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卓

摘 要：古诗词在声乐教学中重要作用的第四个层面，是学生声乐水准的提升。这是古诗词在声乐教学中重要作用的中心，也是本文研究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古诗词歌曲;声乐教学;重要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地认知，古诗词与声乐作品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二者最初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诗与歌”是一体化的，诗是歌词，歌是加曲谱的诗，所以又简称“诗歌”。而词与散曲又都是按不同的曲牌填写的歌词。正因为如此，古诗词才能够在声乐教学中发挥出它独特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这种重要作用的发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形象性作用

古诗词的形象性与声乐作品的形象性，是同步一体的，所以古诗词形象性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和声乐作品形象的解读、感悟、塑造。古诗词十分强调形象性，在这方面，有许多有趣的例证。如张籍回诗《酬朱庆余》用形象比喻：“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不是时人贵，一曲著作歌抵万金。”把朱比作越女西施，把朱的考卷比作贵重的“著作歌”。又如毛泽东的词《卡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而歌词同样强调形象性。例如阎肃作词的《红梅赞》（歌剧《江姐》选曲），也是咏梅之作：“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二者都以梅花比喻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其密切关系，十分鲜明。

2 抒情性作用

古诗词与声乐作品的抒情性，也是同步一体的，所以古诗词抒情性的充分发挥，也有助于声乐演唱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表现。我国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就把咏歌（演唱诗歌）作为重要的抒情手段之一。我国声乐理论也强调“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强调歌唱者先通过情感体验把词曲作者表达在歌曲中的情感，化为自己真切的情感，再通过倾情的演唱，把这种情感传达给听众，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最终收到以情动情的演唱效果。所以，情感表达既是声乐作品的生命与灵魂，也是声乐演唱的生命与灵魂。而古诗词的抒情性，对声乐演唱的抒情性，可以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例如李清照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的抒情性，就对歌曲《霸王别姬》创作和演唱的抒情性，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又如李白的诗《将进酒》的抒情性，也对歌曲《祝酒歌》创作与演唱的抒情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3 节奏性作用

古诗词通过押韵、字数固定、平仄相间、对伏等各种艺术手段，使其节奏性强。这种节奏性，也对于声乐作品创作与演唱的节奏性，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歌曲《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就用古诗七言五言夹杂的节奏型，强化节奏性。又如《我的中国心》中的“长江，长城”与“黄山，黄河”，形成对仗，也强化了节奏性。古诗词与歌曲节奏性的一体化，达到了“节奏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也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

4 民族性作用

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一切艺术，都十分强调民族性的重要性。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国古诗词的民族风格，如气韵生动、“天人合一”、情感真摯、表达含蓄、讲究意境、追求婉曲等，对歌曲创作与演唱，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许多古诗词，都直接成为声乐作品，例如岳飞的《满江红》（古曲）、毛泽东的《念奴娇·雪》《蝶恋花·答李淑一》、肖华的《长征组歌》，黄自为古诗词谱曲的《点绛唇》《南乡子》《花非花》，青主为古诗词谱曲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这些声乐作品使古诗词真正成为歌词，使古诗词与歌曲的民族风格的有机统一、完美结合。

而在声乐演唱上，古诗词的重要作用更成为重中之重。不仅民族唱法凸显了民族性特征，就连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也在古诗词声乐作品中彰显了民族性特征。例如杨鸿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明杨慎[临江仙]词，谷建芬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着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以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被誉为“民族美声”或“美声唱法的中国学派”。又如通俗唱法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通俗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也充满浓厚的民族风格，被誉为“民族通俗”。

至于民族唱法歌唱家蒋大为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阎肃词，许镜清曲），骆玉笙演唱的《重整山河待后生》（电视剧《四世同堂》主题歌，林汝为词，雷振邦、温中甲、雷蕾曲）等，就更以歌词与曲作民族风格的水乳交融而备受赞赏。可以说，古诗词助推乃至催生了声乐作品与声乐演唱的民族性。

综上所述，本文从文化素质的提升、美学素养的提升、艺术修养的提升、声乐水准的提升四大理论层面，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古诗词在声乐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须要指出的是：这四大作用是相辅相成、互促并进的，是以“四轮定位”的格局，推动着整个声乐教学的前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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