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军山 杨 帆 高洪民

一、引 言

银行风险承担一直是金融研究的热点议题，因为涉及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从而影响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Allen和Gale，2000；Levine，200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147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染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为尽可能降低银行危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各国政府一直重视自身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上盛行的应对银行危机的做法。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存款保险体系的国家，在1933年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确立了联邦意义上的存款保险制度，至 2012年为止，全球已经有 110个国家设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Barth等，2013)。然而，该制度自产生以来一直颇受争议，主要担忧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会引发银行业道德风险问题。特别是在 2007年金融海啸后，一些国家开始对金融业提供几乎全额担保的做法，再次引发关于存款保险产生不利影响这一观点的激辩。

从国外学者研究来看，有部分学者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稳定金融体系。如Diamond和Dybvig(1983)通过提出经典的DD模型，认为存款保险不但可有效预防挤兑还可提供最优的风险共担方案。这一论述在Bernanke(1983)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银行挤兑的实证检验中得到进一步证实。Karels和McClatchey(1999)发现采纳了存款保险的美国信用社有很好的稳定效果。Calomiris和 White(1994)、Demirgüç-Kunt 和 Kane(2002)以及 Demirgüç-Kunt(2008)等文献则指出存款保险对中小银行的稳健经营和成长有很好的帮助。在欧洲区域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来自 Gropp和 Vesala(2001)，他们发现银行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采取了更为谨慎的风险投资策略。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存款保险会引发道德风险，反而提升了银行风险承担。例如 Kane(1989)、Wheelock(1992)均验证了存款保险和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mirgüç-Kunt和 Huizinga(2000)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弱化了市场纪律。Carapella和 Di Giorgio(2004)实证证明了存款保险引发道德风险；Ioannidou和 Penas(2010)分析了玻利维亚内部贷款评级数据，得出了在实施存款保险之后银行趋向更高风险贷款业务的结论。关于制度环境对存款保险的重要作用和新的实证证据方面，Demirgüç-Kunt和 Detragiache(2002)发现在制度环境欠佳的国家存款保险显著地提升了银行脆弱性；Cull等(2005)发现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后显著增加了信贷波动率，特别是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Anginer和 Demirgüç-Kunt(2012)发现存款保险在非危机期间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程度，在危机期间则有助于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

从国内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存款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道德风险问题上，大致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两大观点。反对一方多半认为中国当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还未成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曹元涛(2005)、王国刚(2007)等人；支持一方的专家学者从多个层面阐述了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主要有苏宁(2007)、卜强(2013)等。此外，支持者并没有否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进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防范存款保险不利影响的对策。一些学者从制度设计特征上着手，如戴晓凤和尹伯成(2001)、陆桂娟(2006)均建议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推行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要求和保险费率来防范道德风险。何光辉(2006)则认为由市场内生决定的费率更能增加市场约束力。潘颖等(2003)认为引发道德风险的因素不单单是源于存款保险，而且这类风险可通过稳健的外部约束机制得到有效控制。吴庆(2005)提出施行审慎性监管有助减轻道德风险的程度，确保存款保险制度长期稳定运行。汤洪波(2008)认为提升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的重要前提之一是银行公司治理水平的完善。

综合来看，国内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业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只是略有涉及，缺少从微观层面的大样本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存款保险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更是空白。不同制度环境对于存款保险作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探究存款保险制度如何改变存款人、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动机，确保存款保险制度有效运行需要哪些条件(设计特征和制度环境)，存款保险是否能有效提升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等已经十分迫切。中国《存款保险条例》已正式公布，并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文通过全球大样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监管、法律和政治制度环境对存款保险的影响，考察不同类型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为我国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国内还没有文献引入制度环境来探讨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之影响；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选取的样本涉及全球93个国家超过4000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较以往的样本覆盖面更广，更具有代表性；其次，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模型，利用一个近似“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的政策带来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双重差分来确定政策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是数据处理、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汇报了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功效与缺陷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功效，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保障了中小额存款人的利益；二是存款保险制度能避免大范围的银行挤兑，实现金融体系稳定。当银行危机发生，存款保险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资产，存款人因而并不急于从资不抵债的银行提取存款，减轻了银行破产的资产清算成本，从而降低了银行的破产概率(Marini，2003)。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对存款人作出最后的补偿，更重要的是引导社会公众对存款的安全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另外，存款保险有利于保护中小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中小银行变得更有竞争力，存款人不再单凭规模大小评判银行，避免存款过度流向大银行。

而存款保险制度的缺陷也明显存在，尤其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必然导致客观的经济损失。因此，那些认同存款保险制度积极作用的学者，几乎也都承认该制度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控制效果(Diamond和 Dybvig，1983；Keely，1990；Kaufmam，1996)。道德风险内生于银行体系，而存款保险制度深刻地改变了存款人、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三者的激励和约束，因此可能加剧道德风险和银行体系的风险积累(Minsky，1986)。首先，存款保险减弱了银行的市场约束。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控制银行风险承担的职责转移到了监管机构和存款保险机构身上(Martinez-Peria和 Schmukler，2002；Demirgüç-Kunt 和 Huizinga，2004；Karas 等，2013)。存款人失去了对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状况监督的动机，继而减弱了银行的市场约束。具体来说，市场纪律的缺失极有可能影响银行的杠杆(leverage)或者资本缓冲(capital buffer)。Bond和Crocker(1993)的研究就曾表明，采用相等保费的存款保险制度将显著减少银行的资本缓冲。其次，存款保险增强了投保银行的风险偏好。在市场纪律缺失的情况下，银行可能以牺牲存款保险机构利益为代价把安全的资产投向高风险高利润的项目。如果该项目获得成功，大股东将获取超额的利润，但他们并没有为存款人支付对应风险溢价利率，银行的资金成本并不会随之增加(Merton，1977；Keeley，1990；Pennacchi，2006)。存款保险实质上对银行的冒险行为进行了补贴，投保银行发现承担高风险更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产生了道德风险(Wheelock和 Kumbhakar，1995)。尤其是当存款保险实行单一费率或者全额保险的情况下，银行甚至倾向于把流动性储备降到最优的水平之下，导致整体银行风险状况大大恶化。最后，银行监管当局与存款保险机构可能缺乏对经营不善的银行采取及时救济措施的动力。从监管当局的角度看，即便发生金融机构倒闭，最后也有存款保险机构兜底。从存款保险机构的角度看，基于其政府色彩以及非营利性质，可能存在监管容忍(regulatory forbearance)的情形。例如，为削减保险基金的支付，对问题银行采取容忍的态度，使得金融风险不断累积，最终为解决问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下降(Dekle和 Kletzer，2004)。从逆向选择理论来看，存款保险制度吸引了众多问题银行，因为实际上是稳健的银行给问题银行提供了补贴(Wheelock和 Kumbhakar，1995)，即所谓的单一保费情况下的劣币驱逐良币，保险柠檬市场出现。Wheelock和Kumbhakar(1995)在分析1910年至1914年美国堪萨斯州自愿性存款保险制度下投保银行的随机样本后，发现拥有较低资本比率的银行(代表风险偏好的银行)更有可能在开始时就加入存款保险体系。自愿性存款保险制度比强制存款保险制度更可能崩溃，堪萨斯州和美国其他州存款保险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理论和经验的两种观点难分伯仲，因此，本文提出第一对假设。

假设1A：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假设1B：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二)监管、法律和政治等制度环境对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效果的影响

存款保险制度确有其弊端，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无法驾驭? 答案是否定的，通过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同时配以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完备的国内制度环境，可以有效防范与控制存款保险的不利影响(Kane，2000)。而且，在这些影响因素当中，国内制度环境又起着决定作用，一个运作得当的存款保险制度，配以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一个良好的政治体系，一个强健的银行监管体系，它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是十分有益的(Demirgüç-Kunt和 Detragiache，2002)。

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取决于其收益与成本的大小，为了减轻存款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保险机构和其他相关监督机构须介入银行的监督，基于银行的特性，一个强健的监管制度环境对存款保险制度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Kane，2000)：(1)信息透明度，即发现银行风险的能力，银行财务状况和风险承担的信息可及时真实地让存款人、监管机构和各利益相关主体获知。(2)威慑力，即让银行相信所制定的规则将百分之百得以实行的能力，对有问题银行进行处置的监管人员有合法的权力基础，以及依法对问题银行进行及时处理的决心。(3)责任性，即监管机构对危机所采取的行动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对基本假设。

假设2A：在监管制度较好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假设2B：在监管制度较差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对银行的监管不应仅限于官方的监管，私人债权人利益与银行维系得更加紧密，因此往往比公共监管者有更强的激励，政府应推动完备的保护投资者权利的法律，如包括财务和审计在内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破产法律制度。Barth 等(2004)对44个国家超过 200家银行样本的分析发现，在严格的监管制度下，中小投资者对大股东和高管谋取私利的顾虑并未能完全消除，相反，当实行更强健的私人监管政策时，银行的价值相应提高，说明依法予以私人部门对银行的监督权是一个比正规的监管更加有效的管理机制。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即便有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法律，中小股东仍然缺少监督复杂银行风险状况的能力，此时政府监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银行内部人对资源的攫取。这表明政府监管与投资者保护法律事实上并不矛盾对立，政府监管强调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同时赋予监管人员实施相关监管职能的权力，而投资者保护强调予以私人部门对银行的监督权。因此，两者互为补充，保证存款保险制度更有效运行。据此，本文提出第三对假设。

假设 3A：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好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假设 3B：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差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在以往关于制度环境的讨论中，较少有涉及政治制度的研究。实际上，政治制度会通过两种渠道影响存款保险。其一，间接影响。不少学者认为，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是特定法律和监管制度之下的产物，而这些制度又是由政治或政治制度所决定(Rajan和 Zingales，2003；Keefer，2008；Roe 和 Siegel，2011)，他们大都认为政府在发展金融市场时，会谨慎考虑金融法律规章、安全的财产制度和合约的权利保护制度，因为他们认为金融制度包括产权制度都具有敏感的政治动机，体现了某种政治意图，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可以通过法律和监管制度影响存款保险的效用。其二，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下列几点：(1)政府效率，在较好的政治制度环境中，公务员的能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履行政策的可信性以及公共部门之间的独立性等方面会较优；(2)较健全的政治制度有较好的政治权利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权利实质上使得政府的行为受到有效监督，也使得信息机制更为透明；(3)政治制度跟贪污程度有很大的关系(Lederman 等，2005)，贪污程度增加会导致法庭上法官的信任度降低以及借款人办理银行贷款时补缴更多的税款，这些原因会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从而导致银行贷款减少；(4)若政治制度不健全，银行就容易成为政治人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Caprio和 Peria，2002)，例如国有银行常常因为选举而增加贷款(Dinc，2005)；(5)政治制度与政治稳定有关，因此除了影响法律制度的稳定(例如银行合约的有效性)，也将影响整体经济稳定(Rajan和Zingales，2003；Roe和Siegel，2011)；(6)政治制度也会影响企业资产被政府机关没收的概率(Glaeser 等，2004)。以上分析表明，良好的政治制度可能会使存款保险制度的缺陷得到有效抑制，据此，提出下面一对假设。

假设4A：在政治制度健全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假设4B：在政治制度欠佳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Kane和另外一批学者均指出，一国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成正相关，这揭示的并非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因素之间到底谁决定谁，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可能同时由其他一些被省略的变量决定。无论如何，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一国制度环境的重要指标，对存款保险制度同样有着重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A：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存款保险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假设5B：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存款保险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三、数据处理、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以 Bankscope数据库为主，其被广泛认同为世界范围内的最主要的银行业数据集。Bankscope提供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近二十年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明细。在国家选取方面，本文尽可能多地选择保留了那些在 Bankscope开始搜集银行数据以前就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德国)。存款保险影响的估计不应直接受到这些特殊国家样本观测的影响。相反，这些观测扩大了应用在估计过程中的控制组，有助于在整个研究区间平滑样本的规模和结构。为了增强结果的有效性，本文也对仅限于在研究区间(1999—2011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子样本实施了回归分析。在陈述研究变量之前，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文的样本只包含了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在行业中占比最大，是在存款保险框架下主要受影响的金融机构。其次，Bankscope给出了所列银行报表是合并报表(以C1和C2标记)或是非合并报表(以U1和U2标记)。当一家样本银行同时报告合并和非合并报表时，本文只保留非合并报表，以避免重复计算问题。此做法主要基于以下理由，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受到的影响是基于所在主权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环境，而不是基于母公司所在国家的制度环境。最后，将银行财务会计数据的极端值删除，使其值介于第 1%,至第 99%,分位之间。进一步地，排除以下样本：少于 5个年度观测的银行，以及少于5个年度观测的国家。

最终，本文选择的样本涵盖了 1999年至2012年93个国家的商业银行财务会计数据，其中，23个国家在样本研究期间(1999—2012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个数据集包含了4498家银行以及48366个年度观测，其中银行最少的有5个年度观测，最多的有14个年度观测。

(二)变量选取

1. 银行风险承担变量

由于本文使用的银行数据集是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获得，而当中只有很少比例的银行是上市银行(4498家中 910家为上市银行)，因此，本文没有采用基于市场的风险指标(如股价波动率)，而是考虑基于财务会计的风险指标。其次，除了美国的银行以外，其他国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几乎都存在数据缺失，因此，本文使用不良贷款率(ILR)作为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指标。这一指标的选取主要参照Shehzad(2010)，其认为银行业与一般行业最大的不同在于银行有存款人而一般行业则没有，所以需进一步分析银行的贷款质量。另外，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也利用银行的违约概率指标——Z值(z-score)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存款保险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度量(Laeven和 Levine，2009；Demirgüç-Kunt和 Huizinga，2010；Beck et al.，2011)由三个指标构成，即总资产回报率(ROAA)、权益比率(CAR)和总资产回报率标准差(σ(ROAA))，具体公式如下：

以上指标均采用 5年移动平均得出。当 Z值越高时，表示银行违约的概率越低，破产倒闭的风险也越小①在目前情况下，虽然银行的破产概率很低，但 Z值仍能较好地衡量银行风险和经营情况的动态变化，或者说衡量了银行运行状况的好坏。。由于 Z值有偏斜情形，故本文参考 Laeven和 Levine(2009)的做法对Z值取自然对数将其正态化。

2. 存款保险制度变量

本文存款保险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 Barth等(2013)和 Lé(2013)，当一国具有显性的存款保险时，该值为1，否则为0。特别地，参照Lé(2013)，以各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年份作为该国存款保险变量0、1值的分界点。

3. 其他制度环境变量

本文同样对其他制度环境在存款保险和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当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重视。存款保险带来的不良影响可能取决于所处制度环境的优劣，例如，良好的银行监管可以限制银行在当前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参与过度的风险承担活动。本文考虑银行监管质量指数(supervisory quality index)，其度量了监管机构是否有足够权力和执行力去限制和纠正银行的越权行为，例如监管机构有权力去替换银行的管理层。这些数据来自 Barth 等(2013)的银行业调查，这一系列调查分别在 1999年、2002年、2006年和2011年。另外，监管制度的实施效果又与外部信息披露环境和合约执行环境紧密相关。因此，本文也考虑了一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对存款保险实施效果的影响。具体写作中，本文使用Freedom House网站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指标，作为我们衡量政治制度的指标(Acemoglu 等，2005)。这个指标主要衡量人民或政党可以如何自由地参与政治过程，指数范围由 1至 7，其值越高代表政治权利越高。Glaeser 等(2004)认为使用政治权利指标较能反映事前的政府限制行为。再者，我们衡量法律制度的指标为法律权利指数(legal rights index)，主要用来衡量债权人及债务人的担保品及破产的法律保护指数，其范围介于 1～10，其值越大代表担保品和破产保护越好(Djankov等，2007)①由于世界银行提供的法律权利指标只有 2004年以后的数据，因此本文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了另一个法律指标——债权人权利(creditor rights)来检验1999年至2003年的情况。这一指标来自Djankov等(2007)，他们在La Porta等(1998)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指标，最终包含133个国家1978—2003年的数据。。

鉴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国家制度的数据变化缓慢，本文 1999—2001年的制度指标以1999年的数据来衡量，2002—2005年的制度指标以2002年的数据来衡量，2006—2010年的制度指标以 2006年的数据来衡量，2011—2012年的制度指标以 2011年的数据来衡量，直至新一期的调查数据可得为止再做补充。

4. 控制变量

参照 Demirgüç-Kunt和 Detragiache(2002)、Anginer和 Demirgüç-Kunt(2012)以及Lé(2013)等学者的做法，本文也选取了合适的控制变量来避免遗漏变量的问题。

(1) 银行层面控制变量

对于每个年度，选择以下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银行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存款占比(总存款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贷款损失拨备与净利息收入的比率)以及总资产收益率(ROAA)。同时，所有的金融变量只选取其概率分布第1至第99分位数的范围，以减轻极端值和潜在数据误差的影响。

(2)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由于银行业绩表现和存款保险受国家经济环境的影响，本文从世界银行的 WDI数据库获取国家经济发展的变量，具体以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衡量国家的经济总量，以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以人口的自然对数衡量国家规模，以进口和出口的商品和服务价值占GDP的比重衡量全球经济一体化(Karolyi 等，2011)。此外，从Financial Structure数据库得到的私人部门信贷与 GDP的比率来控制不同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Beck 等，2010)。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除了总体样本之外(因篇幅所限，描述性统计表格从略)，还依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将样本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先，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ILR)的值较小，Z值(lnZ)的值较大，表明发达国家拥有更好的贷款质量，而且银行倒闭的概率也较低；其次，在关键指标方面，存款保险制度(DI)在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较高(0.99)，如前文所述，存款保险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监管(SP)、政治(PR)和法律(LR)环境指标在发达国家均较高，说明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通常拥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再次，在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方面，各指标的平均值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大，但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误差更大，说明在银行监管标准国际化(特别是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银行的安全性指标向稳健性的准则趋同发展，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得到较好体现，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发展仍存在较大分化；最后，从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的统计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存有显著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基数(lnGDP)较大，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即所谓的“后发优势”。另外，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TRADE)更高，发达国家的金融环境(CREDIT)则明显占优。

(四)模型设定

Ashenfelter和Card于1985年开创了使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法进行政策研究的先河，此后这一方法在学术界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差分和双重差分估计有效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策变量是外生的，即与方程残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换言之，实验中若有样本不是被随机地选入处理组和控制组，那么应用“自然实验”进行政策评估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怀疑。如果模型中有未被观测到的变量与因变量相关，而这些变量又同时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未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的银行就不构成有效的控制组，因为处理组与控制组内在的风险承担变化趋势本来就可能存有差异。事实上，一国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与本国私人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制度环境因素等相关(Demirgüç-Kunt 等，2007)。为此，本文采用以下手段减轻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1)从理论出发，加入了尽可能多的银行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减轻遗漏变量偏误或内生性偏误；(2)本文采用银行层面的微观数据，即便政治博弈过程较为繁杂，作为市场主体的银行企业对一国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较小；(3)本文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选取上，除了使用总体样本回归以外，还选择那些法律、政治以及监管制度环境相当的国家子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尽量做到除实验变量(存款保险)以外两组真正可比。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另一个好处是当不可观测变量中存在自选择效应时，可以更好地控制那些无法观测到的而又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Blundell 等，1998)。本文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Bank Risk Takingijt表示第i家银行在第j国家t年的风险承担度量，分别以不良贷款率(ILR)和Z值的自然对数(lnZ)表示。Bank Controlsijt＝{lnASSET，lnDEPOS，LEVER，PROV，ROAA}是一表示银行层面控制变量的向量组，Country Controlsjt＝{lnGDP，GROWTH，lnPOP，TRADE，CREDIT}是一表示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向量组，DIjt则是存款保险变量。α为模型常数项，β1′和β2′是系数向量组，而β3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存款保险效应”，μi为银行的固定效应项，εit为残差项。为进一步减轻可能存在残差自相关或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聚类稳健的标准差(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

如前文所述，本文还将研究一国制度环境对银行风险承担及存款保险实施效果的影响，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将分别加入代表法律(LR)、政治(PR)和监管环境(SP)的指标(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it)以及其与存款保险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四、估计结果

(一)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

表2和表3分别报告了使用不良贷款率(ILR)和Z值的自然对数(lnZ)为银行风险承担指标时的结果，模型(1)的 OLS(差分)参数估计值。ILR和 lnZ是两个方向相反的指标，ILR越大表示银行风险承担越大，lnZ越大则表示银行风险承担越小。本文研究样本包括全球银行，并且依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将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如此分类样本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可能有较好的法规、监管制度及政治制度等，但发展中国家可能未必有这些特性，因此有必要以全球银行样本先行加以分析。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存款保险(DI)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并在10%,的水平下显著，符合假设1A，说明存款保险在总体上的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以致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在分样本回归下，存款保险对银行风险承担却有不同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存款保险提升了银行风险承担(DI系数为正且在 10%,水平上显著)，在发达国家结果却不显著，这一结果大致符合假设5A和假设5B：在经济实力较差的国家，其制度环境也较恶劣，存款保险因而容易诱发道德风险，而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存款保险的不良影响可能被良好的监管、法律和政治制度环境所抑制。

为了进一步确认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 Z值替代 ILR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由于Z值越大表示银行风险承担越小(与ILR相反)，报告结果中符号应该与表2相反。表3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存款保险(DI)在总体上与Z值呈负相关，并在1%,水平上显著。在发展中国家中，D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存款保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在发达国家中，DI系数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存款保险对其没有不良效应。

表2 银行ILR与存款保险的关系(差分估计)

表3 银行Z值与存款保险的关系(差分估计)

续表3

存款保险变量系数的双重差分估计量在表4和表5中报告。除了系数的大小有些微小差异以外，表4和表5对整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设定的回归结果与表2和表3的结果一致。由于双重差分估计过程中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国家环境中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变量，差分和双重差分估计系数的接近进一步表明在控制了大部分可能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的控制变量之后，各国特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与它们是否建立存款保险没有系统性的关联，本次研究接近于自然实验。

表4 银行ILR与存款保险的关系(双重差分估计)

续表4

表5 银行Z值与存款保险的关系(双重差分估计)

在银行控制变量方面，我们发现，总体上较大的银行资产规模(lnASSET)反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Demirgüç-Kunt 和 Detragiache，2002；Barth 等，2004；Laeven 和Levine，2009)；拥有更多存款(lnDEPOS)的银行承担更低的风险，更为谨慎；杠杆率(LEVER)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PROV)的提升倾向于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更好的盈利能力(ROAA)则有助于降低风险。在国家层面控制变量方面，银行风险承担与国家的经济总量(lnGDP)、GDP增长率(GROWTH)和进出口占比(TRADE)成负相关，与其余变量的相关性则不显著。

(二)存款保险、银行风险承担与其他制度环境的关系

从以上回归结果看，存款保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实施效果存有较大差异，诚如前文所述，存款保险产生的不良效果很可能取决于国家所处的制度环境，本部分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监管制度(SP)、政治制度(PR)和法律制度(LR)代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还考察了存款保险和其他制度变量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LR、PR和 SP在发达国家样本的回归中均达到显著，并且系数符号为负，意味着较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则只有 SP达到了显著，并且 LR的系数为正。其中一个解释是，过度的债权人法律保护(LR)可能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黑暗面”(dark side)的效果，即如果在违约时有强健的债权人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会愿意贷款给信用评级低的借款人，从而倾向于增加银行风险承担(Houston 等，2010)。另一个重要发现在于，这些制度环境变量与存款保险的交互项大部分都达到了显著，并且符号为负，说明具有存款保险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改善其他制度环境来抵消之。

值得注意的是，交互效应可能会掩盖或歪曲两个因子中任何一个因子的主效应(邓铸，2008)。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分别将 LR、PR和 SP分为“大于样本平均值”和“小于等于样本平均值”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当LR、PR和SP大于样本均值时，DI的符号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当制度环境质量较好时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得到很好的抑制，从而存款保险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当LR和SP小于等于样本平均值时，DI的符号显著为正，而当PR小于等于样本平均值时，DI的符号不显著。

总的来说，存款保险在监管、法律和政治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而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这一不利影响可以得到较好的控制，从而保证存款保险制度高效的运行。

(三)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前文为解决存款保险制度(DI)与银行风险承担(ILR和 lnZ)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作了一系列细致的设定。本节将对其进行严格的内生性检验。具体检验的方法为，分别以ILR和lnZ为因变量，被检验变量(DI)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利用面板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法对被检验变量进行回归，然后进行豪斯曼-吴(Hausman-Wu)检验和戴维森-麦金农(Davidson-Mackinnon)检验。结果显示(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豪斯曼-吴检验 F值和戴维森-麦金农检验 F值在统计上均不显著，无法拒绝“解析变量为外生”的零假设，因此，重要解析变量存款保险制度的内生性确实得到有效控制。

2. 实证样本选取问题

诚如前文所述，本研究选取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进行回归，以期获得一个结构稳定的控制组，此样本包含了在研究区间内存款保险制度变量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包括在1999年以前就已实施存款保险的国家或者至2012年为止仍没有实施存款保险的国家。一个典型的稳健性检验利用一个结构相似的控制组或者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Robert和Whited，2011)，若回归结果存有差异，则先前实证得出的一般结论将引起质疑。因此，本节排除了在1999年以前就已实施存款保险的48个国家，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无论是不良贷款率(ILR)或是Z值(lnZ)，对存款保险(DI)的系数符号与表4、表5一致，而系数大小略有下降；但不良贷款率作为因变量时，存款保险的系数变得不那么显著，可能与不良贷款在样本国家缺失较多造成标准误差上升有关，通过扩充样本可以减轻这一问题。总体来说，回归结果显示出使用不同控制组时的稳健性。

3. 不同的监管、法律和政治制度指标

如前文所述，本文使用的代表法律制度的法律权利指标只有2004年以后的数据，因此，参考La Porta 等(1998)、Djankov等(2007)及Houston等(2010)，本文用另一个法律指标——债权人权利(creditor rights，CR)来检验 1999年至2003年的情况。指标范围0至4，主要衡量公司破产时债权人受到的保护程度，分值越高代表有越好的债权人权利。在政治制度指标方面，本节使用来自 Freedom House网站的“公民自由”指标(civil liberties，CL)代替先前的政治权利指标(PR)，指数范围 1至 7，包含言论表达与信仰自由、社团组织的权利及自治权等方面的评价，越高分代表有越好的公民自由。此外，本文还引入一个“活动限制”指标(activity restrictions，AR)来代表监管制度，这一指标用来标识银行可以从事房地产投资、保险承销、承保和证券交易等方面的程度，数值范围从0至4，高数值说明限制更大(Barth，2003；Laeven和Levine，2008)。

结果表明(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虽然加入了不同的制度指标，但当使用不良贷款率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时，其结果与前述相当一致。

4. 考虑滞后期效果和2008年金融危机因素

首先检视存款保险制度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是否存在时间滞后效果(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其估计结果与表2基本相同，所以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不存在时间滞后效果。

再者，为了确保实证结果不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们考虑删除样本区间2008年以后的数据。结果表明(因篇幅所限，相应表格从略)与先前的基本一致，但各系数的显著性明显提高，即存款保险制度仍是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

五、结束语

本研究以1999年至2012年间，全球93个国家共4498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此外，为了研究国家制度环境是否对银行风险承担及存款保险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加入了代表法律、政治和监管环境的指标以及这些指标与存款保险制度的交互项。其主要结果如下。

首先，存款保险制度在总体上确实产生了道德风险，使银行的风险承担增加，但这一效应会因不同的经济程度而异。在发达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没有产生不良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明显地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再者，法律、政治和监管环境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方面，在发达国家，三者均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意味着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程度；而在发展中国家，只有监管环境有这种有益效应。最后，在进一步检视法律、政治和监管环境与存款保险的交互效应时，本文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交互项系数为负，意味良好的制度环境将有助于降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结论在之后的制度环境指标分类样本回归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如今，我国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上实证结论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环境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既需要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该制度的实践经验，还需充分结合我国目前监管体系、银行治理、商业银行结构、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完善和改进。在具体制度安排和风险防范方面，各国情况都不相同，不存在适合于全球的标准版本，中国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和监管实际，对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的状况进行紧密跟踪，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包括存款保险资格的存续期、存款保险覆盖面的提高、保险费率的分层分类确定及风险定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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