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恕立，吴楚豪

一、引 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区域体制和美国新政府推行的双边体制逐步盛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佟家栋等，2017）。面对持续严峻的开放环境，加之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中国经济面临重构开放经济新格局的紧迫战略任务。2013年9月，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为中国打破这个局面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李稻葵等，2017）。“一带一路”以和平发展为初衷，旨在通过构建一个开放、普惠、包容、均衡的新型合作框架，实现区域内部的经济繁荣、文明互鉴、基础设施共享。当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深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培育我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保障我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正当权利，加强我国在探索新型国际治理模式中的话语权。那么，中国能否借助“一带一路”开放体系，推动区域性分工地位的提升，进而跃升到原本由欧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从而实现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呢？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产业垂直化分工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并在全球价值链中被牢牢定位在了低技术、低附加值等底部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处于“被俘获”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容易丧失自身发展的自发性，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际竞争中越发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在新的发展框架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Kaplinsky和Morri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