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王记文 秦婷婷

摘要：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有18岁以下孙子女的60—79岁老年人孙子女照料和其就业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近六成老年人承担着孙子女照料责任；近1/4的老年人还在工作。就整体和城镇老年人而言，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在60—64岁老年人中，二者则存在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乡村老年人虽呈现出孙子女照料与就业兼顾的特征，但在控制变量内生性后，这一特征消失。文章还就老年人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积极老龄化政策措施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孙子女照料；就业；老年人；工作家庭平衡；积极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3.6；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3-0092-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3.009

Abstract：Using CLASS data conducted in 2014，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children care and working status of the Chinese elderly aged 60—79 years old.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elderly nearly 60% are taking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almost one quarter are still working. Despit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found between grandchildren care and working status for the overall and urban elderly，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elderly aged 60—64 years old who is caring for his grandchildren is less likely to be working. The rural elderly seems more likely to play two roles at the same time， but the case is not true when controll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 of the two variabl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work family balance and active aging related policies.

Keywords：grandchildren care； employment； elderly； work family balance； active aging

工作家庭平衡問题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日益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多聚焦于职业女性，养老抚幼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家务负担。事实上，家庭中为数不少的老年人帮助子女承担着儿童照料责任。在社会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出于节省育儿费用和保障孩子安全等方面的考虑，祖父母常常是家庭优先选择的孙子女照料者。21世纪以来，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推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人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孙子女照料不利于老年人的就业[1-3]。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在其2002年形成的健康—参与—安全三位一体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中，“积极”被界定为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共事务上的持续参与，而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或仅限于劳动参与[4]。根据欧盟2012年基于结果指标制定的积极老龄化指数（AAI），就业（以老年人的年龄别就业率衡量）与社会参与（包括志愿活动、一周至少一次照顾子女和孙子女、一周至少一次照顾年迈或残疾的亲属、政治参与）都属于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5]，那么在中国，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工作家庭间的冲突，还是积极老龄化不同内容的互补？做出不同选择的老年人的特点有何不同？本文将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

一、文献回顾

祖辈帮助照料孙子女有助于子代平衡工作与家庭[6]，但欧美国家祖辈通常仅提供短期辅助性的照料，只有在子代遭遇死亡、婚姻解体、犯罪或患有残疾等特殊情形下，祖辈才会承担起“代理父母”的职责[7]。与西方家庭传统不同，照料孙子女是中国老年人的重要活动与家庭角色之一。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对父母有更强的生活依赖和心理依恋，因而老年父母帮助子代照料孙子女既顺理成章又不可或缺[8]。中国城乡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方面具有不同模式：农村老年人由于子代外出打工等缘故，往往是以主要监护人的身份全面照顾孙子女的日常起居，形成“隔代抚养”的模式；而城市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参与程度和强度则取决于其是否与子代同住，根据子代需求而定[8]。照料孙子女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代际关系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但影响大小和方向因照料强度和文化背景而异[9]。如果老年人仅仅是辅助照料孙子女，则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家庭地位，改善其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10]；但如果是作为孙子女的主要照料者，则会增大老年人的责任和压力，侵占其闲暇时间和隐私空间，减少其社交活动，损害其生理和心理健康，甚至会提高老年人社会隔离和心理抑郁的风险[11-12]。不同性别老年人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责任、为此付出的时间及其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祖母更可能承担孙子女照料责任，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但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9，13]。

老年人的就业率一般低于年轻人。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趋势，退休年龄段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比例在逐年增加，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就业率为21%[14]。缓解经济压力是老年人就业的主要动因，良好的身体状况也会提高其就业可能性[15]。城乡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供给具有完全不同的机制：农村受个体性别、年龄、健康、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而城市则具有较强的刚性，与工作单位性质有关；劳动收入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城乡老年人就业，非劳动收入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在农村为正相关，在城市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16]。子女数量与城市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的可能性呈现正相关[16]。也有研究发现，子女总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城镇中老年个体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儿子数量的增加则会消减这种影响[17]。代际经济支持，有助于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18]。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而言，既可能因满足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而延迟退休年龄，也可能因其更好的经济状况而降低在业可能性；而且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19]。

关于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二者存在冲突，祖父母角色会增强个人提前退休的可能性[1]；照料责任会占用老年人的时间，降低其就业概率[16]，缩短其劳动参与时间，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2]。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许多祖父母通过缩短工作时间甚至更换工作的方式，以实现工作与孙子女照料责任的平衡[3]。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退休时间选择和孙子女照料责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家庭特征是二者的共同决定因素[20]。照看孙子女会减少无配偶祖母的劳动参与率，但会延长有配偶祖母的工作时间[21-22]。

综上，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虽然在21世纪以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较少涉及照料频度或强度的影响，也很少被纳入积极老龄化的视野下进行讨论；国内的相关研究还相对缺乏。中国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制度设计，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作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决策，使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

二、研究设计

1.理论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角色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角色一词最早来源于戏剧，指演员塑造的舞台形象，后来被引入社会心理学，指社会对一个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的行为期待，也是一种社会规范[23]。每个人都承担着多重角色，但多重角色并不必然造成角色冲突，只有当某些角色需求的满足阻碍了另一些角色需求的满足时，才会产生角色冲突现象[24]。角色冲突最经常体现为工作家庭冲突，来源于角色间的时间冲突、压力冲突或行为冲突[25]。积极老龄化是国际社会应对21世纪老龄化问题的新理论、政策和发展战略，是旨在扭转人类对老龄化消极认识的新概念，被界定为“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和机制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26]。这一理念已经体现在联合国包括扶贫、城市发展、就业保障等各项工作领域；国际劳工组织以促进老龄就业为目标，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保障两个方面解决积极老龄化中最实际的问题；鉴于欧洲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欧盟是最主动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地区组织[27]。我国则于2006年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议题，十八大之后更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根据角色理论，对于老年人而言，承担孙子女照料责任与就业这两者间的角色可能会产生冲突。从时间冲突的角度，照料责任占据了老年人的时间资源，使其不得不调整工作安排，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设1：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即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更不可能就业。从压力冲突的角度，照料责任可能加大老年人的经济负担，需要其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入。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设2：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更可能就业。

可见，基于上述两个角度，老年人承担孙子女照料责任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方向是相反的，前者照料责任会降低老年人就业概率，后者照料责任则会提高老年人就业概率。而根据积极老龄化理论，无论是就业还是照料孙子女，均表明了老年人參与社会并作出贡献的能力。选择何种行动的前提和基础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意向：健康的老年人精力充沛，有能力承担多重角色；病弱的老年人则可能成为他人照料的对象，既无法就业，也没有精力照料孙子女。对“抱孙子”怀有迫切愿望的老年人以照料孙子女为乐，可能并不介意自己时间被占用；希望保留更多闲暇时间或热衷于自我兴趣爱好发挥的老年人，则不一定愿意承担孙子女照料。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设3：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加剧了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现有西方文献结论并不一致，大多支持研究假设1，但也有的验证了研究假设3。本文感兴趣的是，就中国老年人而言，这两者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基于近期全国性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予以讨论，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城乡和性别差异，以及子代经济支持的提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2.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 CLASS），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连续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2014年8—10月，CLASS基线调查在除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之外的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正式开展，以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抽取样本，以县级区域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为次级抽样单位，最后在每个村/居委会采用绘图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户，每户访问一个老年人。最终获得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个人有效问卷11511份。基于研究主题，本文仅保留有18岁以下孙子女的60—79岁老年人，各变量剔除缺失值之后，最终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规模为6662个。

3.变量及其操作化与分析方法

孙子女照料和老年人就业是本文的两个关键变量。其中老年人就业以其是否在业衡量，依据问卷中“目前您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动”问题，将答案为“是”者认为“在业”，答案为“否”者认为“不在业”，并处理为虚拟变量。定义就业率为在业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孙子女照料责任依据受访者对问卷中“过去12个月，您照看这些（外）孙子女所花的时间是”问题的答案来判断，对变量进行两种处理。第一种处理方式是按照照料频度构建虚拟变量。依据欧盟积极老龄化指数“一周至少一次”的频率，将“每天从早到晚”、“每天有段时间（但不是全天）”以及“每周至少一次”设定为“经常照料孙子女”，操作化为1；“每月几次”、“大约每月一次”和“很少或者没有”设定为“不经常照料孙子女”，操作化为0。第二种处理方式是按照照料强度构建分类变量。考虑到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数量（每个老人最多有5个子女）及各孙子女的照料频度可能有所不同，首先将问卷中以语言描述频次的6类选项，按照月小时数粗略估计进行定量处理，其中“每天从早到晚”设定为10小时/天，乘以30天/月，得到每月300小时；“每天有段时间（但不是全天）”设定为5小时/天，乘以30天/月，得到每月150小时；“每周至少一次”设定为10小时/周，乘以4周/月，得到每月40小时；“每月几次”设定为5小时/次，乘以每月3次，得到每月15小时；“大约每月一次”设定为每月5小时；“很少或者没有”设定为每月0小时。然后将每个老人照料孙子女的时间进行加总，之后按时间分布情况将老人的孙子女照料责任分成三类：高强度照料（每月大于270小时）、低强度照料（每月0—270小时）和无照料（0小时）。

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属性以及子代的经济支持将被特别考察。其中性别和城乡均操作化为虚拟变量；子代的经济支持根据问卷中“最近12个月，这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钱、食品或礼物，值多少钱”的答案判断，考虑到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及各子女的经济支持力度可能有所不同，先按照老年人每年从所有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总量进行定量处理，再根据中位数划分为“低资助”和“高资助”两类，并操作化为虚拟变量。由于城乡经济状况差异，中位数按城、乡分别取值分类。

此外，根据已有文献研究结果，老年人的其他个人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性质、主要生活来源，以及家庭特征如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是否与子女同住等均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模型（见表1）。

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果单纯验证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理想情况下应采用纵向数据，探讨孙子女出生或开始承担照料责任这些事件对老年人就业（或退休）产生的影响。本文关心的是在同一时期老年人的两个角色（假设过去12个月内老年人的在业状态未发生变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分别对孙子女照料和老年人就业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分析，之后采用列联表分析探索两者间的关系，再根据结果进行回归统计、倾向值分析和分类分析。

三、主要分析结果

1.近六成老年人承担着孙子女照料责任，高强度照料者超过1/4

数据显示（见表1），就全国整体而言，在有18岁以下孙子女的60—79岁老年人中，承担着孙子女照料责任的老年人比例为56.77%；49.95%的老年人经常（即每周至少一次）照料孙子女；高强度（即每月超过270小时或每天超过9小时）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例为26.64%，相当于在每两个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个属于高强度照料。在经常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中，照料1个、2个、3个及以上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例分别是80.02%、16.71%和3.28%。

城镇老年人经常照料以及高强度照料孙子女的比例，分别比乡村老年人高9.51和2.84个百分点。全国以及城乡老年人在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子女经济支持力度越大的老年人经常照料孙子女的比例略高，但差异并不显著；子女经济支持力度與老年人特别是乡村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强度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城市不显著）。

孙子女照料的频度和强度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加呈现显著的下降态势：60—64岁的老年人中有61.78%经常照料孙子女，35.92%高强度照料孙子女；75—79岁的老年人的相应比例则分别降为31.92%和13.19%。相比较乡村老年人，城镇老年人随年龄在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上下降的幅度更大。

相比较身体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全国和城镇自评健康的老年人中有更大比例经常照料孙子女（乡村仅在10%的水平上微弱显著）以及高强度照料孙子女。相比较不在婚的老年人，目前有配偶的老年人经常照料和高强度照料孙子女的比例显著更高。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经常照料孙子女的比例为66.22%，显著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同一比例（37.39%）；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高强度照料孙子女的比例也更高（37.98%对比17.88%）。

2.近1/4的老年人在业，城乡在业比为一比三

老年人的就业率整体水平为24.63%，说明60岁及以上老年人虽然基本上都达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还是有近1/4的老年人仍在从事有收入的经济活动。

乡村老年人的就业率（38.51%）是城镇老年人就业率（13.30%）的近3倍，这应与城乡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就业属性有关。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中就业率仅为6.80%，而以其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则高达36.72%；城镇老年人中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显著高于乡村同一比例（分别为62.57%和13.23%）；但在乡村，即使是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就业率（14.14%）也高于城市同一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就业率（5.53%）。男性老年人的就业率（30.57%）显著高于女性老年人（18.82%）。子代经济支持力度与老年人特别是城镇老年人的就业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乡村不显著），获得子女较少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就业率明显更高。子女经济支持力度较小的城镇老年人就业率为16.16%，比子女经济支持力度较大的老年人的就业率高5.39个百分点。

无论城乡，老年人的就业率均随年龄增加呈现显著的下降态势：60—64岁、65—69岁、70—74岁和75—79岁老年人的就业率分别为34.77%、23.94%、15.34%和8.13%；乡村各年龄老年人的就业率均高于城镇老年人，如75—79岁的城乡老年人就业率分别为3.13%和14.63%。自评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就业率显著高于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但在乡村，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中仍有32.54%在工作，城镇同样状况老年人的就业率仅为9.97%。城乡有配偶老年人的就业率显著高于无配偶老年人。全国及乡村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就业率显著更低，但城镇老年人中差异不显著。

3.孙子女照料与60—64岁老年人就业存在显著负相关

分别就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与老年人就业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列联表分析，发现就老年人整体而言，无论是照料频度还是照料强度，与其就业状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

分城乡老年人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对于城镇老年人而言，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仍无显著相关性；但在乡村老年人中，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均与老年人就业显著相关，且呈现出孙子女照料与就业兼顾的特征，即相比较不经常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经常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就业率更高（分别为35.59%和42.12%）；相比较不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高强度和低强度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就业率更高。不同性别老年人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子女经济支持力度也并不影响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

分年龄来看，仅在60—64岁老年人中，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在其他年龄段，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在60—64岁年龄段，相比较不经常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经常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就业率更低；相比较不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就业率为42.89%），高强度照料的老年人的就业率最低（30.68%），低强度照料的老年人的就业率次之（31.57%）。

控制其他变量考察乡村老年人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与其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见表2），当仅控制住性别和子女经济支持变量时，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对老年人就业状态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p<0.001）：经常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就业发生比是不经常照料孙子女老年人就业发生比的1.32倍；高强度和低强度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就业发生比分别是不照料孙子女老年人就业发生比的1.36倍和1.32倍。进一步控制住老年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其他变量，照料频度与老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但显著性有所降低（p<0.05），比值比也有所减弱（降为1.20倍）；高强度照料与就业之间的显著性消失，低强度照料与就业之间的显著性犹存，但显著性降低（p<0.05），比值比也有所减弱（降为1.22倍）。

考虑到乡村老年人在孙子女照料与就业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上述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二者间的关系具有较大影响，我们选择老年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及其是否与孙子女同住这三个变量估计出老年人孙子女照料的倾向值p，并根据倾向值进行分析，以纠正内生性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

首先以（1-p）/p为权数对乡村样本的老年人进行加权回归分析，该结果考虑了承担孙子女照料不同可能性的老年人在回归中的权重，能更清楚反映孙子女照料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加权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当仅控制住性别和子女经济支持变量时，孙子女照料频度对老年人就业状态仍具有显著的影响（0.05水平上）；但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后，二者关系的显著性消失。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我们基于孙子女照料的倾向值对承担和不承担孙子女照料的乡村老年人进行匹配，经过尝试，使用卡尺（0.01）内的最近邻匹配方法更为适宜，其目的是为了用“具备同样倾向值但未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来代替“假设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不再承担这一职责”，两者之差可视为是否承担孙子女照料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匹配之前承担与不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在年龄、健康状况、与孙子女同住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承担与不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在上述三个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匹配效果良好。匹配后的结果显示，成功配对的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就业平均得分为0.3676，与之配对的未承担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就业平均得分为0.3429，二者之差（ATT）为0.0247，通过bootstrap法估计的标准误为0.0279，计算得到的z值和p值分别为0.89和0.376。表明承担孙子女照料对乡村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上两个结果均表明在抑制了内生性之后，对于乡村老年人而言，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也无显著相关性。

控制其他变量考察60—64岁老年人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与其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见表4），当仅控制住性别和子女经济支持变量时，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对老年人就业状态都具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经常照料孙子女的60—64岁老年人其就业发生比是不经常照料孙子女老年人就业发生比的76.62%；高强度和低强度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就业发生比分别是不照料孙子女乡村老年人就业发生比的68.44%和73.64%。进一步控制住老年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其他变量，照料频度与老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但显著性有所降低（p<0.05），比值比则略有增强（增加为77.68%）；高强度照料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显著，比值比進一步降低（降为64.51%），低强度照料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同样基于老年人孙子女照料的倾向值对60—64岁老年人孙子女照料频度与其就业间的关系进行加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在抑制了内生性后，二者间的关系依然显著（p<0.05）。说明孙子女照料的确抑制了60—64岁老年人的就业。

4.不同类型老年人的特征差异明显

根据照料孙子女的频度及其就业状态，将老年人划分为四种类型：就业为主型（不常照料孙子女的就业老人）、兼顾型（经常照料孙子女的就业老人）、照料为主型（经常照料孙子女的不在业老人）、休闲型（不经常照料孙子女的不在业老人），从全国整体以及分城乡考察这四类老年人的主要特征。

数据表明（见表5），就业为主型、兼顾型、照料为主型和休闲型这四类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比例分别为12.23%、12.40%、37.56%和37.81%，说明大多数老年人属于照料为主型和休闲型。不同类别老年人的特征差异非常明显，且城乡四类老人的差异具有共性。从表5可见，无论城乡，休闲型老年人均年龄较长、自评健康状况较差，这类老年人的子女数也相对最多。在四类老人中，兼顾型老年人的年龄最轻，自评健康状况最好，以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也最低。相比较就业为主型老年人，照料为主型老年人更为年长，女性比例更高，自评健康状况更差，以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更高，与子代同住的比例更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酝酿推迟退休年龄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如何协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聚焦我国有18岁以下孙子女的60—79岁老年人，就其孙子女照料和就业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六成老年人承担着孙子女照料责任，高强度照料者超过1/4；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还在工作，乡村老年人的就业率是城镇老年人的近3倍。就整体和城镇老年人而言，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与其就业状态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分城乡和分年龄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乡村老年人中，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均与其就业显著相关，且呈现出孙子女照料与就业兼顾的特征；而在60—64岁老年人中，孙子女照料频度和强度与其就业之间则存在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通过倾向值方法抑制住内生性之后，发现乡村老年人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间关系的显著性不复存在；而60—64岁老年人中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间仍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不同类别的老年人特征具有明显差异：休闲型老年人年龄较长，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子女数相对更多；兼顾型老年人年龄最轻，自评健康状况最好，以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最低。相比较就业为主型老年人，照料为主型老年人更为年长，女性比例更高，自评健康状况更差，以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更高，与子代同住的比例也更高。

研究進一步证实了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和异质性所造成的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相比较目前广受关注的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年龄、健康等都是老年人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体制内工作的老年人而言，退休制度更是一个刚性约束，这是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异质性则主要表现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其孙子女照料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也迥然不同。某种意义上，60—64岁老年人的状况与育龄期职业女性的情形相仿，也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验证了基于角色理论“时间冲突”视角的研究假设1，即孙子女照料降低了其就业可能性。这一年龄段的老人正处于工作和退休的临界点，仍继续就业的老年人由于岗位需要或家庭经济需要，或者出于对工作的热情；而选择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则回归了家庭生活，虽然由于数据的局限我们无法了解其内在机制如何，是老年人的主动选择，还是家庭的集体决策，抑或刚性的退休约束，但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应该对于这个年龄的老年人更为突出。

与文献研究结论相比较，我们并未发现中国老年人在孙子女照料中的性别差异；仅发现60—64岁老年人中存在孙子女照料与就业间的负向关系，而在其他年龄则并未发现二者间的显著关系。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言，虽然中国乡村老年人在职业性质上呈现与城镇老年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如从事时间自由型职业

按照职业是否有刚性时间约束（如明确的上下班制度），将问卷中的“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划分为“时间约束型职业”，将“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农、牧、渔民，无业和其他”划分为“时间自由型职业”。的比例更高（乡村92.59%，城镇42.39%）、更缺乏离退休金的社会保障（乡城老年人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分别为13.23%和62.57%）、子女支持力度也相对于城镇水平更低（中位数分别为乡村2100元和城镇3000元），但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孙子女照料与其就业之间的关系与城镇老年人一样并未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这是否能够用积极老龄化理论来解释，笔者认为还需谨慎。老年人就业固然是积极老龄化理论中“老年参与”的重要维度和抵抗老龄化风险的“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28]，但现实生活中老年人能否就业则受到多重因素特别是其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影响，来自于家庭的孙子女照料责任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家庭照料责任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状况之间的关系又因人而异，考虑到有些老年人还需要承担对父母或配偶的“老老照料”，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需要我们在制定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政策时，特别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应更细致深入地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考量，使老年人能够按照自身特点和兴趣来生活和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女照料可能引起的老年人就业时间冲突与孙子女的年龄密切相关，年龄越小，老年人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但由于在CLASS调查设计中并未细分孙子女的年龄，只是粗略询问了是否有18岁以下的孙辈子女，故本研究无法将孙子女的年龄纳入模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在未来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建议纳入孙子女年龄以及老年人承担孙子女照料的态度（主动承担还是被动接受）对本文主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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