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繁花》沪语写作的语言特色与读者接受

2018-08-18侯雨婷

文教资料 2018年7期

侯雨婷

摘要：金宇澄的《繁花》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事物人情、百态生活。其中独有的语言特色——沪语写作不仅写明了上海的市井生活，而且能使南北方读者广泛接受。本文通过论述《繁花》写作语言的方言表达及表现形式，总结出其对当代文学方言写作的新启发，昭显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创新方向。

关键词：金宇澄《繁花》方言写作读者接受

引言

《上海文学》的编辑金宇澄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2013年3月所著《繁花》单行本出版，即刻引起文坛关注。不仅销售量榜上有名、获奖甚多，更有不少文学评论家、研究者纷纷研讨，引起文坛的高度瞩目。这其中，沪语写作是一个关注的热点，更有甚者将其写作语言称为“繁花体”。那么，金宇澄是如何做到沪语写作与读者接受两者的完美平衡的？值得研究与探讨。

一、认识：平衡——个性与读者

如果把一部作品看作作者建构的世界，那么语言就是这个世界由外部通向内部的照明灯。在充分凸显自我世界个性特色的同时，作家也要考虑读者是否愿意被其吸引，也就是读者接受。近年来，很多现代文学作品为了吸引读者，侧重销量，没有了自我的个性与独特的风格，千篇一律。创作者们似乎忘记了文学语言带给作品的生命力。金宇澄的《繁花》可谓独树一帜，它个性化的语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仅表现了上海生活的实感，展现了地域特色，还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对于方言写作，胡适先生曾表示，正统文学要发展，“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语言是为作品服务的。金宇澄的《繁花》最受人关注的还是它的文学价值，即小说通过沪语呈现出来的上海生活。因此，作品中的沪语应该是让读者既读得懂，又能增加阅读欲望的。因此，金宇澄在使用沪语创作上做了很大的努力。

《繁花》这部作品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不同。它是作者在无准备中完成的，可以说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起因是金宇澄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个网名开了帖。这对金宇澄而言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然后他创作的一些文字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好评与激励。此后，金宇澄开始修改、成文并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再经过多次编辑与雕琢，最后出版了今日的单行本《繁花》。这一点不同于传统写作。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反馈及时有效，两者的关系在交流中不断被拉近。在展现自我作品个性与风格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读者。他的写作模式对当代文学方言写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与影响。

二、表现：沪语写作的语言特色

《繁花》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改造沪语，创作了“繁花体”，用语言的独特性展现了上海的性格与特色，使文学作品有了“脉搏”。作品体现的是上海生活的实感，展现地域的风土人情。“上海人讲自家身边的故事”，自然少不了用沪语呈现上海的百态生活。大量沪语特色词汇及短语、句式语法表现结构的运用，很好地留存着上海市民生活的原生风貌，容易让人懂得且能增加阅读乐趣，便于读者构建自己心中的上海画卷。

（一）多语素融汇。

《繁花》是用沪语创作的作品，但不只有沪语，是一种融入普通话的多元制造。作者多方面采用了上海方言、普通话、苏北话、话本语言等语言要素，经过杂糅、提取、组合成了新的沪语。在小说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方言的语素，比如“吃杯茶”“花头花脑”“荡马路”“这只黑女人”“小囡”“赚得米更多”“数度提到”“好辰光”“交代清爽”等。这些词语对于读者而言，与生活常态结合紧密，比较容易理解，并且具有上海形象，作者就将其保留。这些方言语汇对北方读者来说借助上下文非常易懂。

（二）谐音改造。

《繁花》中多以对话语境呈现。作品人物你一言我一语，这种形式中上海人的对话语言、口语话运用谐音就有空间可以展现。比如《繁花》引子中，梅瑞对沪生说：“我姆妈早就讲了，做人，不可以花头花脑。”这里的“花头花脑”不难理解是“滑头滑脑”。用“花”代替“滑”，更有女子对男子不可花心的特指之意，别有意趣。又如《繁花》里“二妹到上海做嬉客”，此处的“嬉客”应常作“稀客”，而改为“嬉客”则更含有嬉戏游玩之意。口语不同书面语，有些词约定俗成，諧音的改动仍大有空间。

（三）直接释义。

在作品中，一些方言晦涩难懂，但是它们的出场又不可避免。作者直接采用释义的方式，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词汇加以说明，清晰明了。比如：《繁花》中李师傅讲的一口苏北话：

“小毛，煤球炉灭掉了，去泡两瓶‘温津好吧。小毛拎两只竹壳瓶，去隔壁老虎灶。理发店里，开水叫‘温津，凳子，叫‘摆身子，肥皂叫‘发滑，面盆，张师傅叫‘月亮，为女子打辫子，叫‘抽条子，挖耳朵叫‘扳井……”这一连串的介绍让读者得以豁然开朗。作者不愿破坏那样的语境，不滥改，保留上海特色，呈现给我们真实的上海生活画面。

（四）构建语境。

不仅用直接释义的方法解释说明，作品还利用上下文语境的方式便于读者理解。比如黑宝塔跟梅瑞说：“大家是姊妹淘，手帕交呀，不认得我了。”这里的“手帕交”就可以借用“姊妹淘”这个词语来理解，同位语语境。

又如陶陶与沪生的对话：“陶陶说，此地风景好，外面亮，棚里暗，躺椅比较低，以逸待劳，我有依靠，笃定。沪生说，几点钟开秤。陶陶说，靠五点钟，我跟老阿姨，小阿姐。谈谈斤头，讲讲笑笑，等于轧朋友。”引用文中的“开称”“谈谈斤头”“轧朋友”，如果针对词语孤立理解，我们可能就会有认知偏误。但是结合语境与人物身份，陶陶是一位买大闸蟹的商贩，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对话。

（五）反复结构。

作品中有不少语言和结构重复出现，增加出场频率以获取读者对作品的熟悉感。比如：“我有事体”“提到以前不少事体”“现在有啥事体”等。一连串的“事体”让人一看到，就自然联想到上海人的对话。又如“动词+定”这种短语格式，“立定”“靠定”“坐定”等，动作之后辅之“定”字，给人以踏实放心之感。

三、反馈：读者接受

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20世纪读者接受理论肯定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的主动地位，探讨读者在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和其间的复杂关系。

作家运用方言写作是一个复杂的文學现象。倘若文学作品全部用方言写成，肯定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情绪。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文学作品难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从文学的发展角度看，方言对于文学创作的活力与生机是有很大审美价值的。所以我们需要平衡二者的关系。

这样看来，自然避不开方言习作与读者接受这两者的平衡。在这一点上，《繁花》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为资深编辑的金宇澄从不吝于对自己的作品大刀阔斧地修改，从弄堂网到《收获》，再到单行本，至如今的精装版，每一版都有精密修改。初载于网络时的《繁花》，语言略显粗陋，沪语气息十分浓厚……甚至多次有沪语式脏话……”金宇澄对原本沪味浓厚的原版进行精加工，使得单行本的《繁花》能够坦然面对全国各地读者。“金宇澄新奇地搜集着各类读者对《繁花》的反应。上海人读来怎样，上海以外的江浙人读来怎样，江南以外的中原、北方人读来怎样；同龄人读来怎样，小辈人读来怎样；传统文学读者读来怎样，网络文学读者读来怎样”。

（一）多元杂糅，改良方言语素，让读者读得懂。

作品中沪语、普通话等多元杂糅，运用的沪语语素，或读者一目了然，或结合上下文语境，或直接解释说明。整部小说，凡是不通文的上海词尽量不用。总之，最基本的是让读者读得懂。若非如此，生涩难懂如何吸引大量阅读者？

（二）宁删勿滥，语言转换，消除读者阅读的心理障碍。

金宇澄在打磨与提炼沪语时，并非滥改。有些词改了，就会擦除一些上海的面目。有些词用了，会增加读者的心理地域障碍。金宇澄曾表示，整本《繁花》不用“你”，也就是上海话的“侬”，不用“他”，上海话的“伊”，包括“我们”——上海话“阿拉”，“他们”——上海话“伊拉”，这些人称词，小说最是频繁，但我不用，改为直呼其名，上海人也习惯直呼其名，更因为我们设想一下，外地读者翻开这本书，间隔五六个字就是一个“侬”，“伊”，“阿拉”，“勿响”、“弗响”，相信他看不下去，虽然“侬”在古文里“你侬我侬”，非常文雅，但一本当代小说频繁出现这些字符，对一般读者阅读肯定不利。

（三）口语对话语境，让读者参与思考。

《繁花》中大量口语对话，语言简短精练，并且仅用逗号与句号这一特殊的语言装置，不加做作地展示。“××说”的句式结构是对话的基本。在这种直接的口语对话中，双方你追我赶，推动了小说情节的进度。读者阅读中跟随对话者不断转换视角，不断思考，易于融入对话语境，构建他心目中的上海情态。大量铺陈的对话用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的性格。

例如：“一次阿宝说，雪芝，我来乘电车。雪芝说，好呀。阿宝说，真的。雪芝说，乘几站，还是几圈。阿宝说，曹家渡到提篮桥，我乘两圈。雪芝说，可以。阿宝说，要我买票吧。雪芝说，买啥票。阿宝说，我上来就坐。雪芝说，当然。阿宝说，坐前面，还是后面。雪芝说，坐我旁边。阿宝说，碰到查票呢。雪芝说，就看阿宝讲啥了。阿宝说，讲啥。雪芝笑起来。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

引文是阿宝和雪芝的对话。在阅读中读者不断跟着二人的语言转化心态参与到文本对话中，有种感同身受的现场感。人物对话简洁明了，日常感跃然纸上。大段对话堆砌在一起，没有空间的空白，带来时间上的急促感，将人物的谈话推向了主位。

（四）多义词汇的运用，给读者留有想象空间。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这是《繁花》的第一句话，也是在全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句式——“××不响”。这里的“我”，我理解为每位读者。“不响”就是不吭声、不说话了。其实作者是借“不响”省略了背后的“响”，背后的情绪、感情。作者留下了广阔的时空，让读者自己去“响”。

文章中出现的每一个“不响”的背后，作者都链接了无数种可供选择的“语义场”，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调动了读者的故事参与度。每个“我”想我所“响”，而不是只被读者引导的木偶人。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思考力，读者在不断反复中加深了对文章的回味与感悟。

结语

“文学作为语言的创造，意味着作者通过语言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作为自己的心灵家园，安放自己的灵魂”。在语言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精神世界的理性追求。

金宇澄将自我写作言语个性与读者接受做到了很好的平衡，给予了《繁花》很强的生命力与韧性。与此同时，《繁花》在写作语言运用上所展现的开放、创新及多元性，值得现代文学写作借鉴。择优吸收，更生互补。它留给当代文学方言写作很多思考与探讨，促进着文学语言的新发展，昭显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创新方向。

参考文献：

[1]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董正宇.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3]黎文娟.《繁花》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4]钱乃荣.上海方言[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