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煜昕

摘 要： 《朗读者》是本哈德·施林克以一个反思德国人对罪责和罪行看法的作品。除了米夏自身的罪、身上赋予了历史遗留的罪责外，更有以米夏这一代人为代表的德国人在对历史的反思中犯下了麻木不仁的罪。作者就米夏的行为、思想分析其身上的罪责。

关键词： 《朗读者》 米夏 罪 反思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反映的是德国战后一代对战争及罪责的思考，作者借爱情的名义反思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众家对于该小说的分析，多选择从女主人公汉娜的角度思考人的罪恶，却少有分析男主人公米夏身上的罪。作者在早年间接受的专访《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中表示：“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责之中。”[1]3 就这句话的理解，我们应对米夏的罪作多层次分析。

一、自身的罪

关于“罪”，首先我们要明白其定义。从本义上理解，“罪”是指作恶或犯法的行为。宗教意义上的罪，是指一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或是指实施了这种行为的状态，通常这种行为准则的裁定者是神。在法律意义上的罪，是做出违法的、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这并不完全相同于道德、宗教、习俗的罪恶。我们从德语的罪责一词“Die Schuld”理解，它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对邪恶的、不道德的或被禁止之事负有责任；二是指有愧疚、负罪感之意，即意识到自己对某种邪恶的、不道德的或被禁止之事负有责任时的痛苦的感觉[2]。

我们首要思考的是米夏自身的罪，这并不是说他有违反法律的行为，而是从道德、宗教甚至于其内心感受的角度来说，他是有过错的，有违背自己良心所犯的错。这就主要体现在米夏对待汉娜的感情上。当米夏在泳池边见到了汉娜，但碍于颜面没有及时在众人面前承认与其的关系时，米夏就犯了一次错。这次的错误，让米夏的罪恶感渐渐显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非常难过”；“我的身体渴望着汉娜，不过，比身体的渴望更糟的是，我有一种负罪感”；“正是这种三心二意是我居然拒绝承认她，以致背叛了她”；“不告而别是她对我的惩罚啊”[1]86。这是米夏罪责端倪的出现。

后来汉娜被捕时，米夏更不愿袒露两人的关系。虽说不愿承认事实上已有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这一事实影响到法律上、道德上衍生的问题时，这显然就是更严重的过错。

其次是在汉娜被捕时，在法庭上隐瞒自己是文盲的事实。米夏作为一个清楚知道事实的人，没有选择为汉娜证明清白，反而让真相隐藏起来，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或许米夏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汉娜的尊严而尊重汉娜的选择，又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名声，但是基于事实的本身，米夏这么做是有罪的。因为汉娜是一个文盲，她不能理解不识字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但米夏不一样，他能清楚预见这一真相导致的结果，却对此事选择了沉默。

米夏自身的罪还是较为易懂的，从米夏对自身的回忆描写中可以发现。但他身上还有其他罪责，隐含在更深的层面。

二、被历史赋予的罪

“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一个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之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于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1]2-3。这是施林克的原话，这也是他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于“二战”历史、人性与存在的深度发问与反思。

这种罪恶在米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自身对汉娜的否认、欺骗、隐瞒是一种罪过外，米夏的身上还有被他人赋予的罪。关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米夏作为“战后的一代”，他的身上别无选择地带着父辈们遗留的罪恶，这就导致他成了道德与良心的负罪者。

当战后新一代都在一致齐声谴责父辈、母辈时，米夏也有反思，他“羡慕过一些同学，他们同自己的父母，同整整一代罪犯，包括见事旁观者、遇事逃避者、对事容忍者划清了界线”[1]172。这时，米夏与同学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想同上一辈也即是父辈划清界限，似乎想向所有人证明，“我们”与我们的父辈不是一个阵营的人，我们对他们和他们创造的历史是谴责的，并在积极同他们划清界限。但仅仅是谴责、划清界限就可以对“米夏们”的父辈或者过去的历史做了结吗？显然不能。

就如米夏说的：“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1]172因为米夏和汉娜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妇人的畸形恋爱关系，而是象征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告诉我们，战后一代没有办法简单地与父辈划清关系。米夏说： “实事求是讲，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如果指责，就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还选择了她！”[1]172这里“汉娜”不仅是她个人，而且包括每一个经历了戰争的德国人，就是米夏的父辈。米夏的父辈作为第三帝国时期的亲历者，他们在生活中是好父母、好医生、好教师，却不能阻止暴行的发生。甚至，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战争，或对身边的罪行麻木不仁，袖手旁观。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作恶，使米夏这一类作为罪恶历史传承者的战后一代，不得不继承道义上的罪责。汉娜有着双重身份，她除了是米夏的情人外，还是曾经的纳粹看守。米夏对她的经历感到难以释怀，一方面，他想摆脱汉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无法控制自己对汉娜的爱与思念。这种复杂的情感反复折磨着米夏，让他倍受着良心与道德的谴责。“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 ”[8]136。米夏对自己与汉娜的关系感到羞愧、自责，因为他对汉娜有着割舍不断的爱，同时也因为与曾经的纳粹分子扯上关系而愧疚、懊恼。米夏在旁听审理汉娜案件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与汉娜之间这种无法割断的关系，并不能靠简单地谴责或者干脆划清界限处理，因为这不是对待汉娜及她的过去的好办法，更不是正确的方法。

在米夏的身上，我们看到，是一个偶然因素，即一个人生逢何时，决定了他是否有罪或者该当何罪[3]。即使米夏在这一场战争中没有作恶，没有沾染鲜血，但与他有关系的人，如汉娜，再如米夏的父亲，他们都在这场战争中都是无形的刽子手，推动着战争的前进。

三、麻木不仁的罪

米夏身上除了自身的罪、被历史赋予的罪外，还有一种随波逐流的罪。这种罪，是指米夏为代表的一代德国人，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出现的错误行为。米夏说“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这样一味地努力划清自己与父辈间的关系，却使他们对历史的真相选择了忽略。

“麻木不仁”这个词在书中反复出现，说的不仅仅是米夏在法庭遇见汉娜时感到的眩晕，更多的是人的内心感受。面对接连的审讯，米夏麻木地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当然可以置身事外。或许只有这样的想法才能让他内心好受。但他在法官、陪审团、检察官、书记员身上，也发现了这种“麻木不仁”：法官们在倾听纳粹恐怖行为的陈述时，由最初的震惊，继而微笑、交头接耳； 陪审席上竟然有女人织起毛衣……在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所写的回忆录中，米夏在施害者甚至受害者的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麻木不仁”：因为毒气室、焚烧炉在他们眼里已是日常所用，他们由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而身陷麻木之中，仿佛一切感官都已关闭，人性也完全被剥离，如行尸走肉。这种状态下，人没有思考的能力，对于命令，只会服从，这透视出的是对生命的漠视。正是由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所导致的冷漠、顺从，恰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直击了整个社会，使一个个普通的人犯下“平庸的恶”，造成了一场历史上的“大恶”。更可怕的是，这种“麻木不仁”即使到了战后的和平年代，依旧是人们的日常心理状态。

美籍犹太裔哲学家、政治家汉娜·阿伦特在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汉娜·阿伦特指的是除了艾希曼外，还有那些和艾希曼一样的人，他们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地签发、执行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就像《朗读者》的汉娜，也有着“脱离现实与无思想”的行为，正是“麻木不仁”所导致的后果。

换个角度而言，米夏何尝不是这样？如法庭上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对汉娜之类的人进行审判时， 并没有追寻每个人身上的事实，而是简单地以罪论处。汉娜·阿伦特认为，这种“平庸的恶”最终可以毁掉整个世界，是因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丧失了批判性的独立思考。那米夏呢，像米夏这一代的人，是否也丧失了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他们面对父辈犯下的错误，没有深思，没有细究，对父辈的人一概而论。米夏只是“战后的一代”中的一个缩影，还有其他千千万万如同米夏一样的人，他们也是有着另一种“平庸的恶”。

米夏的罪，是由爱而生的，也是麻木的。米夏终究没有说出汉娜的秘密，表面上，他是帮助汉娜维护形象，实则他是一个处于非正常时期的人，他只是在麻木的状态下在自我保护。一开始，米夏还为“说与不说”而犹豫、痛苦，到最后，他说服了自己并为自己的麻木而感到高兴。他认为只有这样继续地麻木下去，才能重新回到生活里去，才能继续原本的生活。他的麻木，是对汉娜的爱，更是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保护，是掩藏他和汉娜认识并且有过关系的事实，是他对自己与纳粹女兵的关系深感“羞耻”和“罪恶”。汉娜死后，米夏经过深刻反思才明白，麻木不仁也是一种罪，也是这一原因让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对汉娜的死负上责任。如果说汉娜的“罪感”是身为文盲的耻辱的话，那么米夏的“罪感”则是保全自身的麻木不仁。当汉娜因米夏的麻木不仁而被判刑入狱时，米夏选择为汉娜朗读，在我看来，这是他赎罪的一种方式，他要借此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米夏的罪，是值得深思的，也是一言难尽的。

米夏随着年岁的增长，态度逐渐在转变。他用更加理性的姿态审视二战及二战中自己的父辈，思考法律究竟应该如何判定歷史中的个人责任。同时，也在反思我们用历史的批判的姿态，痛心疾首地谴责、回忆二战和那一代人时，对于其中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以致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应如何对待历史中的每个人。

《朗读者》中表现了多重的罪。从事实的本身，到精神的层面，无一不体现的是以本哈德·施林克为代表的德国人对于二战的反思。他把对当代德国人多层次的思考寄托于米夏的身上，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因自身的渺小而推卸对历史与灾难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反思，勇于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让我们看到德意志民族在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时，反省的态度真诚、勇敢而深刻。

参考文献：

[1]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朗读者[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冯然.试析施林克小说《朗读者》中“罪责”主题的呈现[J].华西语文学刊，2011（1）：132-137.

[3]南楠.论德国小说《朗读者》的罪责反思[J].名作赏析，2014（30）：44-4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