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上，高校往往被视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薪火之地，也是“新人”培养孕育之所。在对高校历史的回望与书写中，既有史传一类的历史叙述，亦有小说的想象与建构。就后者而言，江苏作家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7年女作家陈衡哲首先写出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表现了留美大学生一天的生活，自然而富于幽默感；1928年陈白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漩涡》，真实地再现了校园里的生活；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以三闾大学为背景，对宦海腐朽、政界无能、学术卖弄和社会堕落等进行了揶揄讽刺，揭开了大学校园内的乱象、知识分子心灵中的丑陋，开创了中国大学校园题材小说“审丑”的写作方向。这一传统被1949年以后当代文坛的作家们予以承继和发展。随着社会、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和催化，“审丑”在作家们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如江苏晓风的《弦歌》 《儒风》 《静水》，葛红兵的《沙床》，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黄梵的《第十一诫》，宋浩浩的《双山》，裴文的《高等学府》《文人》，尹平的《变革》，等等。它们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表现了象牙塔神话崩溃后校园的种种乱象，以及校园之外的大社会、大时代乃至人性的弊病。“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大学校园小说，揭示出学院知识分子异化的现实、独立存在的校园文化中比较灰暗的一面，透析新时期大学校园小说中的文化价值演变，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学校园，揭示并反思校园文化生活”①。本文以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尹平教授的长篇小说《变革》为具体研究文本，通过细读，看看其呈现的是怎样的校园“审丑”，又是如何呈现的，并反思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领导者在运筹管理上的失职

和其他校园小说的教师视角、青春视角不同，尹平的《变革》以坐落于江南S省省会的津海工商大学为视点，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即“校长”一角，透视校园文化，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大学的管理生态，兼及教学生态、学习生态并以鸟瞰的方式全方位地予以审视——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

（一）急于擅权专权

2009年4月前，还是津海工程学院副校长的何曾进被S省委任命为津海工商大学校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改革的“强人”。就其性格、作风而言，作品中有一段话很好地做了诠释：“凡认准的事，何曾进都毫不犹豫出手，即使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他就这个说一不二的性格。过去当副院长，角色受限，不是想干什么都能干得起来、都能干成，他与领导的看法经常相左，何曾进不论对错都我行我素，从不委曲求全，这种过分张扬和自我肯定的个性，让一把手和周围的许多人感到不快，得罪人当然就是必然的和普遍的现象。”（49）何曾进的权力在津海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陈栋国到龄退休，S省委让何曾进接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后，达到了巅峰，成为真正的“强人”——“何曾进党政一把抓”（226），“很快何曾进的意志变成了党政班子的意志，变成了学校的红头文件，变成了学校政策和制度，变成了师生员工的行动”（104）。然而，“强人”的改革容易用力过猛，甚至陷入独断专行，走向另一种不切实际的好大喜功，比如不顾学校发展实际，在前任校长建设一期新校区背负五个亿债务负担的情况下，还多少有点期盼省府买单的幻想，要急于上马二期工程，结果民怨迭起。在引进海外人才时，同样不顾本土博士的怨声，独自说了算，结果导致校内教师的愤怒：“为什么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为什么总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难道这就是津海工商大学的人事管理理念？对自己人总那么凶神恶煞，对外边人就彬彬有礼，本土教授和博士在校内吃不开，到了校外却吃香得狠，等到人拍屁股要调走了，才幡然感悟那是人才！留人留心，津海工商大学好多老师早就心寒啊！”（303）

高校的改革是需要的，这是共识，亦越发演化为一种政治正确。何曾进正是高举改革的大旗，下了猛药、用了雷霆手段，以至于把自己都逼迫得成了同事眼中的“工作狂”。但从实效与民情来看，何曾进推行的改革仍然没有摆脱“大基建、大换血”等硬砸资本投资的老路。可是，在政府无力担起投资的重担之际，社会资本便以各种名目、方式进入高校，并绑架高校成为资本的博弈场。某种意义上，何曾进最后被告发而接受省纪委调查，也确实与校园后勤资本的再配置有直接关联。或许，正如作者尹平赋予他的名字“何曾进”一样——既是一个疑问句，“何曾有过进步？”也可能是一个追忆往昔的过去时，“曾几何时还是进步的”。改革的目的自然是要向前进，但推行的改革者却头顶“何曾进”的名号，这或许也显示出作者尹平对改革及其前景的一种怀疑，或至少是充满担忧。

（二）放纵任人唯亲

何曾进刚调任津海工商大学校长不久，欲把过去在津海工程学院“铁三角”的另两位，曾在他力荐下留校后当上校党办副主任的曹众和任商学院副院长的程凡调入。之所以要调入，倒还不是出于小利益集团的个人目的，而是出于“强人”也难敌众手，需要有得心应手的具体行事之人帮忙贯彻、推行“强人”意志。但不可否认，在外人眼中，这三人确实捆绑成了利益集团，以至于曹众、程凡都是何曾进的“化身”——所谓“三位一体”，“过去在津海工程学院，现在在津海工商大学，你们已经成了我何曾进的化身，尽管你们不这样看，但人家这样认为，所以不用授权，你们已经代表了我，代表了我们”（99）。这“三位一体”便成了津海工商大学的基本权力结构。然而，调人的手段多少有点钻政策的空子之嫌：“但是对于调原部下入津海工商大学，侍其左右，委以重任，有悖于干部政策。领导干部调动原下属工作人员不得随调，这是惯例，也是原则……何曾进哪能不明白，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下属随调，而是人才引进，欲调入的两人不仅是中层干部，而且是教授、副教授，其中一人还是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所以不要用‘调动一词，取之于‘引智’”。（49-50）如此变换修辞之后，在建设高水平、一流学科等改革名义下，曹众和程凡加入“强人”政治就显得非常名正言顺了。在校长何曾进的安排下，曹众任党委和校长办公室主任，程凡任人事处处长，“两人镇守学校行政指挥中枢和人力资源配置中心，把住这两大隘口，可以监控津海工商大学教学、科研、服务和管理运行全程。何曾进觉得这样部棋，可保津海工商大学大事无忧，免于后院起火”（51）。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搞一言堂、小集团的官本位思想。何曾进为了政治目的，搞“自我设计”，他擅权专权，以权谋私，以权压众。这又是典型的官僚行为。“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②。“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部门实行了公务员制度，在这样的总体形势下，大学的官本位管理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不断被强化和扩大，这就更突显了大学官本位问题”③。

从符号层面看，“众”和“凡”的加入，看似寓意改革走的是群众路线，注重的是校园民生问题，但实际上除了利益集团化、脱离民众之外，何曾进还有另一层的想法：“这样的安排，何曾进明着说，对朋友也算有所交代了，如果撇下兄弟不管，独自异地做官去了，将朋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后谁还敢跟随我做事呢？不论津海商大还是工程学院，不论白道还是黑道都是这个理儿。”显然，这就离改革更远了一截，而像是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是江湖做派。由此，不由得令读者质疑“强人”推行的改革的成色，还是一颗红心吗？

（三）狠刮形式之风

象牙塔内的形式之风盛行，从大的方面说，大学强调的是规模发展而不注重质量提升；从领导人的政绩观看，往往看重外在形式，缺少对内涵建设的聚焦。当官要有政绩，凭政绩以考核官员的能绩，决定他们的升迁。当校长亦如是。尽管《变革》中的何曾进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向上爬的政治野心，但仍然免不了急功近利。原因很简单，他需要外在的、形式的东西来为他的改革成功背书——否则他将失去主政的合法性，而也唯有外在的、形式的，比如新校区二期建设，才是可以速成的。于是乎，改革与证明改革成功的成果陷入了恶性的封闭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下，校园变成“工地”，“随着校园内建筑围挡的增多，施工工地的增加，校园美丽的环境被破坏，污染与日俱增，游走于校园内的闲杂人员越来越多，施工车辆横冲直撞，给学校治安和管理带来莫大隐患，老百姓的抱怨情绪更是有增无减”（151）。也就成了必要的“牺牲”。甚至于学校现金流枯竭，无力购买正常的教学科研期刊、数据库，连教师节日福利都差点难以发放。显然，这样的“大发展、大基建”并非量力而行，尽管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战略意义的，但着眼于当下，这样的改革竟要以全校师生勒紧学术、生活的双重裤腰带，则不禁令人怀疑，这样的眼下还能否支撑到许诺的“乌托邦”未来？也无怪乎学校老师会批评，“基建将学校仅有的一点家底都耗空了。建这、建那，却就是不建民生”（151）。毫无疑问，改革需要有乌托邦的愿景，只有在此愿景的召唤下，才能动员力量，但如果脱离了民生，乌托邦只能是空洞的形式。

形式上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津海工商大学成立五十五年的校庆。校庆本是一个梳理校史、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凝聚校友等社会力量的重要契机。但过分看重校庆，甚至将其当作一次改革成果的展示，则容易沦为一出吹捧大戏。何曾进一门心思筹办校庆，正因为“那是一出奉献给领导和全社会的重头大戏，是津海工商大学办学成果的总检阅，是他执政近五年来的成绩报告单，是里程碑和载入校史的天字工程，就是一号工程，头等大事——何曾进在中层干部大会上如是说”（353）。小说最后写到校庆晚会臻于高潮，何曾进留住风水大师，以“惊喜”的欲望煽起了体育场万人的狂热，也诱发了何曾进“除了我何某人，还有谁能创此伟业，不能说绝后，但能够空前”（356）的内心膨胀，甚至是自我崇拜。于是，改革成了表演，“强人”成了演员。

（四）违背财经纪律

财务是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的核心部门之一，为此，教育部发布了相关的规章。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何曾进到津海工商大学之前，耿正锐做校长时就遗留下来3000万元“小金库”。这个烫手山芋现在甩到何曾进的手心上，他感到棘手，回家请教夫人柯沫，“柯沫想了一下说，首先要保密，切莫伸张，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其次，要设法斩草除根”。然而，这个最应该首先被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拖延到小说结尾都没有真正解决，相反，何曾进接受省纪委调查正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遭到举报。

“《变革》中还多次提到‘点招’，这已成为高校公开的秘密。‘点招’给学生家长带来希望，也给握有‘点招’权的人太多的发挥余地，分数不够用钱补”④。“尽管国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收取与招生相挂钩的任何费用，但是明令之下还是能找到不少变通的办法”（84），无非是“教育发展基金会”一类的擦边球。这种修辞的游戏钻了财务的空子，更违背教育公平的原则，使得教育机会、资源成为一种商品，使高校成为资本角力的舞台。

（五）虚设管理规章

高校作为特定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设立自有特定的内容。大学校园中的制度文化，包括大学的组织结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比如教学考试，不管哪所高校都有考试，这本是公平竞争的平台和重要环节，但津海大学的考场却秩序混乱，有学生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甚至递纸条、偷偷对答案，监考老师却视而不见。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师不愿让学生怨恨，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章制度便只得置若罔闻了。当然，除了置若罔闻，或有可能出现冤假错案。如考试期间于根平作弊，女生小旋被认定为同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但当校长要求纠正通报时，却有老师认为会影响学校的声誉需暗中处理。学校规章制度的尊严应靠准确科学的执行来维系，冤假错案是对制度的最大亵渎。除此之外，权钱利益的腐败也给管理规章开了道后门。富二代麻姗姗系严重作弊和再次作弊，按学籍管理规定应作开除学籍处分，学校领导却被利益买通，为麻姗姗开脱，让其转学，并在转学材料中隐去作弊和处分情节，没有留一丝痕迹。

在津海工商大学这一“强人”政治的高校，所谓管理更多是领导者思想的单向输送，高屋建瓴却细致不足，期许美好却实施有难，或有出现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这都是改革路线脱离群众之故。此外，高校在组织人事、教学管理、行为活动等方面均有系统的制度规范，具体的落地实施却漏洞百出。传达室的登记流于形式、校史馆的管理员擅离职守、违禁电器私拉乱设……一方面归因于管理水平与员工素质，另一方面则是学校制度系统有故障。高校管理是一门学问，作息安排、考勤纪律、值班巡查等虽是规章制度的细枝末节，特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谓积重难返，规章制度的设立与实施从小处着手，方能以小见大。“制度作为一种规范人行为的方法，具有刚性，是一定范围内和特定时间内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更具有强制性、工具性和时效性”⑤，津海工商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与贯彻执行背道而驰，形成极大的反差，恰恰是对学校管理者的打脸和管理活动的无情讽刺！

（六）任由弄虚作假

谈到科研，津海工商大学分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宁振举说道：“教师的科研有急功近利之势，浅尝辄止，过分强调快出成果、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追求数量和规模，而精品不多、特色不显，标志性和有影响性的成果较少，科研中浮躁、弄虚作假等现象时有发生，仅去年一年被举报的教师涉嫌抄袭、剽窃事件就达三次之多。”（43）科研与教学的矛盾主要与当前量化评价体制关系密切——虽批评之声不断，但尚无更好替代之法，小说中何曾进的诸项改革也未能对此开出实际药方；另一方面也与“大扩招”不无关系——师生比例一直紧张。“大学科研活动对教学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但科研至上、轻视教学的短视行为却是在背叛高校‘人才培养’的庄严使命”⑥，结果往往导致教学、科研两败俱伤。科研的成果远比教学的成果更容易资源化、资本化、权力化，被垄断集中到少数所谓“学阀”手中，从而滋生诸多潜规则。一如史生荣长篇小说《大学潜规则》中，门亮申请的项目是通过现已是财政厅副厅长的老同学于利明与科技厅的刘处长搭线才拿下来的；朱雪梅二百九十万的经费是与车处长的肉体交易获得的，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原本生存于象牙塔中的学术却在渐渐失去往日的纯洁”⑦，“学术问题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愈演愈烈，学术‘生病’了，若每个大学人都还对这种现象冷眼旁观，不积极整治，那么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学术垃圾终会把整个学术的灵魂掏空，那么高校的文化建设体系也最终会坍塌”⑧。

除了高校内的弄虚作假，也多有高校相关行业的以假乱真。比如《变革》中的EASC公司，津海工商大学与该公司合作多年，每年支付价格不等的咨询服务费,EASC公司于年底向学校呈交咨询报告并向社会定期发布相关调查数据。EASC看似独立的第三方信息，实则是变现的大数据——这些资讯被学校广泛、经常地引用，成为学校申报项目、申请奖项、总结回顾、展览宣传等方面的重要素材，但如果想要保持美好的声誉和发展势头就得与公司长期合作，一旦关系破裂，各项指标便迅速变脸，那么公司就见钱说人话、不见钱说鬼话了。这种被粉饰的、虚假的办学业绩与声誉仅仅靠金钱维系。这样，学校为了面子工程，不惜采取跑项目、买版面等非常手段，名曰校、刊合作共建，相互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的绑定。

二、施教者在教学心理上的失衡

“大学教师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现代大学的性质决定它不仅传授高深知识，而且还担当着创生高深知识的社会文化使命”⑨。在“创生”方面，如上所述，在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评机制下，教师不得不放下身段，想尽办法钻营投机。从“传授”层面考量，很多教师心理上失衡、情怀不再。就如《变革》中描写的：“学校重引进、轻培养，重海外、轻国内，重科研、轻教学，重文凭、轻业绩。”（302）在追求高校世界一流化的过程中，“换血”是有必要的，但改革应该处理好土洋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爆发“土著”教师的不满：“什么海归？你们知不知道，有的人在国外混不下去，才打出爱国、回家创业的旗号，投入国内大学的怀抱。有的人在国外犯了事被革职才流落回国。这些人在国外本是垃圾，却被我们捧为至宝。”（302）尽管这是玩笑之语，但确实反映出“土著”教师的心理失衡，被挤压到了生存的边缘，“津海工商大学好多老师早就心寒啊！”（303）甚至更极端，“换血”被追溯到了血统论、阶级论的话语逻辑—— “身份论在‘文革’后就废弃了，没想到如今津海工商大学重拾‘文革’遗风。海归，成分好，血统高贵，根正苗红，仅凭一个名衔就是红五类，可以捧上大位，所有政策大门多对他们敞开着，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土生土长的就是‘黑五类’了，就得往后站，后娘养的？凡事都另眼相看！不具公平竞争待遇！”（301）激烈的言辞，其实反映出的是校内土洋老师之间资源配置的失衡。在如此背景下，广大“土著”教师由此产生“自卑”心理，“大批年轻教师已无心恋教，都忙着出国读博，忙着写论文。他们向海归们看齐，写的论文既不服务于社会，找不到实践用武之地，又不反哺教学，无病呻吟，孤芳自赏，为了科研而科研，为了名利做科研。而教学质量每况愈下，上课在应付差事，真是误人子弟，这叫谋财害命！”（302）我们说教育是讲信仰和理想的，教师需要情怀，但同时教师也是一种现代职业，需要生存和生活。只有教育信仰，才能有信仰教育，只有用教育理想才能实现理想的教育。让教师有尊严地教学、有尊严地生存，才能在浮躁的学术风气里坚守底线，求索真理。

另外，也要看到有些施教者在道德上的失位，也就是德不配位。如津海工商大学管理学院学生小旋在院长蒋兴中引荐下欲报考津海大学潘教授的研究生。可是这个年逾半百、瘦骨嶙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蓄着络腮胡子的教授却在小旋单独登门拜教的时候，“先是语言暗示，发展到语言挑逗，再就是动手动脚起来”（335）。“‘我很喜欢你这野妹子的味道。你若依了我，考研自无问题，’说罢欲行非礼”（336）。这既是所谓师德师风的问题。’其实更是高校性别权力政治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一如近来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进入高校，既掀起了陈年旧案，又揭开了当下丑陋现状，即高校性别权力关系尚处于近乎“无法无天”真空的状态。这本应也是高校改革的题中之义，可惜的是，早些时候出版的《变革》只是点到了，但没有更深入展开。

三、受业者在为人处世上的失当

在这个日益技术化、物质化的时代，在所谓“拼爹资本主义”的时代，高校大学生表现出“小确幸”的生活态度、“小时代”的价值取向，或者“丧文化”的颓废美学，也并不奇怪。正如《变革》 中管理学院的学生于根平，家境贫寒，在别人享受美好大学时，他从大一开始就在校外打工，送快递，发广告，做家教，刷盘子，看孩子，做保洁，什么没干过？他已超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并接受了“拼爹”血统论的自我规训：“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当道，这两样东西我和我的家庭一样没有，一丁点也没有！父母除了给我躯壳，什么也没为我打造好。当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弱势群体难，有人难，有人不难。什么自主就业？不就是拼爹、拼官、拼钱吗？不就是关系哲学吗？不就是金钱外交吗？我们师哥考取行政事业单位，哪一个不是父母铺路？师姐们考进银行，哪一位不是父母打前站？没有关系门都没有！刻刻苦苦考大学、辛辛苦苦读大学，读出来首先面对的就是加入失业大军。”（73）所有这些悲愤之言都浓缩在了作者赋予他的名字“根平”二字之中——某种意义上，平凡的出身、普通的家庭，已经是青年颓丧的“原罪”。这种“原罪”远比土洋之争的血统论更为致命、更为底层，因为它几乎不可更改。

阶层的固化，上升流动性的枯竭，使曾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幻象破灭，新的“读书无用论”泛起，“真理”与“求知”成了这个时代最冷的笑话。于根平的个案很典型，只能玩世不恭，只能犬儒地活着。这不仅表现在个别学生，而是反映在一类弱势和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身上。它折射出当下高等教育的诸多弊病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巨大隐忧。如前所述施教者不能安心教学，认真投入教学，课堂上学生或昏昏欲睡，或玩手机，或看快餐文学，或左顾右盼，盼下课铃早点敲响。以课外阅读为例，津海工商大学是一所财经类大学，而对财政、金融、财务、会计、审计等主流业相关的书籍少有人问津，不论借出还是归还的书籍，大多崭新如初。而阅览室又上演着抢座位的“情景剧”。他们阅览的都是非专业书籍，文学、音乐、美术、美容、性爱、体育、军事、影视……正如分管学生工作的魏薇副校长所云：“学生既不看《水浒》，也不看《三国》，古典名著太长太老调，他们一是上网，二是喜欢读舶来品和二、三流作家的言情小说，是西式快餐化的俘虏。”（44）

随着世俗化的冲击，网络、电影、电视、出版物、音像制品等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使得世俗文化日益浸染大学校园。一些低级庸俗的作品，特别是外来的品位不高的流行歌曲、诗歌、言情小说、影视等，以调侃式、娱乐性见长而缺少人文精神的“快餐文化”在各种媒体和文艺作品中泛滥，严重侵蚀着校园文化，导致一些青年学生在价值观上出现迷惘、困惑，思想混乱，道德理想黯然失色，审美情趣逐步退化蜕变。再加上校园学风失重，考风不正，这种内外结合使得一些学生如迷途的羔羊，整日浑浑噩噩地游荡在校园，寻求感官刺激，收获所谓的“爱情”。高校的校园似乎充斥着青春荷尔蒙的躁动，大学生活动中心、山坡上、草地边、教室里，到处有谈恋爱的人。更有甚者，在公共场合置若无人，贴身而坐、搂成一团、狂放暧昧。《变革》中何曾进在任职之前“微服私访”津海工商大学的校园，在山坡的石板路上遇到让他看不下去的一幕：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不顾路人在那调情，“‘哎哟，讨厌，讨厌嘛！’女子嗲声嗲气尖叫声，特别的响。循声而去，十米开外的石凳上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正贴身而坐、搂成一团，那女生将纸袋里的爆米花一粒粒喂进男生的嘴里，男生则将爆米花吃去一半，另一半又吐出填入女生的口中，吃着吃着，那男女的四片嘴唇就紧紧对吸、牢牢地胶合在一起了。热吻中男生将女生压在身下，一只手正去解女生衣扣，欲伸手进去，不住地乱摸乱搓……”（5）亦如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魏薇说的：“这种事情校园里天天发生，只要存心去看，满目疮痍啊！”（240）青春的恋爱本是校园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无论是在“致青春”一类的校园写作中，还是在像《变革》这般揭露校园弊病的小说中，恋爱往往都成了某种奇观化、病态的东西，甚至被形容为女生“二次投胎”的手段。这固然戳破了某些真实，但似乎又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写作套路，不禁令人怀疑，校园是否存在“自然主义”的面目？

四、反思

《变革》这部小说模仿的主动行动是改革，但小说的题目却没有使用政治色彩浓郁的“改革”一词，而是用了颇为中性的“变革”。换言之，文本世界中的改革是正确的，是必然的前进方向，出问题的只是改革过程中的措施、人事。改革也是“强人”何曾进入主津海工商大学的全部合法性来源。对于改革，何曾进下过自己的定义：“改革是资源重新配置、利益的重新分配，必定引发矛盾，有时会酿成冲突，甚至激烈冲突。”（102）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改革的宏观方案，其实质仍然是“大基建、大换血”的老路。而且，高校至少还有其意识形态等领域，并不完全能被资源、利益等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所涵盖。事实上，在何曾进的“强人”治校下，所谓改革本身也有其意识形态的一面，而对这一面，小说的叙述者并没有自觉地、建设性地反思，如果有的话，也是更倾向于暴露。如果硬要追问津海工商大学改革的动力何在？直接的导火索显然是小说开头因为人祸而烧起来的两场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一定经济损失的“大火”。根据文本，这两场火“不算‘重大’，且火势刚起，在消防车赶到前，明火就被师生全力控制住”，但“经过媒体事后那么一炒作，火势、灾情、损失就被放大了”（2）。在此情况下，老校长引咎辞职，何曾进“临危受命”。从这样的开头看，改革并非高校内部的自觉，亦没有前后历时的线索，而是外部舆情的倒逼——某种意义上，使得改革从一开始就沾染上了危机公关的色彩。这不禁令人追问，如果没有这两场“大火”，津海工商大学还会发生改革吗？将改革建基在偶然性的事件上，似乎就回避了对改革必然性的思考。当然，这可能也是作者一种有意识的反讽策略。但这种有意识可能需要进一步在文本中予以明确。就目前来看，对改革的反思力度有限，这使得小说的深度相对缺乏。

或许，作者的意图本就更侧重于揭露改革过程中的丑陋现象，而并非反思。这在这本小说封面标题的“变革”二字有所暗示—— “变”字做了水平翻转，似镜像一般，而“革”字却保持不变。一正一反、一镜像一本真，应该是隐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与结构方法，即至少一半是在镜像式的呈现。因此，作者是有现实主义的追求与关怀的，但在处理上尚有简单化的嫌疑，表现在小说的故事性上就是生动不足、细节不足。而“变”字中红色的一点，或许也暗示了在黑底色的中间仍然存有红心式的人物。事实上，主推改革的“强人”何曾进也并非反面人物，相反，正面性要居多。

在这本小说封面的标题之下，还有一行小字“和现在的大学教授相比，方鸿渐、赵辛楣等，都是很单纯善良的读书人”。这显现出作者有意识地互文钱锺书的《围城》，可能也有意识地要接续讽喻社会、针砭时弊的传统。相较《高等学府》《文人》等小说而言，《变革》从管理、施教、受业层面反映了当下大学校园大学人的困境、困苦、困顿乃至困惑的状态，“鞭挞了寄生于其间的种种浮荣与丑恶”⑩。这种审丑的书写，“正是众多大学校园小说特别是江苏作者自《围城》独有的幽默冷峻的风格的存续和担当。因为这种担当不仅是一种‘暴露’，更是对校园正义回归的呼唤！”⑪因为这种暴露能够引发人们更加的痛定思痛。这种审丑更加激发人们更多的警醒和反思，加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让人们站在理性的高度更完善地看清和认识社会，对社会具有指导或批判的作用。如鲁迅先生曾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在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祛魅的时代，对于黑暗的冷峻书写，不就是对光明的殷切呼唤吗？”⑫

① 吴延生：《大学校园精神价值演变 校园主流文化建设应对——大学校园小说带来大学校园文化发展的思考》，《安徽文学（下）》，2018年第 1期。

②③ 王英杰：《大学危机：不容忽视的难题》，《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 3期。

④ 吴延生：《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抒写及地域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⑤⑨ 刘刚、王文鹏、陆俊杰：《多维大学校园文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第74页。

⑥ 俞世芬：《一幅学校生活的“清明上河图”——评晓风的中篇小说创作》，《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

⑦⑧ 吴可：《世纪前后大学题材小说对大学校园问题的探讨》，《名作欣赏（中）》2015年第2期。

⑩ 刘永：《尹平教授长篇小说〈变革〉赏析》，《会计之友》，2015年第8期。

⑪ 吴延生：《新世纪头十年大学校园小说创作“乱象”谫议——兼及江苏视野》，《安徽文学（下）》2018年第8期。

⑫ 韩春燕：《校园生活的另一种书写——关于孙春平的“校园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