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蕾

[摘 要]郇庆治教授以中国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为己任，致力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建构。就研究范域而言，他的研究经历了绿党政治、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环境政治和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三个演进阶段；就研究议题而言，其研究覆盖了“深绿”“红绿”“浅绿”这三种按照政治激进程度区分的环境生态主义。他一直坚持从一种文明转型的视角，在比较借鉴西方环境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真正具有绿色变革意蕴同时又具有时代融洽性和可践行性的生态发展替代战略，特别是在绿党政治、比较环境政治、绿色左翼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学术参考。

[关键词]郇庆治；环境政治学；文明转型；生态文明

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初期多以翻译评介的方式引进西方学界个别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主；进入90年代中期后，受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推动（如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和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推动，环境政治学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快车道。郇庆治教授对环境政治学的探索与研究正是始于这种重要的发展转型期，他以中国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绿色理性为己任，致力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建构，对于推进环境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领域拓展、研究层次深化、学科体系优化、中西方研究交流与争鸣等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其兢兢业业的治学授业过程中，郇庆治教授已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近三百篇，并主持完成“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等国家、省部级重点课题十余项，为学界提供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

在几十年的科研教学生涯中，郇庆治教授始终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的系统性发展。从其研究范域而言，《欧洲绿党研究》（2000）、《环境政治国际比较》（2007）和《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2018）这三本专著分别代表了他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三个阶段，即绿党政治阶段、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环境政治阶段和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阶段。这意味着他的研究逐步从较为单一的研究议题走向一种国际视野下的多议题领域比较，最后提升为一种跨文明的生态思想与绿色实践的反思、凝练与超越。就研究议题而言，他没有将精力过多地放在中国学者普遍关注的欧美国家环境政策与治理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这两个领域，而是致力于绿色思潮（生态政治理论）、绿党（绿色政党政治或政策）和绿色运动（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覆盖了“深绿”“红绿”“浅绿”这三种按照政治激进程度区分的环境生态主义。郇庆治教授近年来的三部专题文集，即《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0）①、《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2012）和《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2015），不仅各自构建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左翼政治理论”“生态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的内涵界定及分析框架，而且实现了其对环境政治理论（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多维度立体架构。另外，郇庆治教授从学科发展角度出发，带领其研究团队连续甄选并翻译了三辑“环境政治学译丛”，包容并蓄地将国外环境政治学经典名著译介到国内，如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ealey）的《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Tth Green State：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郇庆治译）、罗尼·利普舒茨（Ronnie O. Lipschutz）的《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郭志俊、蔺雪春译）等，从而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于欧美各流派环境政治思想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认知。他一直坚持从一种文明转型的视角，在比较借鉴中西方环境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真正具有绿色变革意蕴同时又具有时代融洽性和可践行性的生态发展替代战略，特别是在绿党政治、比较环境政治、绿色左翼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郇庆治教授的环境政治（学）研究是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其研究以论证严谨和思辨缜密见长，但鉴于篇幅限制，很难面面俱到地阐述其全部思想。本文旨在为理解其研究逻辑提供一个框架，下面从“比较”“融合”和“超越”三个维度来评析郇庆治教授的研究脉络或者说研究谱系。

一、比较：从绿党政治到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环境政治

郇庆治教授在治学中特别强调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议题政治学科，其本质上隶属于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属性以及比较性研究对于环境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②。这种判定取决于环境政治学自身所具有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其议题政治的聚焦性，即环境政治学就是对人们的环境政治意识与行动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集中式议题政治特性；二是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密切关系，在不同社会主体的环境政治意识与行动的比较研究中，探询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适当的政治观念及其制度构架，比较研究的确是环境政治学最主要的方法论考量③。整体而言，与其他政治分支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界研究的弱势领域。张小劲教授强调，由于比较政治学本身所具有的跨越学科界限的沟通与对话能力，以及联结经验研究与理论探讨的创新潜力④，这一领域的研究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然而就环境政治学而言，国内学者从系统性方法论维度来探析环境议题的比较研究，这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近年来较高水准的比较性研究案例数量非常有限。

郇庆治教授可以说是国内较早强调比较政治学发展并推动环境政治学比较性研究的引领性学者，他早期研究的关注点为欧洲政党政治并一直保持追踪性研究，特别是比较视野下的欧洲绿党和环境运动研究⑤。近十年来，欧美学者对绿党及其政治的关注，集中于部分绿党参与全国性政府之后所导致的选民基础变化、组织结构变革、意识形态革新及战略选择调整等议题。就国别性绿党个案研究而言，西欧（德国、比利时等）主要绿党依旧是学界关注的重心①。基于比较政治学理念，郇庆治教授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于议题政治比较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推进，包括：第一，从单一国别的绿党政治研究拓展到绿党的欧洲化问题。绿党政治的体制内化（无论是国内层面还是欧盟层面的欧洲绿党发展）是21世纪以来绿党政治发展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欧洲绿党（EGP）自2004年正式成立至今，凭借其赞成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和以欧盟为中心的选举战略，较为成功地推进其欧洲化②。作为第一个欧洲政党的欧洲绿党在何种意义上影响着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民主化的新方向，是值得深入分析的。第二，在既有的西欧绿党研究基础上关注中东欧绿党的兴起。鉴于竞选政治机会环境并非特别有利，欧洲绿党是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最为“稳定”的主要政党，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绿党实现其选举政治中的历史性突破（匈牙利绿党和克罗地亚绿党首次进入欧洲议会），欧洲绿党也因此呈现为一个更加欧洲化的欧洲党③。第三，关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绿党研究，并推进欧美绿党的跨国比较研究④。虽然美澳绿党近年来获得史无前例的选举政治支持，但其为了体制内化的推进而持续在政治上、组织上以及战略上忍让妥协，难以对现实主流政治提出实质意义上的挑战。基于以上研究，郇庆治教授提出：未来“新的内部变化”和“新的外部挑战”将会进一步考验欧美绿党的政治重塑及其政治影响。就内部而言，经过近四十年“向制度内进军”之后，欧洲绿党已经逐渐演进成为现行政治体制中颇具影响而稳定的组成部分，这种政治地位的改变是否会影响绿党所代表的“绿色政治”变革潜能？就外部而言，2008年以来的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及其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都加速了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革新与组织结构调整（如“新自由主义中间化”发展），这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党内成员与核心支持者的身份认同关切，都是未来绿党研究值得關注的问题。

基于长期追踪性绿党政治研究，郇庆治教授进一步尝试将绿党政治研究推进到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环境政治研究。在2007年出版的《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一书中，他从生态政治理论（绿色思潮）、环境运动与环境全球管治（绿色运动）以及欧美绿党政治（绿党政治）三个向度，引入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环境政治学研究模式。他特别强调：“虽然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深绿色的，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而言，环境政治的现实发展理应首先基于我们理解国际环境政治现实、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所追求未来的一种新境界。”⑤在这一理念下，郇庆治教授尝试将西方绿党和环境运动研究同中国的环境运动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进行比较性探析。他批判性地指出，虽然欧美环境政治尤其是其绿党和环境社会运动在推进欧美社会的绿色变革、生态环境的重大改善以及民主体制改进等方面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影响，但其本身有两个严重缺点，即不彻底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彻底性是指欧美环境政治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并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与政治框架，因此它必须以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生活质量不受影响为前提，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国别或区域自保与局部改进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改善。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这种意义上的改善在一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难以或无法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在这种反思下，郇庆治教授对中国绿色变革运动的兴起报以更多的关注和期许。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的影响和作用的迅速扩大，无疑是中国环境政治（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体现。他指出：“如果说制度化的西方绿党尤其是欧洲绿党已经成为现行体制下的一支表现稳定的生态变革力量，那么，风生水起的集体性环境社会政治动员正在成为一支生态化变革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生力军。”①特别是对于迅速扩展中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而言，以追求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来自底层民众的集体性环境利益诉求与政治抗争，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晴雨表。得益于2007年以来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尤其是登记制度），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但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环保社团并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日益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而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并陷入一种“转型迷茫”和“合作困境”②。在此基础上，郇庆治教授还考察了红绿环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迄今为止并未出现一种“红”“绿”相互交融和促进的良性态势，只有二者基于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理念的广泛政治联合，才会成为一种共同促进不同于资本主义主导发展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力量③。总之，无论是对于欧美绿党政治和中国环境运动的纵向历时性比较，还是对于欧美乃至中西方的横向对比研究，他都通过比较、批判和反思，赋予环境政治学研究更多方法论意义上的严谨性，以更好地推进学科的理性成长以及未来发展空间的拓展。

二、融合：发展批判向度下“红绿”变革和绿色左翼研究

虽然郇庆治教授对于“深绿”“红绿”和“浅绿”三个向度上的环境主义都作过系统性研究，但得益于其在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领域的深厚造诣，他更倾向于从一种准“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反思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难题，认为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或对立面，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发展困境或矛盾。很明显，浅绿生态学④在追求通过政策创新和技术革新来获得“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目标的过程中，仍难以同发展主义肃清界限。发展主义的实质是狭隘的经济维度的至上化和資本主义化⑤。“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度偏好，在经济层面上体现为“效率”和“竞争力”的优先性及其推崇；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为对经济“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进步”的非质疑性和迷恋；在生态层面上体现为对自然界的对象化、“人化”与掌控的“合理性欲求”。如果不对发展主义进行解构和超越，则无法从根本上推进环境政治的良性发展。郇庆治教授指出：作为同“可持续发展”理念貌似融合且颇为密切的浅绿色生态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如下三大问题：一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全球化并不利于达成及实践一种全球视野下的绿色政治共识。明显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物质财富的非均衡性全球分配的同时，也在加剧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散而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众消费主义生活观念的霸权地位，严重侵蚀着当代人类社会的绿色政治想象与意愿。它不仅侵蚀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或变革先驱的超前性绿色政治想象，同时还从潜意识层面上消蚀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大众的绿色政治选择与行动意愿，撼动了环境政治的最根本性意旨和精髓。三是科技乐观主义下对技术的过度迷恋妨碍着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态社会理性的形成。实现彻底性绿色变革的关键，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继续大规模或资本密集化扩张，而是需要一种新政治与新文化①。

在这种发展批判维度下，郇庆治教授的研究取向立足于“深绿色”哲学反思基础之上的对于推动政治社会体系性变革潜能力量的理论探索，这种融合性研究的交汇点就在于他对“红绿”变革的深入思考以及对绿色左翼的系统性探析。他的研究首先从概念上区分了“红绿运动”和绿色左翼。他指出，所谓“红绿运动”就是环境新社会运动（“绿”）与传统劳工运动（“红”）之间的政治联合②。为了创造一个不同于或替代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绿色社会，二者的“红绿合流”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政治战略选择③。而“红绿运动”只是狭义的社会运动意义上的传统劳工运动与环境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联合，广义的红绿环境运动还包括不同形式的红绿政党联盟政治，尤其是“绿色左翼”政党政治。郇庆治教授指出，“绿色左翼”主要是指西方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政治运动深刻影响的共产党或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其中绿色一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明确地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其社会与政治解放运动和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创建目标中的一部分；同时还把一种公正、民主与可持续的社会政治形态作为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制度预设或前提④。在《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一书中，郇教授分别阐述了21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社会生态学、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等欧美“红绿”政治理论流派取得的重要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在对多种“绿色左翼”政治理念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旨在探析绿色左翼政治思想在文化转型意蕴上的理论价值及其同中国生态文明结合的实践性潜力。

近年来国内绿色左翼研究主要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其中既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的传统议题，也包括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等的新兴议题⑤。郇庆治教授及其团队敏锐地发现，学界对于欧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拉美超越发展理论的关注还较少，而其作为更宽泛范畴的绿色左翼理论流派，承载着不容忽视的绿色变革思想意蕴和同中国绿色转型及生态文明实践更为契合的融会性价值。他指出，以德国的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为代表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充分认识到“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本质为“生态资本主义”）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领域深刻危机的特定战略形态或版本。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强调，当代发展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是否可能，而在于如何避免使其呈现为一种社会非公正和生态不可持续的“绿色资本主义”样态①。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着力批判已然呈现为相当程度的霸权性话语与主导性实践的绿色资本主义（内含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等概念），同时还需要主张综合性和彻底性的社会与生态转型构想和战略。来自拉美“超越发展”理论更是能够从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视角，展示拉美国家所面对的诸如“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资源的诅咒”等同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资源掠夺密切相关的困境。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位于厄瓜多尔基多的“超越发展长期性工作组”及其出版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视角》。围绕着“发展替代”而不是“替代性发展”概念，“超越发展”学派在批判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浅绿”发展主义基础上，明确主张拉美进步政治应该致力于在国内以及国际层面均实现一种更为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与自然关系，从而实现拉美经济政治“红绿”转型的未来愿景。郇庆治教授认为，这种“深绿浅红”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两层批判：一是可持续（绿色）发展话语与政策带有明显的欧美主导或“私利”性质。欧美国家所理解与界定的“绿色经济”或“绿色发展”，旨在通过有组织地追求绿色增长或发展绿色经济来克服它们深陷其中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但其本质是一个自我利益取向的或私利性的理念与战略，具有不可复制性。二是可持续（绿色）发展话语与政策本身的生态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本质。包括拉美各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可持续性现状和形象身份正是欧美国家主导的霸权性话语所框定的，注定了在拉美国家实践中落后或被改变的地位。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提供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主要自然资源供给并承受着他们的污染转移，另一方面却被生态帝国主义的绿色话语所贬低。基于转型理论和超越发展理论的绿色左翼分析，郇庆治教授认为：对于红绿变革的研究，要跳出传统国界和阶级性的束缚，从一种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反思当今浅绿生态思想的局限性；当代西方国家发展中所倡导的“生态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种“帝国主义阶段”，这种世界性霸权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在资源攫取和地域不平等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②。

三、超越：文明转型维度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蕴意探析

郇庆治教授在研究中指出：虽然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激进政治哲学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红绿”激进政治哲学能够较为出色地揭示出现实状况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却难以提供一种有充分说服力和吸引力的目标与路径替代。长此以往，这不利于人们对一种生态化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认知与认同性坚持，从而最终动摇人们对于环境政治学的长久信念与践行愿望。因此，他强调：“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怎么有利的客观环境中，环境政治学不但要做到超越现实，保持一种反思与批评各种主流性实践和理论的生态超越性立场，而且要做到不断地超越自身，尤其是努力在一种绿色自我批评与对话中，做到在超越现实的同时不断地超越自己。”③这种超越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2018年刚刚出版的《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一书中，该书从人类文明转型视野下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环境政治理念与实践，通过“从西方到东方”的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阐释与比较，勾画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超越性绿色路径④。在文明重塑的维度下，郇庆治教授认为这种超越的最终实现不在于欧美版本的理论与实践，这种突破的可能性更多地来自中国本身的理论摸索和实践总结：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粗放式的资源消耗（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复或摹仿）使中国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一部分，造成十分突出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难题；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内日益增长的环保诉求，还是国际上不可推卸的环境责任，都要求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绿色道路，而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学）也必然会成为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中的大国（经济总量和规模仅次于美国），其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资源大进大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直接导致了国内层面上的生活质量、公众健康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后果，同时还必然会带来一种区域性、世界性的消极影响（灰色辐射性效应）。在环境政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源性需求或政治共识的背景下，随着环境问题的跨界性和弥散性发展，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际责任的担当，也迫切需要我们在一种国际或全球性的政治舞台上来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一种文明重塑的视野下用中国智慧来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

就超越向度而言，郇庆治教授指出，我们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反思现有的发展路径，这必然是对国内层面的主流性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范式以及国际层面的生态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种决裂、超越及彻底性重塑。对于国内层面而言，这需要我们主张挑战与替代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以财产私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多党竞争的多元民主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以及以物质进步主义与大众消费主义为代表的文化观念。在此批判基礎上的文明转型实质，就是要在国内层面实现一种可以长期制度化的生态主义的（而非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而非极端个人主义的）未来人类社会。这种重塑也必然要求中国环境政治的发展最终实现现代文明（工业化/城市化）的一种生态化转向或转型，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的生态民主。对于国际层面而言，基于对拉美超越理论的反思，他在《“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一文中系统剖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其本质是少数西方国家延续与拓展其历史形成的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他们由此获得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或等级性优势。因此，生态帝国主义的存在和体系性固化是国际社会创建一个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内在性障碍①。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中国同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不断深度融合，中国环境改善以及推进全球环境善治的目标实现已经不太可能是一种仅限于自身“毕其功于一役”的任务，这要求我们需要从一种全球性和体系性的视野来应对环境问题。然而在现有的体系中，对于欧美国家既有模式的“简单追随”和“盲目模仿”都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绿色超越的道路，因为“中国既不可能低代价地加入目前仍拥有生态帝国主义霸权优势的‘低碳强国俱乐部，同时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的理念也决定了中国决不能采取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做法，尤其是向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资源需求成本和污染排放危机”②。不论是欧美国家的“绿色壁垒”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抗拒”，都显示目前这种生态帝国主义模式已经超出了地球整体系统的生态维持极限。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只有从一种真正兼顾生态主义和全球正义的维度出发，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引领已悄然展开的现代文明生态重塑或转型进程，同时使自身尽快成为这样一种全球性环境管治体系与规则创建及其遵守的模范①。

就生态维度上的文明重塑而言，郇庆治教授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归纳广义上的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四重意蕴”：第一，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应该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第二，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应该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第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适当自然/生态关系部分，即广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第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这一内涵界定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红绿变革”性质或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特征②。在此基础上，完整意义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承载了环境政治中的三个重要层面：一是“绿色左翼”的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政党意识形态）；二是弱生态主义主张综合性深刻变革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生态变革理论）；三是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或古典色彩的有机性思维方式与哲学（传统有机哲学）③。可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是一种由内及外、内外一致的综合性绿色实践话语，“红绿变革”旨向与国际意蕴是其全面践行的双重目标，即在国内层面上中国要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积累（增殖）逻辑的同时，在国际层面上要反对少数欧美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秩序（架构）的生态帝国主义霸权逻辑，从而最终实现一种“生态平等合作主义”的存在方式④。

值得一提的是，郇庆治教授在追求“生态文明”理论层面突破的同时，还在实践层面上尝试一种更“接地气”的田野研究，并推进一种更为成熟的国际生态学术话语交流与争鸣实践，同时注重对于专业性学科团队的建设、网络性议题讨论平台的构建、绿色变革研究的國际性拓展与中国学界话语权的提升。2015年，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自觉地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作为对中国绿色转型和文明重塑的核心概念，旨在通过加强与欧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拉美超越发展理论的交流与讨论，来推动一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绿色左翼网络的共同研究与互动，努力使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成为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创建的理论创新进程的一部分。比如该小组近年来不仅翻译引介了国外绿色左翼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河内会议（2015/2016）、布鲁塞尔会议（2016）和基多会议（2017）等相关的国际讨论，传播出了中国学界关于生态文明的声音⑤。除此之外，郇庆治教授还结合目前中西方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以城市可持续与生态文明为切入点，通过“以脚丈量世界”的田野调查，比较分析了中西方多个城市的发展路径⑥。基于长期性调研和比较，他认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最终取决于他们突破工业现代化局限的能力，而不是沉迷于工业现代化的简单化重复性规模扩张而不能自拔。这包括两个层面的“转移”：一是传统产业从较低端向较高端的层级传递，比如将一些自然资源消耗较大和生态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工业部门，转向周边或生态容量相对较大的城市，这将更多地取决于纯经济的法则与规律；二是城市内部逐渐实现自然资源消耗量“零增加”和生态环境“零破坏”意义上的循环式或稳态发展，这需要“城市人”从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内在信念上作出更为绿色的调试①。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庄严承诺，远非仅仅是一种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的深度变革，而且是文明类型或路径的重新定位，任重而道远②。

四、结论

得益于早年系统性的哲学及政治学教育背景，郇庆治教授指出，应该从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视角来看待环境政治学的发展并承认其整体性。一方面，他强调环境政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特别是具有母体意义的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密切关联和相互支撑，同时看到环境政治学的发展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他肯定环境政治学对于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技术发展的借鉴特征，认为要以客观的科研成果作为环境问题的论证支持（如气候变化和雾霾问题）③。因此，郇庆治教授在治学过程中，既重视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结合有力的支撑性资料，审慎地对既有环境政治理念和实践进行严谨的分析和比较；又自觉（本能）地从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所蕴含的“深绿色”忧思出发，系统性反思既有的环境政治理念，针对性批判那些披覆着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等华美外衣的浅绿色生态资本主义理念。郇庆治教授曾强调：“环境政治学肩负着当今时代的巨大责任或挑战潜能，不但要做到能够切中要害地挑战反生态或不合理的现实，而且要做到能够令人信服地构想一种绿色的未来。”④本文从“比较”“融合”和“超越”三个维度来评析其研究脉络和思维逻辑，也正是为了充分呈现郇庆治教授在环境政治领域研究中的一种家国情怀和治学抱负。他在系统建构环境政治学科体系的同时（涵盖“深绿”“红绿”和“浅绿”），也时刻注重一种横纵向比较思维的运用，旨在比较中进行甄别和提炼；在此基础上的“融会贯通”突出体现在他对于“红绿”变革和绿色左翼的研究旨趣，即探寻绿色政治思想如何通过同社会主义变革相结合，从而真正使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得以制度化并嵌构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之中。这种研究的超越性体现在如何在一种文明转型和重塑的视域下，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来推进具有绿色变革蕴意且具有时代践行性的环境发展替代战略，而郇庆治教授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意的系统性分析可以说是对于这种新时代绿色文明重塑路径的一种很好的诠释。当然，在目前这种并非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政治经济体系中，要实现对于国内层面主流性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范式以及国际层面生态帝国主义体系的“双重超越”和绿色转型，无论是在理论建构层面还是实践操作维度而言，都是对中国道路与东方智慧的巨大考验与挑战，道阻且长。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