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国 刘晓慧

摘要：我国数千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很大压力。家庭禀赋是照护模式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利用两部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高的家庭偏好非正式照护，经济资本高的家庭偏好正式照护。对经济资本匮乏的家庭政府通过购买并免费提供兜底照护服务，同时通过鼓励与失能老人同住、发展社区日间照护中心，提高家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经济资本高的家庭，政府可以购买照护服务并按合理价格供给。

关键词：家庭禀赋；失能老人；正式照护；非正式照护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3-0056-11

Abstract：There are millions of disabled elderly in China. The problem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care caused pressure to their family. Family endowment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care model selection. Using two model analyz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family with higher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prefer to use the informal care， while the family with higher and economic level prefer to use the formal care. Government provides pocket care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care services and free to the family with the lowest economic level. Through encouraging the adult children living with the disabled elderly， developing community day care center to improve the disabled elderly′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Government can purchase care and provide it at a reasonable price to the family with higher economic level.

Keywords：family endowment；disabled elderly；formal care；informal care

一、引言

伴随我国深度老龄化而来的是大量失能老人。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5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14年年底我国的失能老人接近4000万[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的失能老人将分别达到6168万人和9750万人[2]，2030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问题集中爆发阶段[3]。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爆发最晚，也最难解决。失能老人不仅仅是活动能力的丧失，还可能患有各种疾病，对其照护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世界各国日益重视与失能老人照护相关的国家战略任务及其公共政策的制定。

照护服务分为家庭提供的非正式照护和政府/社会提供的正式照护两种。这两种照护的提供都面临资源稀缺的困境，对失能老人有效需求形成威胁。其中，家庭照护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力资源匮乏。一方面，家庭核心化，众多独生子女家庭形成了“421型”的家庭结构，年轻夫妇难以照护四位老人；另一方面，生存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照护老人的机会成本增大，“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难以为继。而通过家政服务提供正式照护，收费较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政府购买照护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政府购买照护服务低于市场价甚至免费提供给居民家庭，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失能老人高达数千万，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背景下由政府为长期照护服务买单，难度较大。上述现象导致失能老人照护需求得不到满足。

由此，主流观点提出，长期照护服务当以家庭为第一支柱，政府为必要补充并负责兜底。但这一做法面临的实际困境是，家庭照护会减少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甚至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显然会加剧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4]。同时，由于家庭禀赋存在差异，不同家庭对照护模式的偏好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制定照护政策需厘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哪类家庭偏好非正式照护、哪类家庭需要政府购买的正式照护？本文研究的兴趣点在于从家庭禀赋的视角分析照护模式选择偏好，探索提高照护政策的救助精准度、实现“雪中送炭”式家庭救助的途径。

二、文献综述

家庭禀赋体现了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其多寡会影响理性经济人在家庭照护方面的资源配置。已有文献大多是从子女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某一个方面，研究其对失能老人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护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将四个方面综合起来，研究家庭禀赋对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养老行为存在风险规避与路径选择现象：子女对失能父母会主动承担责任，但一般不会置个人小家庭于不顾全力以赴地照护父母。子女经济资本丰富时，闲暇或时间可能更为稀缺，更愿意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以替代生活照护。惹思茅泼勒斯（Zissimopoulos） 利用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数据（HRS）发现，子女财产和收入增加时，其对父母的转移支付也跟着增加，同时减少对父母的照料时间，此时，购买正式照护更为常见[5]，正式照护与家庭照护之间存在替代效应[6]，也被概括为“拥挤理论”（crowding effect）。该理论认为，成熟的社会福利系统提供的公共服務会降低子女照护老人的意愿，特别是在货币收入与个人价值实现的驱动之下，家庭成员倾向于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放弃对失能老人的照护[7]。但“挤入效应”理论则认为，福利系统增强了老人的资源支配能力，并因此拓展了老人参与交换的范围，也就更容易获得家庭照护。

在我国，绝大多数家庭仍以非正式照护为主[8]，其中虽有养老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跟我国照护市场不发达、政府购买照护服务短缺，导致家庭没有选择的余地有关，其根本原因是财政压力大，而这一原因也令许多国家头疼。比如，西方一些国家在尝试大范围照护社会化之后，发现照护资金筹集是最大的困难，在福利多元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得不重提“就地老化”“去机构化”，强调家庭照护优于正式照护。这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许多国家老年照护的政策目标[9]。这些国家将家庭补贴和政府购买照护服务相结合，培育家庭网络以提供服务，并建立基于竞争的新的正式照护市场[10-11]。具体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引起了这种转变：一是家庭照护成本低，能够减轻财政负担[12]；二是家庭照护能带给失能老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13]。此背景下，国际上开始有大量文献研究家庭照护与正式照护的关系，寻求二者的最佳结合，但尚无一致结论：有研究发现正式照护增加，对家庭照护供给没有显著影响[14-15]，也有研究发现，照护补贴会大幅降低正式照护需求[16]。

至于政府购买照护服务的政策效果，因为我国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尚无科学的研究结论。从国际经验看，由于消费政府购买的照护服务更经济，难免存在道德风险，而且，从成本效益及老年人生活质量改善角度进行评估，发现政府购买照护服务并无优势[17]，家庭照护则具有更理想的健康产出和更低的成本[18]。由此，探索家庭照护的支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21世纪初以来，美国部分州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家庭照护，德国则通过安排休假、缴纳社会保险的方式支持家庭照护，而失能老人所在的家庭则可以根据自身禀赋，决定是否享受这些支持政策。对于人力资本偏低的家庭成员，放弃工作而选择提供照护的机会成本较低且能获得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在降低社会照护总成本的同时，也提供了老人最为偏爱的家庭照护，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家庭禀赋对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家庭照护替代正式照护的家庭支持政策。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①更多关注家庭特征对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影响老年人照护需求的因素与供给的因素是不同的[19]。已有研究大多分析了老年人特征对照护需求的影响，而实际上，照护模式的选择与照护者特征以及不同照护者角色之间的互动高度相关，后者会刺激照护需求的形成[20]。②发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家庭照护的供给，为大力发展“家庭照护支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思路。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

1.实证方法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家庭禀赋对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有照护需求的老人作为样本，其选择标准是洗澡、吃饭、穿衣等六项日常活动中是否有一项以上的活动需要他人照护。该群体中的一部分失能老人可能因为各种不可观察的原因，并未选择任何一种照护。因此，本文选择Heckman两部模型来克服样本选择偏误。此外，因变量“照护模式”可能会影响自变量“家庭禀赋”而产生反向因果关系，进而形成内生性问题。比如，选择“家庭照护”会影响“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收入”这一子变量。但本文认为，家庭照护在影响家庭收入的同时，也减轻了家庭的照护支出，因此，家庭照护对家庭的生活水平影响不大，而本文的自变量“家庭禀赋（经济资本）”中恰恰包括了“生活水平”这一自变量。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同住者的禀赋对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而海特姆勒斯（Heitmueller）发现在同住照料中并不存在内生性问题[21]。由此，本文没有采用工具变量与两部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即IVHeckmam模型。采用的Heckmam模型包括两部分：首先，分析失能老人获得照护的发生概率，即老人获得照护与否与哪些因素相关；然后，分析获得照护的老人，其照护模式与上述因素的关系。

2.数据、样本与变量

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项目组2014年度调查数据。CLHLS项目从1998年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七轮追踪调查，数据质量得到业界普遍认可并在老年问题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本次调查涵盖了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800多样本点地区，65岁及以上各年龄段的老年人7192名。本研究的样本为与家人同住或独居（不含居住养老院），并需要照护的（ADL>6）失能老人，共1665名，其中，获得照护者共1577名，而在后面的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中，Stata12.0软件自动删除了变量有缺失值的个体，因此最终纳入回归模型是1219名失能老人。

（1）被解释变量：家庭照护还是正式照护。

对于选择“正式照护”的家庭来说，政府如果能够通过购买照护服务，然后低价或免费提供给家庭，那么这类家庭应该会选择“政府购买”。因此，通过分析家庭是选择“家庭照护”还是选择“正式照护”，就可以预测家庭是偏好“政府购买”还是“家庭照料”。

问卷中对失能老人通过下述问题询问被照护者：“E6-1 您目前在E1、E2、E3、E4、E5、E6六项日常活动中需要他人帮助时，谁是主要帮助者？（单选）”，选项是“01.配偶02.儿子03.儿媳04.女儿05.女婿06.儿子和女儿07.孙子女08.其他亲属朋友09.朋友10.社会服务11.保姆12.无人帮助”。我们将其中的01-09称为“家庭照护”，10和11称为“正式照护”。由于我们的关注点是需要照护的失能老人是选择“家庭照护”还是“正式照护”，所以将选择“12.无人帮助”选项的个体直接删除。“正式照护”赋值1，否则赋值0。

（2）解释变量：家庭禀赋。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家庭禀赋，其基本含义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已有文献基本通过四类综合变量来测量家庭禀赋，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四部分（CLHLS问卷没有提供家庭自然资源的数据，故本研究的家庭禀赋只包含前三项）。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以及数据可获得性，每一综合变量涵盖的子变量不尽相同。如，“人力资本”可能包括“家庭劳动力总人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非劳动力人数”[22]；也可能包括“家庭成员总人数和家庭成员平均文化程度”[23]；也可能只包括“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24]等，其他三个综合变量的情况亦是如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出。借鉴已有文献以及结合本研究需要，本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子变量选择。另外，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和数量级存在差别，本文首先將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每部分中的各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权重的选择参考了石智雷、杨云彦[25]以及狄金华、韦宏耀、钟涨宝的做法[26]。其中，“人力资本”各项权重赋值采用专家评分法；“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权重赋值则是根据以往研究回顾和理论分析之后的经验赋值。

具体来说， “人力资本”包括：①同住者的人数；②同住者的平均学历；③同住者的劳动能力。三者的权重分别为0.3、0.3和0.4。关于“同住者的劳动能力”，首先，根据其年龄进行赋值：7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需要照护，赋值-1；7—18岁青少年，赋值1；19—65岁同住者劳动能力最强，赋值3；66—75岁同住者还有一定劳动能力，赋值1；76岁以上老人大多需要照护，赋值-1。然后，将同住者的得分相加，得到家庭的劳动能力。

“经济资本”包括：①家庭年收入；②家庭生活水平；③住房情况。三者的权重依次为0.4、0.3和0.3。

“社会资本”包括：①如果您遇到问题和困难，最先想找谁解决？②如果您有心事或想法，最先向谁说？③您平时与谁聊天最多？对于每个问题被调查者最多可以回答三个选项，也可以回答“没有”，那么回答结果分为0、1、2、3四种情况。将上述三个问题的得分加权平均，其权重依次是0.4、0.3和0.3。

（3）其他控制变量。

前述自变量的选择以照护者特征为主，而被照护者的个体特征也会对照护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照护模式的选择虽然是家庭根据自身禀赋共同决策的结果，但其决策亦会受到被照护者个体特性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做法，我们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失能老人的ADL（日常活动能力）、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教育程度，以及存活儿子数、存活女儿数、主要生活来源、生活来源是否够用、近一个月的照护费谁来支付、所住房屋是否由老人自己购买等。需要说明的是，控制变量可能与自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问题，比如，存活的子女数与人力资本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因为子女很可能与老人同住。但由于我们对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本消除了共线性的影响。

四、变量统计与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1）家庭稟赋具体情况及其与照护模式的相关关系。

表1中的“住房情况”和“生活水平”两变量在问卷中属于逆指标，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正指标。转换后，“住房情况”对应的

选项分别是“1.其他2.租借的3.单位分的4.继承的5.自建的6.买的”；“生活水平”对应的选项是“1.很困难2.比较困难3.一般4.比较富裕5.很富裕”。“学历”的选项包括“0.未上过学1.小学未毕业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专及以上”。

表1显示，被分析的1219名失能老人中，家庭成员的平均学历为小学，家庭劳动能力相当于一位青少年加上一位中年人；生活水平一般；住房情况以继承和自建为主，可能与样本中农村老人偏多有关；家庭年收入也不是很高。相关系数显示，除“平均学历”外，其余家庭禀赋都对照护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年收入”“生活水平”越高，失能老人家庭越可能购买正式照护；其余家庭禀赋越丰富，越可能用家庭照护替代购买正式照护。

（2）回归模型变量描述统计。

从表2可以发现，1542户需要照护服务的家庭中，98%获得了照护服务，另有2%的家庭没有获得所需的照护服务。1513户获得照护服务的家庭中，仅9%的家庭通过购买照护服务，说明了家庭照护是我国失能老人照护的第一支柱。ADL均值为10.68，而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老人得分应该是6，说明样本中失能老人平均有3—4项活动需要他人帮助，或至少2项活动完全需要他人帮助，表明样本老人平均失能程度为中度失能或重度失能。从经济方面看，79%的失能老人生活费用够用，31%的失能老人所住房屋为本人自己购买，22%的失能老人与配偶同住。失能老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7年，20%居住在城市，平均年龄为92.73岁。64%的失能老人为女性，可能与女性寿命较男性长有关。失能老人平均存活子女数为3.56个，其中儿子1.85个，女儿1.71个，这是家庭照护的重要保障。

2.回归分析结果

表3报告了家庭禀赋对失能老人能否获得照护以及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的估计结果。表3第（2）—（4）列显示了第一部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即家庭禀赋对失能老人能否获得照护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失能老人越容易获得照护，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失能老人获得照护的概率下降33.7%，而且具有显著性；家庭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老人获得照护的概率增加33.5%。

表3第（5）—（7）列显示了第二部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即失能老人获得照护的前提下，家庭禀赋对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购买照护服务的概率会下降1.4个百分点，并在5%的水平显著；经济资本提高一个单位，购买照护服务的概率提高1.7个百分点；社会资本对是否购买照护服务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再看控制变量中失能老人个体特征对照护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结论与陈欣欣、董晓媛二位学者利用CLHLS 2005年数据得出的结论[26]基本一致。表3显示，ADL每增加一个单位，获得照护的概率增加21.2%，并在1%统计水平显著；与自我养老相比，主要生活来源越是缺乏保障，获得照护的概率越低；与缺乏生活来源的老人相比，生活来源充足的老人获得照护的概率提高84.2%。拥有自己住房的失能老人更容易获得家庭照护。这些都验证了贝克尔（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利他主义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动力[27-28]。比如，日常活动能力（ADL）正常的老人，就不希望家庭提供过多的照护。同时，交换动机也影响资源配置，比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老人获得家庭照护的机会也会更多。

另外，在正式照护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条件下，失能老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进行照护模式选择的余地越大。其中，受教育年限是反映失能老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变量。表3显示，受教育年限越多，失能老人得到正式照护的机会越多。年龄越大越可能购买照护服务，但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正式照护的需求先上升后下降。现实社会中，临终老人更多时候需要由家人陪护恰恰证明了这一现象。城市失能老人比农村失能老人更可能购买照护服务，而且，二者都在1%

统计水平上显著。

就居住地而言，居住在城市的失能老人购买正式照护的概率显著高于居住在农村的失能老人。这是因为：一来城市中的家庭成员提供照护的机会成本较高；二来城市中提供正式照护的人员或机构也较农村多；三来农村孝养观念更为浓厚以及邻里互助的现象也较城里常见[29]。性别方面，失能男性更有可能得到家庭照料，这也与陈卫、杜夏二位学者的研究结论[30]一致。这可能与自古以来男性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有关[31]。

3.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也为了进一步发现家庭禀赋中影响照护模式的具体因素，我们用同住人数、家庭年收入、遇到困难时可求助人数分别替代家庭禀赋中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代表失能老人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与表3相同。采用logit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家庭稟赋对照护模式的影响方向与表3完全一致，显著性水平也基本一致，说明表3的结果是稳健的。同时，表4说明，同住人数每增加1人，购买照护服务的概率平均会下降32.2%；家庭年收入每提高1个单位，购买照护服务的概率平均会提高65.2%，且上述两因素的影响都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遇到困难时可救助人数每增加1人，购买照护服务的概率平均会下降26.9%。

五、影响机理与政策建议

1.家庭禀赋影响照护模式的机理

表3显示，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失能老人获得照护的概率会越高，而且以获得家庭照护为主。根据交换理论和群体合作理论，为了满足照护需求，家庭成员之间可以进行合理分工：一部分成员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另一部分提供家庭照护者的压力，激励其提供稳定的家庭照护，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人力资本丰富有三种可能，其中“同住者人数”“同住者劳动能力”为家庭照护提供了劳动力保障，而“同住者学历”则为家庭照护提供了经济保障，因为其所从事的职业可能更体面，收入更丰厚，为失能老人提供的赡养资源更充足，也有经济能力让其他家庭成员从劳动力市场退出，从而专门负责照护失能老人。另外，文化层次越高越可能感知失能老人的精神需求，更理解传统的孝养文化而不愿意让外人照护老人。

表3 还显示，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失能老人得到照护的概率反而越低，其中经济支持起到了中介作用。基于资源配置及机会成本角度，结合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家庭成员会在“给钱”和“照料”之间进行选择，子女用货币购买社会服务已成为常态。即，家庭禀赋一定的条件下，家庭成员基于资源最优配置，可能会理性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购买正式照护替代家庭照护；也可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直接提供家庭照护。对于失能老人来说，家庭经济资本的主要贡献者是同住的家庭成员，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很可能用对失能老人的“经济支持”替代“日常照护”，即“以金钱换劳动”。特别是经济转型时期，人口流动性较大，而照护老人又属于劳动和时间密集型劳动，除非父母失能严重，一般不会专门安排家人提供照护，子女往往通过汇款的方式解决父母的生活需求。相反，经济禀赋较低的家庭，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较低，照护失能老人的机会成本较低，留下来照护老人是最理性的选择。

同时，表3第（4）列显示，获得照护的失能老人，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越可能获得正式照护而非家庭照护，这一点再次印证了前面提到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成员偏好用经济支持替代日常照护”的结论。毕竟，对这部分家庭成员来说，亲自照护失能老人的机会成本太高，不符合最优资源配置原则。尤其在收入水平越来越高、时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今天，照护失能老人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表3 还显示，社会资本有利于失能老人获得照护，而且有利于获得家庭照护。社会资本丰富，意味着失能老人需要帮助时，有更多的可求助对象，需要精神慰藉时，有可以诉说与交流的对象。在此情况下，失能老人获得照护的概率自然较高，而且，由于费用较高，一般不愿接受正式照护。因为，基于“责任伦理”理念，失能老人会努力降低子女负担[31]。 另外，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家庭为了自身声誉，也愿意积极提供家庭照护服务，而不是简单购买照护服务[24]。

2.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家庭禀赋中，只有“经济资本”的提升能提高购买正式照护的可能性，从而将劳动力从家庭照护中解放出来，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供给，以缓解即将来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家庭“经济资本”的提升并非一时之功，而且，家庭照护进一步制约了家庭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影响了“经济资本”的提升，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怪圈。同时，本文发现家庭禀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利于家庭照护的供给。结合我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现实，构建家庭、社区、机构一体化养老体系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认为公共养老服务政策应体现差异性，并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购买照护服务，低价或免费提供给“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匮乏的家庭。

“经济资本”丰富的家庭可以购买照护服务，“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可以自我提供家庭照护，二者皆不具备的家庭应该由政府购买照护服务，进行兜底。但不主张照护服务完全市场化以及对困难家庭进行简单的货币补贴。首先，如果让这类家庭直接从市场购买照护服务，由于此类服务价格较高，政府补贴可谓杯水车薪；其次，照护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的特点，市场化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容易导致“经济资本”低的失能老人被排除在社会化养老体系之外。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照顾失能老人的社会服务投入，在提供照料服务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2）政府购买照护服务，按合理价格提供给“经济资本”丰富的失能家庭。

我国失能老人多达数千万，政府财力不允许对所有失能家庭都免费提供或低价提供，但也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社会上的养老机构收费偏高，出现了床位空置率居高不下，而失能老人又只能“望床空叹”的资源浪费的尴尬局面，而养老机构为了减少损失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价格，结果空床率继续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如果由政府购买机构的养老服务，由于购买量大，议价能力则比较强，如此，既解决了养老机构的困难，也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因此，对于“经济资本”丰富的家庭，政府购买照护服务，按照合理价格提供照护服务，既能解放家庭劳动力，又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3）制定支持性政策，鼓励产生更多“人力资本”丰富的家庭。

本文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实现家庭照护，因此，政府应鼓励家人同住或就近居住，并给予家庭照护适当补贴和适当的照护假期。在这方面，欧洲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法国保证退休权益无损失的同时，给予在职的照护者每年三个月的“照护休假”。在荷兰，家庭照护者可以与所在单位共同商定“照护休假”的时间安排。德国为了激励为近亲属提供照护，2008年规定照护等级在1级以上者可以申请最长达6个月的无薪“照护休假”；2012年，规定照护者可以与所在单位商定削减劳动时间，最低每周15个小时即可。韩国则鼓励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为“一碗汤距离”。而且，我国是典型的“家庭关系紧密型”国家，失能老人偏好家庭照护，发展家庭照护有利于减轻国家因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压力，改善老人晚年生命质量，实现幸福老龄化。

（4）发展社区照护服务，推动形成更多的“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

发展社区照护服务，有利于提升失能老人的“社会资本”，进而推动家庭照护的形成。我国是熟人社会文化浓厚的国家，社区照护有利于失能老人家庭间相互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方便失能老人的情感交流，是家庭照护与机构照护的过渡。对于轻度失能或家庭成员因为工作而无暇全天照护的失能老人，可以通过社区照护中心提供日间服务，晚间则重新回到家中接受家人的照护，而且，社区照护也可以为家庭照护者提供喘息服务。

参考文献：

[1]中

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首部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R/OL].[2015-07-11]. http：//www.

cncaprc.gov.cn/contents/2/79909.html

[2]总报告起草组，李志宏.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J].老龄科学研究，2015（3）：4-38.

[3]苏群，彭斌霞，陈杰. 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J]. 人口与经济，2015（4）：69-76.

[4]蒋承，赵晓军. 中国老年照料的机会成本研究[J]. 管理世界，2009（10）：80-87.

[5]ZISSIMOPOULOS J. Resource transfers to the elderly： do adult children substitute financial transfers for time transfers[R].RAND Working Paper， 2001.

[6]黄枫，傅伟. 政府购买还是家庭照料？——基于家庭照料替代效应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17（1）：136-152.

[7]刘娜，刘长庚. 居民收入提升与家庭照护约束——市场与家庭联立视角下收入差距扩大再探因[J]. 财经研究，2014（7）：4-16.

[8]刘岚，齐良书，董晓媛. 中国城镇中年男性和女性的家庭照料提供与劳动供给[J]. 世界經济文汇，2016（1）：21-35.

[9]BALDOCK J C.Caring for frail elderly people：policies in evolution[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1998，8（4）：341-342.

[10]LAKDAWALLA D，PHILIPSON T.The rise in oldage longevity and the market for longterm car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 （1）：295-306.

[11]PAVOLINI E，RANCI C.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reforms in longterm care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008，18（3）：246-259.

[12]DARTON R，KNAPP M. The cost of residential care for the elderly：the effects of dependency，design and social environment[J].Aging and Society，1984，4（2）： 157-183.

[13]LINSKN L，KEIGHER S M，SIMONRUSINOWITZ L，ENGLAND S E.Wages for caring： compensating family care of the elderly[M].New York： Praeger， 1992：78- 99.

[14]CHRISTIANSON J B. The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long term care demonstration[J].Health Service Research，1988，23（1）： 99-117.

[15]MOTELKLINGEBIEL A，TESCHROEMER C，VON KONDRATOWITZ H J.Welfare states do not crowd out the family： evidence for mixed responsibility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J].Aging and Society，2005，25 （6）：863-882.

[16]ETTNER S L. The effect of the medicaid home benefit on longterm home choices of the elderly[J].Economic Inquiry，1994，32（1）：103-127.

[17]NORTON E. Long term care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M]. Holland： North Holland， 2000：21-30.

[18]BONSANG E. Does informal care from children to their elderly parents substitute for formal care in Europe？[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9， 28（1）：143-154.

[19]夏传玲. 老年人日常照护的角色介入模型[J].社会，2007（3）：114-140.

[20]MAHAR M. Money driven medicine： the real reason health care costs so much[M]. New York： Pymble， NSW，2006：67-69.

[21]HEITMUELLER A.The chicken or the egg？ endogeneity in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of informal careers in England[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7，26：536-559.

[22]严予若，郑棣，陆林.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途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6（9）：100-111.

[23]黄敦平.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J].人口学刊，2016（5）：54-59.

[24]狄金华，韦宏耀，钟涨宝. 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研究——基于CGSS 2006数据资料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35-43.

[25]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2012（3）：157-181，245.

[26]陈欣欣，董晓媛.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与中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J].世界经济，2011（6）：147-160.

[27]BECKER G.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 Economic Journal， 1965，75（2）：493-517.

[28]BECKER G.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67-70.

[29]胡畔，魏家星，王兴平.城市边缘区居民就业、居住和服务空间区位选择——基于南京市桥北高新片区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26-133.

[30]陳卫，杜夏.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对子女数量和性别作用的检验[J].

中国人口科学，2002（6）：51-57.

[31]王国辉，鲍莹莹.老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年龄差异、子女支持偏好及其解释——基于CGSS 2012年老年人状况综合调查数据[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18-124.

[责任编辑 刘爱华，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