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亮（副教授），吴 营，王靖宇

一、引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从1979年开始逐步建立会计制度，稳健性原则完全是由国外的“conserva⁃tism”这一单词移植过来的。但稳健谨慎的思想在我国会计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比如瑞蚨祥的“打厚成”方法。瑞蚨祥按照东家分七成利润、掌柜分三成利润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东家类似于现在的股东，掌柜相当于现在的经理人。东家会要求掌柜年年都有利润，在利润比较高的年份，掌柜为了防止下一年因利润不高而受到东家的责难，就会将利润比较高的年份的收入推迟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掌柜已经具有稳健性的思想。会计稳健性原则存在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稳健性就是将不确定性变为可确定性。

Watts[1]认为会计稳健性思想的运用对于会计实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众多研究者认为会计稳健性导致企业会计报表中的信息并未真实表述，从而违背了会计信息中立性的原则。2008年，FASB与IASB在联合概念框架中没有再强制要求把会计稳健性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则之一。我国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取得有利地位，将实现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作为现阶段会计改革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财政部对会计准则相继进行了大范围的修订与调整，如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2014年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和财政部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10个关于会计改革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为规范公允价值的计量和披露而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都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但是两者具有一定的互斥性，公允价值的出现势必会影响会计稳健性。会计准则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行为，本文以准则变迁的视角分析在时间序列下的会计稳健性的变化情况，以此检验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现在大部分的文献已经证明了我国在1993年、1998年、2001年的会计准则改革中均加强了会计稳健性的运用，但基于2001～2016年会计准则变化来研究会计稳健性变化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力求以2001～2016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的会计数据为基础运用Basu模型对我国会计稳健性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对其出现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以此检验会计准则的实施质量。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会计稳健性的形成机理

西方国家对于会计稳健性思想的运用由来已久。刘珊珊[2]从制度演化视角分析了会计稳健性从“本能—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Littleton[3]在研究中发现市价与成本孰低的方法早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当时意大利商人已经开始运用这种方法计量期末存货。我国对于会计稳健性思想的运用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商家对于年终资产和未收回的账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折价，这样做考虑了资产和应收账款所面临的未来风险，使商家能够灵活应对不可预料到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会计目标经历了一次转变，由之前的受托责任观逐渐转变为决策有用观。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会计稳健性的运用违背了“会计信息中立性”的质量要求，建议放弃会计稳健性。不可否认的是，会计稳健性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多学者对于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Ahmed、Billings、Morton和Stanford-Harris[4]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降低债务成本以及减少债权人与股东在股利政策方面的冲突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Watts[5]认为诉讼案件的存在使得会计稳健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高估资产和低估负债更易受到起诉，随着证券诉讼中买方获胜的比例越来越高，诉讼金额和赔偿费用的增加，管理层和审计师倾向于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Watts[6]认为会计稳健性会减少管理层偏见问题的发生，并且会计稳健性具有低估净资产和推迟确认收入的作用，在信息的披露方面会计稳健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Ball et al.[7]认为会计稳健性可以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工具，抑制管理层的不对称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我国众多学者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对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毛新述[8]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能够使债务成本显著降低。张宏亮[9]则将会计稳健性的经济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定价功能、治理功能和投资者保护功能。会计稳健性是由多方对于企业利润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仅由投资者、监管者以及审计师中的任意一方形成。

（二）会计制度、公允价值计量与会计稳健性

在会计制度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方面，国外与国内的学者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Holthausen等[10]研究发现，严格的会计制度与具有稳健性思想的报表编制者之间存在着补充替代关系。

国内的研究者检验了契约、法律、诉讼、税收、会计制度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曲晓辉、邱月华[11]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影响我国会计稳健性最重要的因素，契约、诉讼、税收都不是影响会计稳健性变化的主要因素。毛新述、戴德明[12]认为我国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的强化会导致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可以通过提前变革会计制度来改善。李增全、卢文斌[13]则以1995～200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会计盈余在总体上是稳健的，同时会计盈余的变化呈现出不对称性。

李远鹏[14]在其博士论文中实证检验得出我国上市公司所存在的会计稳健性并不是真正的稳健性，而是一种“伪稳健性”。曲晓辉、邱月华[11]实证检验得出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会计稳健性并不是真正的稳健性，稳健性存在的原因是亏损公司进行了盈余操纵，在去除亏损公司样本后，并没有检测到会计稳健性的存在。邱月华、曲晓辉[15]认为已有研究中存在样本偏差，因为会计稳健性要求在计量时多确认亏损、少计收入，样本中亏损公司的产生正是因为稳健性高造成的；他们进一步按照样本公司“洗大澡”的动机程度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总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为“伪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与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会计稳健性强调对待收入确认要保持谨慎态度，低估资产；而对于公允价值而言，则是要求以有序市场的公平价格进行计量。公允价值是在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运用，美国学者们为了更好地计量金融资产的价值，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公允价值这个计量属性。而会计稳健性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将会计稳健性运用在证券金融行业，对于增加利润和降低利润的不对称处理会导致信息的不完全中立。例如，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少确认收入而提前卖掉股票。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就产生了损失，职业经理人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完成股东要求的利润率而遭到解雇，而公允价值的运用可以减少这些由于不确定条件的存在而导致的确定性事件的发生。但是两者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因为就其发展的市场基础来看，虚拟经济不能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

刘珊珊[2]认为会计稳健性与公允价值是互补的，在金融工具计量领域，公允价值比稳健性计量更准确，但是计量过程中又存在着道德风险，因此会计稳健性又抑制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经济泡沫出现的情况下。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引用经历了四个阶段：1998年引用、2001年取消、2006年又重新引用、2014年重新规范。陈骏[16]利用2001～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公允价值的计量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从整体来看，我国A股上市企业在2001～2016年间存在盈余稳健性，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盈余稳健性呈下降趋势；在控制了亏损企业后，企业不存在盈余稳健性特征。

假设2：企业整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是企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所造成的。

假设3：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实施使得盈余稳健性下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1～2016年在深沪两市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同时将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剔除金融类公司；②剔除被ST公司；③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

（二）模型设定

1.盈余稳健性模型。根据已有研究，用Basu[18]盈余—股票报酬关系度量法构建以下研究模型来度量盈余稳健性：

其中：EPS为公司在t年度的每股收益 ；Pi，t-1是公司在t年4月30日的股票收盘价；Ri，t是根据t年的5月至t+1年的4月i公司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月个股报酬率计算得出的年个股报酬率；DRi，t是虚拟变量，当Ri，t＜0时取值为1，否则为0；ε是随机误差项。

在模型（1）中，β1度量了会计盈余与正的股票年度报酬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会计盈余确认“好消息”的及时性；β1+β2度量了会计盈余与负的股票年度报酬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的及时性；β2度量了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较之确认好消息的增量及时性。由于稳健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映比对好消息的反映更为及时充分，故可通过检验稳健性系数β2是否显著大于零来判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是否稳健，β2越大，说明公司盈余稳健性越强。

2.盈余管理检验模型。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检验企业在各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NDAi，t代表的是i公司在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Ai，t-1代表的是公司在t-1年的总资产；△REVi，t指的是公司在t年的营业收入相较于t-1年的变化量；△RECi，t代表的是公司在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相较于t-1年的变化量；PPEi，t代表的是公司在t年的固定资产总值；ε用来检验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对模型（1）中Ri，t和EPSi，t/Pi，t-1的分年度描述性统计结果，Ri，t代表股票市场的回报率，EPSi，t/Pi，t-1代表的是会计盈余。根据Basu[17]经典模型所表达的含义，会计稳健性会使企业及时确认坏消息而推迟确认好消息，这种确认方式使得会计盈余反映了更多的坏消息，更可能出现左偏的现象。

按照Stata工具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规则，偏度越接近于0，则越满足对称性原则；偏度大于0，表示右偏；偏度小于0，表示左偏。由表2中结果观察到2001～2012年EPSi，t/Pi，t-1变量是右偏，2013～2016年是左偏，而股票市场回报率Ri，t一直呈现右偏的现象，这可以初步表明我国A股上市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

表2 总样本分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下面将对Basu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除2009年Basu系数为负外，其他年份系数均为正，这与假设1基本相符，即我国A股上市企业从总体来看存在盈余稳健性。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盈余稳健性的年度变化情况，用表3中的Basu系数制作图1。根据图1可以看出，2006年与2014年是两个“转折”年，2006年之前会计稳健性呈现递增的趋势，直到实行新会计准则才改变了这种状况，2014年稍有上升，但是之后又出现下降。观察到Adj-R2不大，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市场中还存在很多非理性行为。

表3 总体样本检验结果

但是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有理由怀疑某些年份呈现出的会计稳健性是由于亏损公司的存在才产生，所以在剔除亏损公司后又对Basu进行了同样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到，会计盈余出现右偏的现象，这初步说明在剔除亏损公司后，盈利公司在整体上不存在盈余稳健性。

对盈利公司进行Basu模型检验，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Basu系数在很多年度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设1，在剔除亏损公司后，盈利公司在整体上并不存在盈余稳健性。如此来看，这个结果似乎再一次验证了李远鹏[14]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存在样本的偏差等问题，由于盈余稳健性的特定性质，其造成的后果就是降低了利润，不能排除公司发生亏损就是盈余管理导致的。那么，企业表现出的会计稳健性是真正的稳健性还是由于将收入利润向下调减进行盈余管理而造成的呢？

表4 盈利公司数据统计性描述

下面笔者将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即模型（2）对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ε代表了盈余管理的大小，如果为正代表公司向上调增利润，如果为负代表公司向下调减利润。如果公司进行向下调减利润即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则可能导致“伪稳健性”的发生。表6的结果显示公司进行的盈余管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为了进行更加直观的观察，将表6中的盈余管理程度制成图2。通过图2可以发现，在2006年之前公司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年份较多，在2007～2016年间公司普遍进行了正向的盈余管理，这说明在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情况下，Basu系数依然为正，由此验证企业呈现出的会计稳健性是真正的会计稳健性。这表明假设2是不合理的。

由于2006年新会计准则中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我们推断这会导致“好消息”（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增值）在会计盈余上得到更快的反映，从而降低了好消息和坏消息确认的不对称性。2014年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施行，使得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确认更为对称和及时。由此本文将对公允价值计量是否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采用的方法是将金融类以及房地产企业作为一组，将传统制造业作为一组，分别将这两组的Basu系数在2006年前后的下降百分比进行比较，结果如表7所示。很明显，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比较多的金融类及房地产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要比传统制造业的稳健性下降得多，这从侧面反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采用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表5 盈利公司检验结果

图1 Basu系数年度折线图

表6 盈余管理程度检验

图2 年度盈余管理程度柱状图

表7 制造业与金融类及房地产业的Basu系数对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1～2016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会计准则变化的视角利用Basu模型、琼斯模型进行了会计稳健性以及盈余管理程度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在未剔除亏损公司的情况下，除个别年份外，Basu系数显著为正，并且我国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准则变化年度都会出现转折；在剔除亏损公司后系数依旧为正，但部分年份的系数在统计上没有意义；随后运用琼斯模型进行盈余管理检验，发现公司在大多数年份存在正向的盈余管理，这表明我国企业在某些年度出现的会计稳健性并非“伪稳健性”。

用金融类以及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比较发现，广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类以及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其稳健性降低效应更为明显。2001～2006年间，由于大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导致稳健性上升，可以称之为“减值稳健性”；2007年稳健性下降的原因是新会计准则广泛采用了公允价值，导致“好消息”（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增值）在会计盈余上得到更快的反映，从而降低了好消息与坏消息确认的不对称性；2014年下跌是由于推出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使得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确认更为对称和及时。

（二）启示

过度稳健性将会导致信息有用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从而损害会计信息价值的相关性。但是不重视会计稳健性又会引起管理层利用会计政策高估、早报盈余以及低估、晚报损失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者来说，如何把握对于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政策的制定显得至关重要，既不能使会计稳健性过高，又不能使会计稳健性不足。对于成熟期与成长期企业来说，降低会计稳健性可以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企业应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本文的不足在于仅证明了我国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并非“伪稳健性”，对于某些年度出现的会计非稳健性是否由于公司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导致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