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山装，政治意义，历史真实，史料实证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11-0067-06

2004年版岳麓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必修二第13课《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在有关中山装的小字部分是这样描述的：“中山装造型的含义：前襟四只口袋代表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依据国民党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权分立的理念，将前襟设计成五粒扣子；袖口的三粒扣子代表国民党立国的三民主义；封闭的衣领显示了‘三省吾身、严谨治身的理念。”2015年版对有关中山装的小字描述依然如故（以下简称为“三四五”）。针对这种说法，薛伟强、汤文撰文进行了详实地考证与辨识，认为：“根据对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中山装可以穿，孙中山应该爱，但不能把中山装与孙中山思想任意附会。”①笔者经过阅读相关论著后认为：中山装虽不像岳麓版所引用的那样，有“三民四维五权”等特殊政治意义，但也不若薛文所述中山装没有某些政治含义。事实上，中山装在创建过程中虽然没有史料证明它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但其在流变与流行过程中却不断附着政治意义，取得了事实上的国服地位，只是这些政治含义不是特殊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分立等。中学历史课堂在讲述中山装时，只有厘清了它的来龙去脉，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一、中山装缘起的多种说法均没有“三四五”这种特殊的政治含义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称为中山装。由于中山装具有轻便、简单、实用的特点，它迅速成为中国男人的工作服和社交服，曾在中国的特殊时代十分流行，至今也还是中国男子喜欢的标准服装之一。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人经常在公开场合穿着中山装，西方也习惯称其为毛装。但是，孙中山在事后回忆他设计中山装的初衷时，只说明了设计中山装的原因，并无特别的政治含义。

关于中山装的缘起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南洋华侨企领服说。1902年，孙中山在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位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制作出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用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将企领服的三个口袋改为四个口袋，便于存放学习或工作工具，如笔记本、纸张、钢笔等。②《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也认同和采用了这一说法：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合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③

二是广东便服说。持广东便服说的人认为中山装是以广东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形成的。①

三是宁波便服说。这部分人认为中山装是以宁波便服为基础，也是加入西装硬领与多袋等特色形成的，并考證指出，1916年孙中山请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制作出第一套中山装。②

四是缘起日本说。中山装缘起日本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中山装缘自日本校服和陆军士官服。孙中山长时间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据说是孙中山委托居日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同年孙中山返沪后命王才运依图生产。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孙中山在1919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而成中山装。③

中山装缘起的四种说法，没有一种说法与中山装某些特殊的政治含义有关，甚至连基本的关联性都没有。

二、多位专家考证中山装的政治含义与“三四五”没有关联

例如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负责人余齐昭曾说：“这是不靠谱的民间娱乐版本，中山装体现孙中山治国理念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希望后人不要拿中山装与中山先生倡导的‘道德礼仪‘立宪理念和‘三民主义挂钩”。“中山装以其简便、实用而深得孙中山喜爱，但是孙中山一生每个时期的服饰均有不同。对孙中山来说，西装、中山装、长袍马褂、长衫并行不悖，是看场合与需要确定的。”④余齐昭进一步考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以中山装为主要服饰，从1912年初至1924年底的13年间，孙中山除了主要穿中山装外，还喜欢穿长袍马褂。“中山装从孙中山时代的七纽扣到国民政府时期的五纽扣，胸前左右的暗袋改为明袋，袖口装饰也由两粒纽扣变为三粒纽扣。这只是适应当时不同时期人的审美观而作出的相应调整”。⑤

再比如陈蕴茜女士在写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一文时，曾专门咨询了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陈永发、古伟瀛和萧忆梅博士，前两位都表示在阅信前从没有听说过中山装有“三四五”特殊的政治含义。萧忆梅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⑥

此外，1929年，中山装被国民政府《服装条例》定下标准，成为当时中国男子的正式礼服，并规定文官在宣誓就职时一律要身穿“中山装”，但也未解读或确定中山装具有“三四五”的特殊政治含义。民间确曾一度出现过中山装象征“三民五权”的言论，但很快被遗忘，当时知之者甚少。民国文献也极少出现“三民五权”的记载，说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并没有认可这种说法。⑦

多位专家的考证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山装没有“三民”“四维”“五权”这样特殊的政治含义。

三、所谓中山装“三四五”的特殊政治含义是近二十年的“新发明”

所谓中山装有“三四五”等特殊政治含义的说法是如何产生与流行的呢？是谁最先提出呢？笔者以薛伟强、汤文《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一文为基础，结合其他一些资料，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了中山装“三四五”说法的缘起与流行过程，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中山装所谓“三四五”的政治含义是近二十年的“新发明”。

其中，复旦大学夏林根老师率先提出。他在1992年的《第一套中山装》一文中描述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纽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⑧夏老师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很多疑点：一是他没有注明这种说法缘何而来，这是最大的硬伤。二是夏老师是旅游学院教授，他不是历史学者，相对而言，对历史真实性的判断与史料的恰当运用或许没有历史专业人员那么严谨。三是宣传中山装诞生于上海，并具有这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或许符合旅游从业者的职业习惯与职业追求。四是这种说法本身具有新奇趣的特点，易于传播与流行，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此后，《文化生活报》中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这篇短文在基本沿用中山装意含五权宪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民主义”“国之四维”这两个说法。形成了中山装完整的“三四五”故事，并迅速流传开来。但这种“三四五”的说法依然没有任何史料史实支撑，应该是基于旅游业需要的“新发明”与“新创造”。①

另外，《新民晚报》的科技记者谭经望著文称：“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在1929年被定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礼服。国民党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从形制上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四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的儒教思想，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上有五粒纽扣（原为九粒）则含有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分立的意思。袖口的三粒纽扣，则寓示着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原则。中山装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民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②谭文也有三处硬伤：一是谭经望只是一名晚报的科技记者，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历史学专业素养不达标。二是谭文也没有为我们提供过硬的史实证据和史料实证。三是，所论“宪法”中也查阅不到关于中山装的相关条款。但也许正是因为谭文说法的高大上，不但被非專业人士广泛引用，而且还被历史学专业人士反复引用。

还有，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推波助澜。《走向共和》最后一集中孙中山在张勋复辟后发表演讲：“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③电视剧再次完善“三四五”说法，强化了人们对中山装特殊含义的印象。虽说历史剧为了观赏效果可以设计或编造一些历史细节，但主要史实一定不能虚拟，影视历史剧应该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基本原则，不可随意虚构。

最严重的是，历史教材的传播。如果说非历史人员炒作中山装的特殊政治含义与意义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驱动、民族文化自豪或对革命伟人崇敬与纪念的话，那么前述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引用和运用这段假史料，却十分不应该，既没有提供这则材料的任何支撑证据，也没有标注文献来源，纯属“三无史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错误的传播。

最后，基于利益的推波助澜。在电视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大量渲染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之后，浙江宁波红帮裁缝、上海开开集团、北京红都集团、广东中山市等地方政府和企业单位于2005年至2007年多次提出申报中山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具有三民四维五权等特殊政治含义、政治意义和政治文化成为申遗的共同前提和历史叙事的浓墨重彩。申遗的哄抢，客观上推动其说法的广为流传。

由此可见，中山装有“三四五”特殊政治含义是虚假史实，以讹传讹，让历史谎言成为了“神曲”。本文在此再次呼吁岳麓教材能尽快删除关于中山装小字部分的“三四五”叙述。同时也建议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上不再使用“三四五”等假史料，以免继续贻误教学与千秋万代。

四、中山装流变与流行过程中附着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既然“三四五”不是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那中山装到底有没有附着其他特别的政治意义与政治含义呢？如果有，又是什么？为了加深学生对中山装政治含义的理解，我们把中山装在流变与流行过程中所附着的政治含义作一个史实性梳理。

“人类的服装行为受人的主体意识主导，它所体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它具有满足自我表现与审美的功能。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服装又具有象征性与标识性，是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人们社会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因此，服装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进一步而言，服装现象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现象，它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外在物化形式，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就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因此，服装是身体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第一，中山装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

古代中国社会比较重视服装的社会意义与政治功能，看重服装的象征意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西周礼制通过服装“辨名分明等威”，把服装“作为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手段，它使等级制合理化，并促使人们认同社会价值”。王朝更迭一般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清朝入关也曾强制汉人易服，为此还引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孙中山当然深谙服装的社会意义和特殊的政治功能，早在1912年时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②因此，孙中山设计中山装的目的与追求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与革命诉求，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③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的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④中山装比一般意义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山装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我们把南京大学陈蕴茜教授的《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一文的一些观点辑录如下：

中山装的流行，主要源于国家权力的推广，人们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中山装代表革命、进步、文明的审美认同。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成为流行服装，并进而成为国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服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中山装的流行，体现出作为国民革命领袖和民主共和制度化身的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国民党一直追求将国民塑造成为忠于党国的三民主义信徒，从国旗到国歌，从中山路到中山纪念堂，再到中山公园，无不围绕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展开社会文化的建设。

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促成中国传统袍式服装向西方短式服装的转型，改变了中国人“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服式习惯，也改变了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习惯与实用标准。中山装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服装而流行全国，而且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装而深受国人喜爱。中山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满足了近代中国人意欲表达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鸣，这是中山装能够流行的真正社会思想基础。

第二，中山装流行过程中更加强化其政治功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山装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政府要求官员及工作人员穿着制服的目的就是通过服装的统一而达到身体空间与思想意志的统一。”⑤同时，通过政府的示范与提倡，在崇拜革命的火热年代，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中山装迅速为进步青年所接受与崇尚，中山装也就成为一种时尚服装。加之1925年后国民党大力提倡崇拜孙中山，中山装的流行也不仅仅是时尚流行的问题了，而是国家对民众服装引导的结果。下面几个具体史实可以作为本论点的佐证材料。

一是蒋介石一辈子以穿着中山装为主，参加国家典礼更是多着中山装。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请到北京香山碧云寺恭祭孙中山，在北平的國民党中央委员、市党部委员均与祭。这是正式的谒灵，主祭、襄祭均着中山装。①

二是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不仅严格执行总理纪念周制度，而且下令“统一已成，政治及应划一”，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②

三是南京国民政府其他领导人出席重要仪典一般都是着穿中山装，参加奉安大典的各机关公务员也都着中山装。“中山装恰恰将身体空间与孙中山纪念空间融为一体，又在纪念仪式中进一步彰显出这一服装的正统性。”③

中山装流行后，其服装本身的功能弱化，人们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上。一是爱国的国货意义，中山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一般用国货中山布制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中山先生，才能起到缅怀和纪念孙先生作用。二是中山装在整齐、严肃、神圣、庄严的背后隐含着“通过身体实践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隐性化规训”，对“政治要求的自觉认同”。三是让每个国民党党员，都觉得党员应该穿着中山装，应通过统一着中山装来维护党内团结与凝聚革命力量。四是关联爱国，“穿着中山装的身体进入社会视野之中时，这个身体也应该是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④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与进步。

五、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几点警示

历史上的历史有四个层级的内涵：已经发生的历史，已经被记录的历史，已经被解释的历史，已经被赋予教育意义的历史。中学历史教育正是从上述四个层级来养育学生核心素养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史料实证时，应遵循这样的基本逻辑：从史料到史实、从史实到史论、从史论到史养。多个史料构成真实的史实，多个史实建构成科学的史论，多个史论不断提高学生能力和养育学生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我们需要以历史时空下的史料实证为价值校准器，经过现象分析、逻辑思辨，尽量使历史认识还原客观。历史因真实而崇高，虚假史实是无法培养出诚实的公民，真史是中学历史教育中史料实证的“生命底线”。

第一，真实是底线。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活动与主观活动一旦成为了过去，就是历史了。而一旦成为历史就具有不可逆转性，形成了具有不可重来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主要体现在历史的真相上。因此，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的真相也永远立存在哪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但同时，历史又具有主观性、可认识性及借鉴性的特点，不断诱导后人殚精竭虑去探寻其真相。所以，中学历史教师基于自己的职业特点与要求，应该具备一双慧眼，能科学甄别和恰当选取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传授给学生。如同超市的采购员，始终坚持把“正品”“行货”采购上架，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坑害“顾客”。因此，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史料实证时，要保障每一段史料都要具有无可争议的真实性。尽量选择源自“名门正派”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如考证过的或权威学术资料、名人传记、回忆录、最新的学术成果等。要尊重和维护历史的尊严，不能随意地编造、想象、拼凑和虚拟历史史料，或把影视剧中和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虚构的情节，当做真实历史来使用。史料实证要像法院判案一样以事实为依据，立足于证据链，把一个个历史结论办成历史铁案。

本文所及，孙中山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是千千万万自然人中的一个。正是基于他平凡人的身份与取得的不平凡成绩，中学教材才关注、研究和学习他，以他为养育学生精神、助力学生成长的楷模。但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或魔怪。孙中山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中山装抑或汉装、唐装与西装等，都与他的历史贡献大小没有必然关系，发明中山装与是否穿上中山装不是孙中山历史贡献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既不会因为他发明了中山装或穿上了中山装，就能豁免他的历史局限性；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拔高他的历史贡献。后人对中山装有“三四五”特殊政治含义的过度与炒作有待纠正，我们不能为了强化结论的说服力，而使用放大的或缩小、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事实。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伟人这个结论也同样是建立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的，证明他伟大的所有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也必须是真实无误的。只有构筑孙中山是伟人的这栋“高楼大厦”的每一块砖和每一粒沙料都是真实的，伟人的结论才能真实可靠。

第二，厚实是主线。“厚实”用在此处是想说明：历史解释的生成与史论的确立，必须是基于多个史料实证构成一个系统史证链条，史料实证材料越多，所得出的结论就越经得历史的检验。

对孙中山的研究是一望无际的苍穹，影响其客观性有七类因素，如孙中山本人与研究者、传播者的主观性，个人偏见与群体偏见，更有研究者和传播者所依托者的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这七类影响因子为研究孙中山的历史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铁盖，使历史真相具有神秘性、遥远性与艰难性。无数孙中山研究者为我们了解、认识和学习孙中山在这个铁盖上钻了许多“小孔”或“大孔”。但无论是小孔或大孔，那只是我们认识孙中山的一些小视角，而非全部。中学历史教材对孙中山的叙述也只是众多小孔中的一个，即便是大孔，也只能算作是众多大孔中的一个。中学历史教育除带领学生学习和运用教材这个A孔外，其他的BCDEF孔也是值得我們老师指导学生去看一看、读一读、学一学，要让学生能够在众多大小孔中形成比较完整的史料实证链条。史料实证越丰富，窥探孔越多，孙中山是伟人的这个史论就越坚固科学，我们就越能全方位培养学生能力与养育核心素养。

第三，参实是防线。中学历史教育所运用的史料、史证、史识、史论等要尽可能多方核实，反复查证和验证，多维参实，不但“其术所得比诸家为多”，而且还能“除凶类”。参实是历史鉴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最后一道防线。

孙中山发明与推广中山装，中山装是否有“三四五”特殊的“政治含义”，或其他政治意义与政治含义等，都不会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客观真实、理性准确、用真事叙真人，才是对孙中山先生最大的尊重与致敬。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中山装，在保证史料真实性的基础上，我们不必过度关注和宣讲或炒作。应该立足于当代社会需要，置身孙中山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思考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通过对孙中山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与评判，汲取经验教训，形成我们自己对孙中山的正确评判，把对孙中山的本质性认识演绎成为历史教学的灵魂与学生成长所需要的人文素养。同时，历史教育也应该不断吸取史学新成果，与时俱进，纠正各种不全面、不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名人，已成为近代中国划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他的理论与思想已成为了建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资源。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历史的眼光去传播和传承，只有建立在史料实证链的基础上求真史、育真人，才是弘扬与发展孙中山精神的康庄大道。

【作者简介】毛经文，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东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