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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金縢》篇的叙事艺术探究

2018-07-27王嘉玮

青年文学家 2018年14期
关键词:叙事艺术

摘 要:作为免遭秦火破坏的珍贵战国写本,清华简《金縢》篇情节曲折生动,语言簡洁凝练,文学艺术成就较高。情节构造上,因果清晰、逻辑严谨,并且善于运用虚构艺术,出现了“有意为文”的萌芽。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叙事艺术;情节艺术;虚构艺术

作者简介:王嘉玮(1993-),女,山东济南人,汉族,济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清华简《金縢》篇早于传世文献《尚书·金縢》成文,其叙事性同样毋庸置疑。第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以十四字的超长篇题,概括了全文主体事件。第二,清华简《金縢》全篇叙事先后顺序明显,明确交代故事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即包含了完整的叙事六要素。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清华简《金縢》篇“有了现代叙事文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情节”[1]。因此,清华简《金縢》篇同样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并且展示出极高的叙事艺术水平。

1.情节艺术——因果清晰,逻辑严谨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2]与同时代记事作品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事件经过不同,清华简《金縢》具备了叙事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情节,强调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逻辑严谨,详略得当。

在情节组织方面,清华简《金縢》篇具备了完整的“叙事六要素”,清楚地叙述了事件的起因是周武王病重,周公祝告愿以身代王而死并将祝辞封入金縢,结果是周武王启封金縢得知冤枉了周公,而后出郊亲迎周公遗体,最终天灾停止,大获丰收。因果对应关系明显,逻辑清晰。

同时,对清华简《金縢》与传世文献的情节进行比较,简本比今本缺少占卜内容和武王病愈两个情节,这其实也显示出清华简《金縢》篇创作者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

关于缺少的两个情节,前文的论述虽然不认同程浩先生等学者“简本晚出,删去病愈情节”的观点,但他们对武王病愈情节被删去的原因的推测却是有道理的。彭裕商先生在《<尚书·金縢>新研》一文中解释,“清华简本没有‘乃卜三龟一习吉及其以后的相关文句,也没有武王瘳的记载,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武王于周公祝祷之后不久即去世,与三卜皆吉而新命于三王不合,故删去之”[3]。这样的解释恰恰说明了清华简《金縢》篇是出于使情节符合逻辑的目的而略去这两个情节的。

前面一段讲武王经过周公的祈祷后不久就痊愈了,后面一段接着就说周公去世了,这在逻辑上有些牵强。而且,在全篇开头,周武王生了重病,二公对周公说希望为武王占卜,但周公回答:“未可以戚吾先王”[4],意思是不要去打扰先王的安宁,使先王忧虑了。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周公阻止了二公,占卜最终没有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在后文略去占卜过程也是符合逻辑的写法。

2.虚构艺术——情节设计,有意为文

清华简《金縢》篇以叙事为基本特征,但是其中的“事”却并不是完全纪实的,相反,其中有许多情节是刻意虚构的,可以说有了“有意为文”的影子。

这样的虚构情节集中在本篇后半段:成王误解了周公的苦心,以为他对自己不利,使其蒙受冤屈,而此时上天就如同有所感应一般,“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5],粮食歉收、灾害频发,似乎是上天发怒了,同时在替周公鸣冤,警示成王君臣犯下了大错。待到成王君臣启封金縢之书,明白自己冤枉了周公,出郊亲迎周公遗体的时候,上天立即收回了灾难,变灾年为丰年,“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岁大有年,秋则大获”[6]。

以上情节中,“天”不会真正“感应”人间的个人苦乐,周王不会看到天降异象就恰好想到去开启金縢,天气的变化也不会巧合到恰好迎合周公遭受冤屈和沉冤得雪的时刻,这些显然不可能是史实记录,明显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学创作。而上天对人间的“态度转变”实则既彰显了“天神”赏罚分明、刚正不阿的品格,又传达了天降异象则有冤未雪的神谕暗示。这些情节上的“巧合”无一不显示出明显的创作意图和加工痕迹,是当时人“有意为文”的结果。

究其原因,清华简《金縢》的“天怒示警”情节的创作渊源主要来自于周人的“天命观”。在周人的眼中,“天”是至高无上的。《尚书·大诰》中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前激励周人:“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7],这里的“天明”即为“天命”,周公此言是教导黎民天命威严,要谦卑敬畏,“天”才会辅助我们建立周朝伟大的基业。可见,“天”在周人心中的地位极高,拥有绝对权威,周人既信“天”,更敬“天”。因此清华简《金縢》的“天怒示警”情节是周人朴素的“天命观”的具体外化,是宣扬“要永葆天命就必须敬天保民”思想的教育读本。

另外,清华简《金縢》出现刻意虚构情节的现象,也与我国史官文化高度发达有关。我国的史官文化由巫官发展而来,将“实录”奉为记录历史的最高原则。但同时又强调“以史为鉴”,出于政治目的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对史实进行剪裁和编排,甚至是篡改。

参考文献:

[1]李莉:《<尚书·金縢>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页。

[2]童庆炳:《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11 页。

[3]彭裕商:《<尚书·金縢>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61页。

[4][5][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8页。

[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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