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拉利［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长治学院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00］

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作家的文章和名气是可以互相成就的，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者是也。但这样的“好事”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为条件，所以并不常见；更多的时候，文学领域中成名成家的规律和鲁迅说的正好相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两句，才是无数人文历史际遇的归纳。但无论幸运与否，都属于文学事业的极端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在平凡的地方，平静的时间长河中，作家平凡地活着，爱着，写着——这尤其是所谓盛世文学的常态，相应的，那种引起轰动效应的文学现象往往是乱世甚至是衰世的文学的异化。太平盛世中的写作，不必承当启迪大众或者宣传革命的额外任务，只要有一点兴趣，三五好友，也就够了，如果再加上些市场头脑，把昆德拉所不屑的“媚俗”之术发挥一下，运气好的话，季度年度畅销书作家是跑不掉的。如此说来，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当下命运似乎堪忧。在经历了政治宠儿的峥嵘岁月之后，中国文学逐渐失去了开山时代“德赛”二先生的加持，也没有了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到了新千年之后遭遇多媒体娱乐至上的“小时代”，“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二为”“双百”原则也略显陈旧。没有了宏大主题做“靠山”，文学到底是“于人生有益的严肃的工作”，还是“高兴时候的游戏与失意时候的消遣”？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当代文学史框架内对文学现实进行微观的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