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星［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南京 211135］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独特的时期。这个时代，朝代更迭频繁，司马氏的篡权和大肆杀戮让每个士人都噤若寒蝉，如履薄冰；这个时代，儒家的传统学说已经无法匡扶人们心中的质疑，谈玄避祸已经成为很多士人的明智选择；这个时代，出现一个以任诞为核心组成的文人团体和一群翩翩浊世佳公子——竹林七贤，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现象——“任诞”。

一、“任诞”现象产生的原因

“任诞”一词源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意为任性放纵自我，超越礼教束缚。①“竹林七贤”大都特立独行，任情任性。这种现象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首先，任诞的行径是魏晋时代独特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时代风气和集体选择行为。魏晋时代，朝代的更迭频繁，司马氏的篡权与大肆地杀戮早已将士人们心中对儒学的坚持与对经典的信仰丧失殆尽。生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证，随便说一句关于政治评论的话语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司马氏的废立之举和篡夺之心，早已失去了儒教“君君臣臣”的味道。伴随着儒学的衰亡，老庄哲学却异军突起，直接影响士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对生死的哲学解读，对孝顺形式的规定，等等，无疑更合已经被司马氏所谓“名教”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士人们的胃口。如《任诞》中记载的阮籍丧母后依旧饮酒食肉，“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②！’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名士们不去指责阮籍破了礼法，反而很多人去效仿，甚至连上层统治阶层如司马氏也对此听之任之。上层的默许无疑加速瓦解了士人心中传统儒学的礼教束缚，使任诞成为很多士人的集体选择，也成为士人们尊崇老庄哲学后的必然表达方式。

其次，任诞的行为是士人们内心苦闷、无处释放自己性情的一种表现。高平陵的一场政变，司马氏篡权，血腥杀戮后，所有的士人们都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惹上杀身之祸。在《世说新语·德行》中写到司马昭对阮籍的评价“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③。阮籍尽管任诞放纵，然而司马氏却一直没有杀害他，其终极原因就是他的“至慎”。“言皆玄远”指谈论虚无缥缈的玄学问题。士人们何尝不想参政，不想建功立业？而大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士人们内心的苦闷还要发泄、放纵。既然言论不能臧否政治，那么就用行为的荒诞和怪异表示对社会和时政的不满，发泄心中的愤懑。比如阮籍，他可以为了躲避与司马氏结亲而大醉六十日④；他可以不怕得罪当朝权贵嵇喜，完全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应有的礼节，给嵇喜一个大白眼，而同样的风雅之士嵇康带酒和琴来拜访，他又立即翻成青眼。而刘伶的任诞更为露骨，《世说新语·任诞篇》 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⑤他反过来讥讽那些嘲笑他赤身露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钻到我的裤子中来？

第三，任诞的行为是士人对司马氏集团的嘲讽和反抗。司马集团对士人一系列的封杀只能杀戮士人的身体，却杀不死士人们早已反抗和不满的心。“竹林七贤”对司马氏的反抗以各种任诞的形式出现，如果说阮籍以不合作装疯卖傻的行为表示他的愤懑和反抗的话，那么嵇康则任情任性以近乎直白的形式直接抒发对司马氏的不满，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司马氏可以保阮籍活命，而嵇康最终难逃一曲《广陵散》绝响于刑场的命运。《世说新语·简傲》中就记录了嵇康冷落司马氏宠臣钟会的故事。“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⑥嵇康直接给拜访者冷遇，这样的行为无疑得罪了当时的权臣钟会，正是他这种不加掩饰真性情的“任诞”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二、任诞行为的后世影响

任诞行为作为魏晋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任诞行为畅一代庄学之风。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和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⑦此为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第二，任诞行为是玄学发展的重要组成。玄学作为任诞的理论支撑无疑和任诞分不开。正如历代对玄学的褒贬一样，当前学术界对玄学的基本估价也大不相同。然而，无论对玄学持否定态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者，都不得不承认，玄学突破了两汉宇宙论的思想框架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把视线转移到本体论的层面，更为强调“辩明析理”的思维方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玄学把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似乎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第三，任诞行为在倡导和推动庄学的发展方面有不能抹杀的功绩，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于巩固和确定新兴地主阶段的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是先秦百家争鸣局面的消失，学术、思想领域内不可避免的僵化，对于思想发展的窒息和扼杀。在道德意识的层面上，阮籍公开排圣贤、非礼法，把儒者所崇尚的礼制直斥为“残贼乱危死亡之术”⑧，讥礼法之士为处在裤裆中的虱子，热切地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虚伪形式，实现人类自然本性的复归。其思想之大胆，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少见的。在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的层面，阮籍那种不拘礼教的旷达，纵情饮酒的豪放，轻世傲物的神韵，更是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名教礼法，世俗成规，被阮籍破坏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形式。

三、任诞行为的时代意义

任诞行为的时代意义首先在于它以文人的自觉性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可以说从战国开始，中国传统文人就寻找人生真谛，但儒家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文化精神，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等多种人生理念终于在魏晋时期内化为文人的人生实践和精神追求，实现士大夫内圣外王、儒道互补的精神升华。竹林七贤也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让后世文人都能从这些文化符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看到自己的影子。

任诞行为所体现的潇洒和旷达，于逆境中坚持自己理想的执着和对权贵的不满傲视也直接影响了一代代文人，为中国传统文人提供了一种不能为之而内心向往之的人格范式，提供了一个可以自我期许的精神家园。如陶渊明和苏轼，能够学到任诞与魏晋风度的精髓，寄身尘世之外，逍遥世俗之间，以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让人感受到久违的魏晋名士风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任诞之风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四、总结

“世人皆笑我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这句歌词也许能很好地诠释这个独特时代的独特文化现象。他们的佯醉张狂，他们的恃才放旷，他们的长歌当哭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与印记，而他们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时代影响至今仍余音不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

①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②③⑤⑥⑦〔南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页，第11页，第606页，第640页，第151页。

④ 〔唐〕 房玄龄 ：《晋书》，中华书局 2012年版，第 237页。

⑧ 萧华荣：《魏晋名士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