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俊，丁 竹，位豪强

一、引 言

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关系”氛围较为浓厚。近年来，“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延伸到财务学和会计学领域，并成为热点。其中，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与管理层间关系对治理效果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存在可能会扭曲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Güner等（2008）发现，董事的社会关系弱化了其公司治理职能，使公司在选择投资机会、提升利润和兼并收购等方面的表现较差。Hwang和Kim（2009）的研究表明，CEO与董事的社会关系使其获得了更高的薪酬。Fracassi和Tate（2012）分析指出，有权力的CEO更倾向于雇用与自己有关系的董事，这种社会关系减弱了董事会的监督强度，降低了公司价值。陆瑶和胡江燕（2016）发现，CEO与董事间的社会关系会提高公司的违规概率。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也可能具有价值。Adams和Ferreira（2007）认为，董事会对CEO友好能够激励其汇报内部信息，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绩效的建议。Hoitash（2011）发现，与管理层存在关系的独立董事比较适合在审计委员会任职，因为审计委员会行使其职能需要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刘诚和杨继东（2013）指出，管理层与独立董事间的社会关系存在潜在的价值。

要理解关系型独董的角色，有必要回归到其选聘环节。对于公司选聘关系型独董的原因，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源于我国的“关系”文化。而值得思考的是，既然社会关系的存在可能给公司带来负面的治理效果，向市场传递不好的信号，为什么上市公司还是热衷于选聘关系型独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