或地区i的技术水平指标(每百万人中的R&D研究人员(千人))。根据公式,利用2013年中国和山东省各自的前10大FDI来源国或地区数据计算出引进FDI技术水平指数。所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经过计算得出,中国的FDI技术水平指数为3.163,山东的FDI技术水平指数为3.59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出13.7%。

由此可见,山东省FDI的主要来源地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全国,这是来源地分布结构所致,山东省的地理位置靠近日韩,吸引了大量的日资和韩资,而这两个国家的R&D指数均处于世界前列。

三、实证模型的构建与说明

在对FDI的环境效应传导路径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考察。构建函数关系如下:Waste=f(fdi,z),z为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若∂f/∂fdi>0,则说明FDI和污染强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对于生态环境存在着负面效应,反之则说明FDI的进入对东道地的环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

1.经济发展水平gdp:按照库兹涅茨曲线,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但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环境质量降低;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2.产业结构ind:产业结构是联系经济和环境之间的重要纽带,既可以从生产角度对各种经济资源进行配置,又可以从环境治理角度控制污染排放和环境资源的消耗。一般认为,第二产业对环境产生的负向效应最大。

3.人口数量pop: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地区污染物的排放量,本文选取地区户籍人口数量来表示。

4.政府治理gov:政府的环境治理开支也会对环境污染状况产生影响,通常状况下,环境治理投入越多,环境优化状况就越好,本文以政府每年治理污染的投资额来表示。

根据上述模型的要求,本文选取研究对象年度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表示污染程度waste,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表示fdi,GDP总额表示gdp,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表示ind,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表示pop,政府治理污染投资表示gov,本文以全国和29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新疆和西藏)及山东半岛八市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2001～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建立模型

通过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明,各变量序列均为同阶平稳序列,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满足建立计量模型的所需条件,模型如下:

WASTEi,t=αi,t=αi,t+β1FDIi,t+βz1Zi,t+μi,t

(1)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WASTEi,t表示研究对象的污染程度,解释变量FDIi,t是研究对象每年引进的FDI数额,Zi,t是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所构成的向量集,i∈[1,2…n]代表各个地区,t∈[2001,2015]代表年份,α是常数项向量,β1为系数,βz1为系数向量,μi,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降低异方差,并且易于得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对各变量均采取对数形式进行多元回归,鉴于很多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不会在当年立即建成投产,因此对于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滞后性,为了控制这一误差,借鉴鲍洋等人的做法,对于FDI数据采取滞后一期的方式进行处理[17-18]。

具体的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lnwasteit=αit+β1lnfdi(-1)it+β2lngdpit+β2indit+β2lnpopit+β5lngvit+μit.

(2)

四、实证分析及结论

(一)全国及省际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中国整体的FDI环境效应是正的。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FDI 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说明“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这个结果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环境治理能力普遍较高,目前已获得ISO14001和国内环境标志认证的企业中,2/3以上属于外资企业。 FDI采用较为先进的生产和治污技术, 不仅有效降低了自身污染排放,也对当地企业起到示范效应。 二是国家日益重视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问题,不仅在引入FDI时,加强了其对环境影响力的评估及产业引导等问题,而且也积极推动FDI先进生产和环境技术在当地企业的绿色生产中的示范和扩散效应,推动本地提升其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其他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gdp)的系数为正,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产业结构(ind)和人口规模(pop)的系数为正,说明工业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有推动作用;政府治理(gov)的系数为负,说明中国近年的环境治理工作获得了良好成效。

2.山东省的FDI对环境改善的拉动力要高于国内整体水平。在全国29个省际间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发现,共有11个省份的FDI环境效应为正,即FDI的引进加剧了环境污染,其余省份的FDI对环境污染均为负效应,在这些省份中,山东省的值为-0.317,绝对值略低于福建、海南和广西,显著高于全国的水平(-0.188)。这说明山东省的FDI对二氧化硫污染物的减排影响力要高于国内除闽、海、桂三省之外的其他地区。而这个结论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上一部分介绍的,山东省的FDI通过其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等传导路径影响的综合结果。

(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模型估计结果

为更好地分析山东省内部FDI的环境效应,又依据上式,选取山东半岛八市的相关面板数据(缺东营2011、2013、2014年数据),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分析结果显示,半岛城市群的八市中只有济南FDI的环境效应为负,其余都为正。济南FDI的环境效应为负效应,这可能与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引进的FDI大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有关。其他控制变量方面,GDP的增加对于污染物排放的效应各异 (济南、 青岛、烟台、威海为正、其余为负)，说明山东省内各市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也还存在着提高的空间;产业结构(ind)与人口数量(pop)的系数均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上升和人口的增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政府开支变量(gov)的系数全部为负,说明提高政府治理污染的投资量确实可以起到减排作用。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也基本符合我们的理论分析预测,即山东省在引进FDI方面具有较好的绩效,FDI对环境的影响大多为正;这是因为在外资引进过程中,FDI进入的本地产业类型和FDI来源地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资对东道地的环境效应,而山东省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

表3 基于全国和省际的面板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3 基于全国和省际的面板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

注: ①②③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值;下同。

表4 山东半岛八市面板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

五、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的相关结论,我们发现了影响FDI环境效应的诸多变量,在分析FDI对环境效应的传导路径,借鉴山东半岛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引进FDI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度控制外资规模。由于FDI的过快涌入会导致经济规模迅速增加而带来难以控制的环境污染,因此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应该放弃一味贪多、求大、喜快的旧有模式,在充分调研本地区环境承受能力和经济发展空间的基础上,把FDI的绝对值和增长率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使其平稳缓和地增长,做到经济与环境效益协调发展、同步提高。

第二,优化外资结构。现阶段的外资结构中,第二产业仍占据主导优势地位,而第二产业的FDI数量与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引进FDI的过程中,除了控制数量,也要控制结构,应着重引进具有创新特征和领先特征的新技术、新产业,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同时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另一方面可以对于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和鼓励,因为第三产业的FDI除了具备污染相对较少的特点之外,技术密集程度也较高,加大对第三产业FDI的引入力度还可以充分利用其技术溢出的效应,从多重路径来提高本地的环境质量。

第三,甄选外资来源。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效应强弱与其科技水平有关,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韩、新加坡等地的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指数相对较高,污染小、正面溢出作用大,而“虚假”FDI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应加强对FDI来源地的甄别和选择,尽量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技术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避免FDI“空有其名,未见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