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晓红 陈清贵［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一、引言

傅雷（1908—1966）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毕生致力于翻译事业，用他的心血翻译了三十三部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中国翻译文学保存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财富，同时也为译学后辈留下了光辉厚重的研究遗产”（修文乔，2008）。傅雷曾留学于法国，受法国文化熏陶，此后致力于法国文学的引进与翻译，主要以法国作家著作为主，其中包括世界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傅雷译文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傅雷体”，尤以其“神似说”著称。尤金·奈达（1914—2011）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广泛的翻译理论家之一。他的学术活动及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的翻译理论最负盛名。奈达思维活跃，善于开拓，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被誉为“现代翻译学之父”。“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得最早、最多，影响也最大”（李文革，2004：112）。“功能对等”是奈达翻译理论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概念，意义重大。傅雷的翻译观和翻译贡献是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奈达的翻译理论自引入中国，就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谭载喜等许多中国翻译界学者的追捧，至今仍影响深远。对傅雷与奈达的翻译观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他们的相似之处，分辨不同之处，以厘清这两位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理论贡献，具有当代价值及意义。

二、傅雷与奈达翻译观的对比分析——相同之处

通过深入分析傅雷与奈达的翻译观，二者存在许多相似点，两位翻译家虽对翻译的见解各有千秋却又不谋而合。

（一） 重视意译

傅雷在《高老头》正文前面，冠有一篇《重译本序》，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傅敏，2005：3）。著名翻译家罗新璋先生说：“神似神韵之说，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论战时，不是没有人提过，但是这样宣言式的以传神标榜，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是傅雷以其大量优秀译作，实践自己的翻译观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读者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傅敏，2005：1）直到1963年，傅雷在写给罗新璋的信中，仍然强调说：“愚对译事实看法甚简单，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敏，2005：56）这里谈的是理想译文的标准，也就是说，译文于原作“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要传神达意”。傅雷提出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中的“形似”大约指保留原作的形式，包括体裁、文本类型和修辞手段等；而“神似”则更强调译出原作的神韵，实现译文和原文在韵味、文义、风格方面的统一。“翻译就是要把译者自己理解和领悟了的，用相应的文笔和风格表达出来。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傅敏，2005：2）由此可见，傅雷的翻译观重的是意译，强调翻译决不可按字面硬搬，而必须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奈达的翻译思想大致可以分为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和社会符号学阶段。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翻译观，这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从事动态对等翻译的译者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李文革，2004：114）奈达将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本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and Taber，2004：12）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是“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此处的“信息”应该包括原语中语义、文体、风格等信息。要全部传达出这些信息，虽然在翻译时译者是尽量做到内容与形式、“神”与“形”的完美结合，但两者总不会同时尽善尽美。在这种情况下，奈达主张形式应让位于内容。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交际的目的是让交际双方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就是要把信息传递清楚。因此，翻译首先就是要译意，抛开形式看内容。为了译意，必须改变语言形式。纵观奈达的重要观点，其核心就是要译者不构设于原文语言的表面形式，而主要关注原文的意义。傅雷与奈达都重意译多于形式，虽然形式处于第二位，但是并不意味着置形式于不顾。傅雷说：“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傅敏，2005：2）可见，“以辞害意”和“以意害辞”都是傅雷极力避免的，他的翻译是追求形似和神似的和谐统一。而奈达在阐释翻译的性质时，为译者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指导原则，即动态对等优先于形式对等。奈达强调动态对等，是从接受者角度看待翻译的，指的是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奈达认为：“判断译文质量的最终标准基于三个方面：能使读者（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即‘忠实原文’、易于理解、形式恰当、吸引读者（接受者）。”（李文革，2004：116）奈达后来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译者的任务就是在意义和文体上找到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使译文在最大限度上接近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二） 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

傅雷与奈达都将译文读者置于翻译活动的首要地位。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与傅雷的“神似论”，都要求译文要符合读者的审视标准，要便于读者接受。在傅雷眼中，“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同一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国读者从译作得到的感受，与法国读者看原作的印象，应该是相同的——相同也者，相仿佛也，大致不错。”（傅敏，2005：2）傅雷也曾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敏，2005：3）傅雷也正是以这样的译文标准，不断切磋琢磨，精益求精。傅雷还指出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不同：“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此两种分歧，殊难彼此融合交流。”（傅敏，2005：56）因此，“译者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实现词汇对等，而是先要把握原作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实质，然后再按照译入语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习惯表达出来”（修文乔，2008）。而且傅雷时时把读者放在心中，是一位关注读者、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的翻译大家。他在《〈恋爱与牺牲〉译者序》中提到，此书初版时名为《曼伊帕或解脱》，后来改名《幻想世界》，而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是译者为了“使中国读者易于了解”（修文乔，2008）。傅雷对译文的标准和对读者的责任心都体现了他对翻译事业的热忱。在这一方面，奈达的读者同等反应论无疑是最好的例证。评价译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后对原文作者所示信息的反应，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以及后面的“功能对等”概念，是因为他认为“翻译是要为接受者服务的，并使译文接受者最大限度地、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信息，这就要求译文尽量使用译文接受者喜闻乐见的、符合译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李文革，2004：117）。动态对等要求译文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这种为接受者服务、以适应不同层次接受者需要的思想，正是奈达“动态对等”的本质。傅雷与奈达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翻译程序模式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逆转换翻译理论令人耳目一新，深入分析奈达与傅雷的翻译程序模式，二者所遵循的步骤都是“分析——转换——重组——检测”。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把翻译流程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对各自语言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第二，对源语文本进行仔细研究，第三，适当的权衡。”（王爽、李楠，2014）之后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奈达对上述翻译程序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新的翻译程序模式：分析——转换——重建——检测。而傅雷尽管其翻译作品达到三十三部，但他并未像奈达一样明确提出自己的翻译程序，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序言、书信，以及其他文字痕迹，总结出其对翻译程序的见解。首先，傅雷在写给罗新璋的信中说过：“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陈福康，2000：389）这里的“熟读原著”就是分析文本的方法。在转换阶段，傅雷并不认为将原文分析透彻就能实现完美地翻译，而他认为“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傅敏，2005：56）。基于此认识，傅雷认为，成功的翻译必须重神似不重形似，从而提出了具有浓厚“神似”特色的观点。在重建与检测阶段，傅雷的观点十分清晰。在重建阶段，傅雷认为“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在检测阶段，傅雷认为“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傅敏，2005：46）。从而达到“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词害意，或以意害辞”（傅敏，2005：4）。可见，傅雷的翻译程序思想是和奈达相似的。

（四）强调译者本身能力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提到：“想译好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傅敏，2005：8）要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傅雷认为还不够。对于译者本身的要求更高，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风格是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了解对方固然难，了解自己也不容易”（傅敏，2005：9）。他说：“第一，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第二，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浪漫派还是古典派……”（傅敏，2005：9）“在当代译学家中，恐怕没有谁比傅雷更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对于原作的‘适应力’了。他除了对译者的专业修养极为重视外，还反复强调译者的人生经验、全面的学识修养对于文学翻译的极端重要性。”（陈福康，2000：388）同样地，奈达也专门强调了译者应具备的能力。“一般情况下，译者应通晓至少两门语言，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译者，还必须熟悉两种文化……”（Nida，2001：99）奈达认为：“除了精通原语和译语外，译者还需通晓一个或多个领域的知识，这也是他们的能力所需，报酬也会更丰厚……”（Nida，2001：99）。除此之外，奈达还提到译者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只知道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了解原语文本的内容还是不够的。因此，在傅雷和奈达眼中，译者的能力对翻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都强调了译者自身的能力与素养。

三、傅雷与奈达翻译观的对比分析——不同之处

由于傅雷与奈达的生活背景、学术经历及接受的文化影响不一样，二者的翻译观会有一定的差异，最突出的两点是对翻译的定义和对翻译事业的侧重点不一样。

（一） 科学与艺术

由于背景与范畴不同，在对翻译进行定位时，傅雷与奈达各有见解。在傅雷看来翻译为艺术，而奈达把翻译看作一门科学。傅雷先生说：“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和感受原作，绝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傅敏，2005：8）在傅雷眼中，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他更认为“文字问题基本上也是个艺术眼光问题”（陈福康，2000：394）。但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奈达明确提出翻译的科学概念。主张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而且是一门科学。奈达对科学的界定是指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李文革，2004：113）。奈达这种“翻译即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后来，奈达纠正了这个观点，认为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

（二）理论与实践

从傅雷与奈达的成果和贡献上看，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傅雷注重翻译实践，而奈达专著翻译理论。傅雷认为翻译是贯穿译者一生的活动。基于此理念，“傅雷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翻译文本进行修改、重译。傅雷用五年时间（从28岁到33岁）完成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后，又对这部著作进行了重译”（王爽，李楠，2014）。傅雷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也进行了多次重译，如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到：“《高老头》初译（1944）对原作意义虽无大误，但……这次以三个月的功夫重译一遍，几经改削，仍未满意。”（傅敏，2005：4）

傅雷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于他对工作的极端热情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一生践行翻译事业。傅雷的翻译理念是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与深刻的理论思考中形成的，是对自己翻译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前人翻译理论批判性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奈达专注圣经研究以及翻译，因此他的翻译理论的目标是为《圣经》翻译服务的，这是他译论的前提。奈达的著作基本上是关于翻译理论研究，没有译著，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再到社会符号学阶段，一步步地确立了自己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权威地位。从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1964年的《翻译科学探索》、1969年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1986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以及后来的《语言、文化和翻译》（1993）和《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意境》（2001）等等，都是奈达对翻译理论的贡献。奈达善于将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不断修正以及发展他的翻译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道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傅雷与奈达的翻译观虽有差异，但是深入分析，二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不可忽视，给译学界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两位大家对中国现当代翻译事业的推动与发展都贡献巨大。对傅雷与奈达的翻译观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取其精华，以推动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