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鹏 仪珊珊 王 哲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本世纪初，国际贸易的研究进入“新新贸易理论”阶段，相应的研究重点由国家和行业层面进入到企业层面。自 Melitz(2003)的开创性文章以来，针对异质性企业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这些研究基于的单一产品企业假定与国际贸易的现实严重不符。近期研究揭示出一个关于国际贸易的重要事实：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规模较大的出口企业。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些企业在单一贸易关系(某个产品-国家组合)中的出口额显著高于小型出口企业，更在于这些企业出口多种产品到多个目的国市场。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多产品出口企业在各国普遍存在，是出口企业的主体形式(Bernard等，2007；Arkolakis和 Muendler，2010；Iacovone和Javorcik，2010；Adalet，2009；钱学锋等，2013)。

一直以来，产业动态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在单一产品企业假定下，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即意味着产品的进入和退出，因此对扩展边际的研究仅限于企业间的扩展边际。在多产品企业框架下，扩展贸易边际的研究由企业间延伸至企业内，即企业应对贸易冲击的调整方式不再局限于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还可以通过企业内新增和(或)淘汰产品，即产品转换行为，引导资源在各产品间进行重新配置。经验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内的产品转换行为非常普遍。Bernard等(2010)对 1987—1997年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表明，在持续出口的企业中，62%,的企业每 5年改变SIC5位产品组合。Iacovone和Javorcik(2010)基于1994—2003年墨西哥月度产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全部 5493家企业中，每年大约有 250家至 700家企业新增出口产品，250家至400家企业淘汰出口产品，30家至90家企业同时新增并淘汰出口产品。Adalet(2009)基于新西兰的出口数据研究后发现，94%,的持续出口企业进行了产品转换，其中 5%,的企业至少增加一种产品，10%,的企业至少减少一种产品，79%,的企业同时增加和减少产品。

如何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基于单一产品企业假定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强调企业的异质性，认为资源由低效率企业重新配置给高效率企业会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基于多产品企业异质性的贸易模型进一步强调产品的异质性，认为产品转换行为通过引导资源在产品间的重新配置对企业、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产生显著影响。Bernard等(2010)发现，约75%,的美国制造业产出由持续生产产品所贡献，25%,的产出来自新增或淘汰产品。Goldberg等(2010)使用1989—2003年印度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 25%,的产出增长由企业内的扩展边际所解释。在出口方面，企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是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钱学锋等(2013)使用 2000—2005年中国企业出口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增长的大约 44%,来自企业内产品范围的调整，首次揭示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为企业内扩展边际。

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普遍存在，且其对经济的总产出和总出口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近期的文献开始从产品特征、企业特征和企业-产品特征入手考察企业进行产品转换的动因。Bernard等(2010)定义了“产品新增率”和“产品淘汰率”，发现美国制造业产品的新增率和淘汰率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指出产品特征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关于企业特征对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结论。部分研究发现，规模越大、成立时间越长、产品种类越丰富的企业，越有可能淘汰产品(Navarro，2012；De Nardis和 Nappalardo，2009)，其原因可能在于规模大的企业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经验来调整产品。另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规模小、经验少的企业更倾向于转换产品(Iacovone和 Javorcik，2010；Adalet，2009)，因为这些企业应对市场波动与风险的能力较差，在面临外生冲击时，更有可能通过调整产品来加以应对。在企业-产品特征方面，Bernard等(2010)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同一产品市场上的其他企业，一家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越多和时间越长，则放弃该产品生产的可能性越小。Adalet(2009)对新西兰出口企业以及 De Nardis和 Nappalardo(2009)对意大利出口企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本文基于多产品企业假定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利用微观企业出口数据，分析了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通过将实际出口增长在不同贸易边际上进行分解，揭示了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并进一步从产品特征、企业特征和企业-产品特征入手考察了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我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普遍且频繁，这种企业内的产品进入和退出不仅主导了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亦大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出口产品层面的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出口规模越大、出口经验越丰富的企业越倾向于调整原有出口产品组合；企业对某种产品的出口规模越大和出口时间越长，则放弃出口该产品的可能性越低。

本文从动态角度全面考察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是对我国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模式研究的扩展与补充。目前，国内基于多产品企业视角深入产品层面研究我国出口企业二元边际的文献日益增多。彭国华和夏帆(2013)利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钱学锋等(2013)刻画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特征性事实，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揭示了影响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经济力量。本文与上述两篇论文的主要区别在于衡量企业内扩展边际的方法不同，他们从静态角度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数量作为企业内扩展边际，本文则从动态角度以出口产品进入和退出企业衡量扩展边际。我们认为，以出口产品范围衡量企业内扩展边际的做法忽略了动态产品转换通过引导资源在产品间重新配置而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实际出口增长进行分解，我们得出了与钱学锋等(2013)关于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为企业内扩展边际不同的研究结论。

二、产品转换行为的理论机制

在企业生产的多种产品中，仅有部分产品会出口到国外市场。Bernard等(2011)在垄断竞争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多产品、多目的国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不同的属性(product attributes)，具体表现为国外消费者对某种“企业-产品”的偏好不同。企业-产品属性决定了企业内产品间的自我选择机制：产品属性低的产品只供应国内市场，产品属性高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

随机的需求或供给冲击会导致企业内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发生(Bernard等，2010)。一方面，企业会新增受到正向冲击的出口产品；另一方面，企业也将停止出口受到负向冲击的产品。由于同一企业的不同产品所面临的冲击具有异质性，因此企业会同时新增和淘汰出口产品。另外，可变贸易成本的变化也会导致出口企业内出口产品种类的变更。可变贸易成本的降低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在弹性需求的情况下，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增加，从而有能力出口某些以前只能供应国内市场的低属性产品。同理，可变贸易成本的上升将使得持续出口企业放弃出口某些低属性产品。

三、出口产品转换的特征性事实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0—2006年的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它由海关总署按月统计产生，详细记录了每家企业出口HS-8位编码产品的具体信息。该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对出口企业的覆盖程度高，特别是涵盖了中小出口企业及其出口产品的详细信息。本文以微观出口企业为基本单位，以 HS-8位编码定义产品，将“企业-产品”组合定义为产品种类(variety)，同时将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全面考察企业层面和产品种类层面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

（一）企业层面的证据

1. 企业总体层面

在考察企业层面的证据时，我们不考虑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引起的产品变化，只考虑持续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持续出口企业是指连续两年保持出口的企业。根据t－1年至t年出口产品的变化情况，这些企业可以分为如下四类：不改变产品组合、只新增产品、只淘汰产品和同时新增淘汰产品。上述四种类型企业在出口企业中的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按产品转换行为分类的出口企业分布

平均来看，每年有约 18%的企业不改变出口产品，17%的企业只新增出口产品，13%的企业只淘汰出口产品，同时新增和淘汰出口产品的企业占 52%。可见，我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非常普遍，平均每年有近 82%的企业选择改变出口产品组合。作为对比，57%的意大利出口企业、72%的巴西出口企业和 94%的新西兰出口企业每年发生出口产品转换行为(de Nardis 和 Pappalardo，2009；Timoshenko，2015；Adalet，2009)。值得注意的是，Bernard等(2010)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有可能发生产品转换行为。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出口企业，这有可能导致产品转换行为的高估。

表2 按产品转换行为分类的出口金额分布

表2统计了上述四类企业的出口金额占比①考虑到新增产品企业的出口金额占比在后一年会偏高和在前一年会偏低，我们计算企业两年的平均出口金额。。从表2可以看到，同时新增淘汰出口产品的企业出口金额占比最高，其他三类企业的出口金额比重相差不大。总体来看，发生了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企业出口金额占比高达 92%以上。作为对比，巴西和新西兰此类出口企业的出口金额占比分别为 83%和 98%(Timoshenko，2015；Adalet，2009)。对比表1和表2，我们发现：没有发生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为18%，其出口金额占比仅为 7%；发生了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为 82%，其出口金额占比超过92%。这说明，与规模较小的企业相比，出口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发生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可能的原因在于，规模大的出口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更丰富，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更强，在面临外生冲击时，更有条件通过转换产品来应对冲击。

2. 贸易方式层面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对贸易方式进行了细分。本文将贸易方式分为两类：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出料加工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进口的设备、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出口企业分为三类：一般贸易企业(仅从事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企业(仅从事加工贸易出口)和混合企业(同时从事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经过计算，2000—2006年平均来看，60.1%的企业为一般贸易企业，15.8%的企业为加工贸易企业，混合企业占总样本的24.1%。上述三类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统计见表3。

表3 按贸易方式分类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

根据表 3的结果，2000—2006年，一般贸易出口企业中有超过 83%的企业改变了出口产品组合，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中仅有 61%的企业发生了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显然，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相对稳定。其原因可能在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更多受到国外订单或合同的约束而无法自由变更。从本质上看，加工贸易是以加工或装配为特征的再出口行为，多数加工贸易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其出口往往受制于国外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商的订单或合同，出口产品在合同期内具有稳定性。

3. 所有权属性层面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我们将出口企业分为 3类，即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研究不同所有制类型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按所有制分类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

根据表 4，2000—2006年间，平均每年有 90%的国有企业、77%的外资企业和 88%的私营企业选择改变出口产品组合，其中大部分企业会同时新增淘汰出口产品。在三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比较普遍，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相对稳定。戴觅等(2014)通过分析2000—2006年中国企业-海关数据发现，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出口额中的占比高达75%，而在非外资企业中只占27%。我们认为，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的稳定性和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中的高比重是导致外资企业出口产品相对稳定的原因。

4. 贸易中间商

中间商能够利用范围经济分担风险、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匹配和搜寻成本，因而在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生产性出口企业相比，贸易中间商不承担生产成本，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因而改变出口产品组合的风险较小且成本较低。这使我们怀疑，中间商的存在有可能会高估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

对于如何剔除中间商，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将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接，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的对象为制造业企业，因此同时出现在两库中的企业必然不是贸易中间商(Upward等，2010；钱学锋等，2013)。二是通过企业中文名称中的特定词语，如“进出口”、“贸易”、“经贸”等，来识别贸易中间商(Ahn等，2011)。本文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中国企业习惯以描述性文字给企业命名的传统，同时保留了大部分中小出口企业的样本。

表 5报告了中间商和直接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从其中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与直接出口企业相比，贸易中间商进行产品转换的行为更为普遍。平均每年有近97%的中间商会发生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其出口金额占全部中间商出口金额的 98%以上。第二，中间商的存在确实高估了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但影响有限。剔除中间商以后，直接出口企业中发生产品转换的企业数量和出口金额比重均略有下降(对比表1和表2最后一列)。其下降幅度较小，一方面是由于中间商在全部出口企业中的数量和出口金额比重均较低①2000—2006年，我国出口企业中贸易中间商的数量占全部出口企业的平均比例约为 14%，其出口金额占全部金额的平均比例约为25%。，另一方面也说明之前观察到的出口企业内频繁的产品转换行为并不主要归因于贸易中间商的存在，对于直接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产品转换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表5 贸易中间商和直接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

（二）企业-产品层面的证据

我们将出口“企业-产品”组合定义为出口产品种类。为了测度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情况需定义“出口种类新增率”(export variety creation，evc)和“出口种类淘汰率”(export variety destruction，evd)。前者等于t－1年到t年新增出口产品种类与t年全部出口产品种类的比值，后者等于t年到t＋1年停止出口产品种类与t年全部出口产品种类的比值。在计算两种比率时，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的情况被包括在内。因此，t－1年到t年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可能来自两方面：新增出口企业带来的产品种类增加和持续出口企业新增出口产品带来的产品种类增加。前者反映了企业间扩展边际上的产品种类变化，后者反映了企业内扩展边际上的产品种类变化。同样，t年到t＋1年淘汰的出口产品种类也可以做相似分解。

表 6报告了 2000—2006年我国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情况。在每年出口的所有产品种类中，平均60.5%为新增产品种类，其中19.4%来自新增出口企业，41.1%来自持续出口企业的新增出口产品；平均 52.1%的产品种类下一年将不再继续出口，其中 6.2%来自企业退出出口市场，45.9%来自持续出口企业淘汰现有出口产品。

表6 出口种类新增率和出口种类淘汰率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出口“企业-产品”层面的更替行为非常频繁。某年全部出口产品种类的一半以上为新增产品种类，而这些出口产品种类的一半以上将在下一年停止出口。第二，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主要来自企业内扩展边际上的变化，即现有出口企业内的出口产品转换才是导致出口产品种类变化的主要原因。

四、企业内扩展边际的贸易增长贡献

为了研究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对贸易增长的贡献，我们将出口增长在企业层面按照产品类型进行分解。具体而言，t－1期到t期持续出口企业j的出口产品i的变化情况分为三种：新增出口产品(t－1期不出口，t期出口)、淘汰出口产品(t－1期出口，t期不出口)和持续出口产品(t－1期和t期均出口)。因此，出口企业j从t－1期到t期的出口金额变化可以分解为如下四部分：新增出口产品带来的出口金额增加、淘汰出口产品带来的出口金额减少、持续出口产品的出口金额增加和持续出口产品的出口金额减少。其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A和D分别表示新增和淘汰的出口产品集合，G和S分别表示出口扩张和出口缩减的产品集合。显然，前两项为企业内扩展边际上的出口变化，后两项为企业内集约边际上的出口变化。企业间扩展边际上的变化体现为新企业进入导致的出口金额增加和企业退出导致的出口金额减少。因此，t－1年到t年实际的出口变化可以在企业层面做出如下分解：

其中，N、X和C分别表示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集合。

表7 2000—2006年各种贸易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

表 7报告了总体样本下不同年份三种贸易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首先，纵向来看，各种贸易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短期存在一定波动。例如，与前一期相比，2001—2002年间扩展边际上的出口增长比重扩大，其中企业间扩展边际的出口增长比重由24.32%增加至 37.62%，企业内扩展边际的出口增长比重由 8.17%增加至 26.28%，而集约边际上的出口增长比重由 67.5%下降至 36.09%。2001年底中国加入 WTO，短期而言，入世冲击的影响更多体现为促进了企业及产品参与出口市场的活跃程度。Masso和 Vahter(2012)考察爱沙尼亚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时得出了相似结论：爱沙尼亚于2004年加入欧盟，导致企业间扩展边际的出口增长贡献比例由6.3%增加至40%，企业内扩展边际的出口增长贡献比例由 12.5%增加至 20%。其次，横向来看，三种贸易边际中，我国的出口增长主要由企业内的集约边际所解释。2000—2006年间，平均 60%的出口增长来自企业原有产品的出口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内扩展边际的出口增长贡献小于企业间扩展边际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产品进入和退出导致的出口变化绝对值非常接近从而相互抵消，使得净出口变化较小。事实上，就绝对值而言，产品进入和退出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远大于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贡献，说明企业内扩展边际的贡献不容忽视。

我们关于企业内集约边际是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来源的结论与钱学锋等(2013)的研究结论不同。钱学锋等(2013)从静态角度出发，将平均的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视作企业内的扩展边际，得出了中国出口贸易变动对企业平均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弹性为0.44的结论。然而，这种以平均出口产品范围衡量企业内扩展边际的做法忽略了企业内动态产品转换可能对出口产生的影响。即使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数量没有变化(例如，t－1年出口 5种产品，t年仍然出口 5种产品)，仍可能通过动态的出口产品调整(例如，t－1年到t年同时增加且淘汰2种出口产品)导致出口金额的变化。因此，通过将实际出口变化在企业内部进行分解，我们考虑了产品转换行为通过引导资源在产品间重新配置而对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

五、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因素

多产品企业内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普遍存在，并且对出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试图从产品层面、企业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探寻企业进行出口产品转换的动因。

（一）产品层面的影响因素

产品层面上影响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因素包括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如消费者偏好改变)或供给(如技术进步)冲击。为了测度产品层面因素对出口企业产品转换的影响，我们借鉴Bernard等(2010)的方法，定义“产品新增率”(Product add rate)和“产品淘汰率”(Product drop rate)，具体而言，某一时期t某种出口产品i的新增率是指t－1期至t期新增出口该产品的企业数目与t－1期和t期出口该产品的企业平均数目之比。类似地，淘汰率是指两期之间放弃出口该产品的企业数目与两期出口该产品的企业平均数目之比。如果某种出口产品i1受到正向需求冲击，从而相对于另一种出口产品i2成为“热门”产品，那么相比于产品i2，较多出口企业选择新增出口i1同时较少出口企业选择放弃出口i1。也就是说，出口产品i1的新增率高于出口产品i2新增率，同时其淘汰率低于出口产品i2淘汰率。因此，出口产品层面的冲击意味着产品新增率和产品淘汰率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

图1 2001—2006年出口产品新增率与淘汰率

图 1描绘了2001—2006年我国出口产品新增率和淘汰率之间的关系①经计算，2001—2006年，出口产品新增率和淘汰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4、-0.073、-0.014、-0.030、-0.011和0.012。。从其中可以看到，我国出口产品的新增率和淘汰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说明出口产品层面的冲击确实会引起出口企业内资源由“冷门”产品向“热门”产品的重新配置。Bernard等(2010)对美国制造业产品、Navarro(2012)对智力制造业产品和Adalet(2009)对新西兰出口产品的研究均发现产品增加率与淘汰率之间呈现正向相关，由此得出产品层面特征并不能解释企业内产品转换行为的结论。然而，我们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研究表明，产品层面的外生冲击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我国出口企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

（二）企业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的影响因素

1. 计量模型与变量解释

为了考察企业特征和企业-产品特征对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普遍方法，我们将表示出口企业是否放弃出口某种产品的二值变量对企业特征变量和企业-产品特征变量做回归，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j和i分别表示企业和产品。被解释变量Drop为二值变量，取1表示企业j在未来一期将停止出口产品i，取 0表示企业j在未来一期将继续出口产品i。也就是说，对于企业当期出口、下一期将停止出口的产品，Drop取值为 1；对于企业当期出口、下一期持续出口的产品，Drop取值为 0。对于新增出口产品的决策，我们无法构建相同的计量方程，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假设我们定义一个二值变量Add，取值为 1代表企业当期没有出口、下一期将增加出口的产品，取值为0代表企业当期没有出口、下一期也不会增加的产品。显然，后者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无限集合。第二，对于企业t＋1期将新增的出口产品，我们无法构建t期的企业-产品特征变量。

企业-产品层面的解释变量包括企业-产品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时间。其中，出口规模用企业j对产品i的出口金额表示，出口时间用企业j出口产品i的总年数表示。为了衡量企业j在产品i出口市场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将企业j对产品i的出口金额和出口年数分别除以当年所有出口产品i的企业对该产品的平均出口金额和平均出口年数，所得的比值定义为产品出口规模(Prod_size)和出口时间(Tenure)。显然，上述两个比值越大，说明企业j在产品i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大且出口经验越丰富。为了考察企业出口其他产品规模的可能影响，定义变量otherProd_size表示企业出口产品i以外其他产品的规模。企业层面的解释变量包括企业的出口规模(Firm_size)、出口时间(Firm_age)和出口产品种类的数量(Nproducts)。其中，企业的出口规模(Firm_size)和出口时间(Firm_age)是指相对于所有企业的平均值而言的相对规模和相对时间。回归方程中包括了产品固定效应，用来控制诸如对出口产品的需求或供给冲击等不随企业改变的产品特征。

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部分使用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以微观出口企业为研究单位(j)，将 HS-8位编码定义为出口产品(i)。出于研究需要，对海关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其一，删除主要变量(企业代码、HS-8位码、产品出口值等)包含缺失值的样本；其二，删除单笔出口额低于50美元的样本；其三，考虑到方程(3)的研究对象为持续出口企业，仅保留连续两年出口的企业样本，这些企业的数量由2001年的52321家增加到2006年的124805家。

3.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表 8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从企业-产品层面来看，企业-产品出口规模和出口时间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同一产品出口市场上的其他企业，一家企业对该产品的出口规模越小、出口时间越短，企业停止出口该产品的可能性越大。该结果意味着出口企业放弃出口的往往是其不具备出口竞争力的产品，这一结论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经验研究的支持。企业出口其他产品规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扩大本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的出口规模将增大企业淘汰本产品的可能性，反映出企业出口产品之间存在替代性。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出口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出口规模越小，企业放弃出口产品的可能性越大。其原因可能在于，小规模企业应对市场波动与风险的能力较差，因此在面临外生冲击时，更有可能通过调整产品来加以应对。另一方面，企业放弃出口产品的决策与企业出口时间和出口产品范围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出口经验越丰富、出口产品范围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淘汰出口产品。

表8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4. 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

为了分析企业-产品特征和企业特征在不同贸易方式下是否对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在方程(3)中引入表征企业贸易方式的虚拟变量与各个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如前所述，我们将出口企业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企业三类，并定义虚拟变量ptf和ctf分别表示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企业。其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

首先，从企业-产品角度看，虚拟变量ptf和ctf与企业-产品出口规模(Prod_size)变量及企业-产品出口时间(Tenure)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数值均小于一般贸易企业相应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这说明，对于三类企业而言，企业放弃出口的都是其出口金额较小、出口时间较短的“劣势”产品。同时，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企业放弃出口“劣势”产品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一般贸易企业。如前所述加工贸易根据订单进行生产和出口，其出口产品受制于国外订单在合同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其次，从企业角度看，虚拟变量ptf和ctf与企业出口规模(Firm_size)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数值均小于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规模系数的绝对值，说明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企业的出口规模对企业淘汰产品决策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虚拟变量ptf和ctf与企业出口时间(Firm_age)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企业的出口经验对企业淘汰产品决策的影响显著高于一般贸易企业。

最后，对于三类企业而言，出口产品范围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淘汰出口产品，其中一般贸易企业淘汰产品的可能性更高。

5. 分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回归结果

为了分析企业-产品特征和企业特征在不同所有权属性下是否对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定义虚拟变量for和pri分别表示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在方程(3)中引入两个虚拟变量与各个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表10报告了分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回归结果。

首先，从企业-产品出口规模来看，外资企业放弃出口小规模产品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就企业-产品出口时间(Tenure)而言，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淘汰出口时间短的产品的可能性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其次，就企业出口规模而言，大规模国有企业放弃出口产品的可能性高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企业出口时间而言，国有企业出口经验越丰富，则企业放弃出口产品的可能性越大，出口经验丰富的私营企业放弃出口产品的可能性低于国有企业，而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并无显著差异。

表10 分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回归结果

续表10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多产品企业假定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利用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数据，研究了我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企业层面的证据表明，我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非常普遍，2000—2006年平均每年有近 82%的出口企业进行了出口产品转换，这种行为在所有权属性、贸易方式上存在差异。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具有“订单导向”特征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程度较低；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比较稳定。企业-产品层面的证据显示，出口产品频繁进入和退出企业，是导致出口产品种类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将实际出口增长在不同的贸易边际上进行分解，本文发现我国出口增长的近 60%由企业内的集约边际所解释。尽管如此，企业内产品进入和退出引起的出口绝对值变化大于企业进入和退出之该变化，说明企业内扩展边际的贸易增长贡献不容忽视。

进一步，本文从产品层面、企业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入手考察了影响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因素。在产品层面，我国出口产品新增率与淘汰率之间呈现负向相关，说明对产品的外生冲击会导致出口产品进入或退出企业。企业层面，出口规模小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调整出口产品来应对市场风险。出口时间长、出口产品范围广的企业往往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与经验来调整产品组合，因此更有可能淘汰出口产品。在企业-产品层面上，企业出口某种产品的规模越大、时间越长，则停止出口该产品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国外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分贸易方式和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回归结果均揭示了上述影响因素的稳健性。

本文有以下两点重要启示：第一，要充分认识企业内扩展贸易边际上的福利内涵。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集约边际主导了我国的出口增长，但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对出口亦有着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因此，在进行贸易结构调整时，应重视企业内扩展边际的贡献。第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合理地引导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促进贸易结构升级。企业内的产品转换行为被认为是企业内部“破坏性创造”进程的一部分，企业通过新增或淘汰产品以引导资源在企业内部进行重新配置。因此，我们应鼓励出口企业调整出口范围和转换出口产品以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1］ 戴 觅，余淼杰，Madhura Maitra．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J]. 经济学(季刊)，2014(13)：675-698.

［2］ 彭国华，夏 帆. 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及核心产品研究[J]. 世界经济，2013(2)：42-63.

［3］ 钱学锋，王 胜，陈勇兵. 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事实与解释[J]. 管理世界，2013(1)：9-27.

［4］ Adalet M. Multi-Product Exporters and Product Turnover Behavior of New Zealand Exporters[R]. New Zealand Treasury Working Paper，2009，No. 09/01.

［5］ Ahn J. B.，Khandelwalb A. K.，Wei S. J.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Facilitating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84(1)：73-85.

［6］ Bernard A. B.，Redding S. J.，Schott P. K. Multiple-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witch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1)：70-97.

［7］ Bernard A. B.，Redding S. J.，Schott P. K. Multiproduct Firm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126(3)：1271-318.

［8］ Goldberg P. K.，Khandelwal A. K.，Pavcnik N.，Topalova P.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Turnov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Evidence from Indi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0，92(4)：1042-49.

［9］ Lacovone L.，Javorcik B. S. Multi-Product Exporters：Product Churning，Uncertainty and Export Discoveries[J]. Economic Journal，2010，120(544)：481-99.

［10］ Masso J.，Vahter P. The Role of Product Level Entry and Exit in Expor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Evidence from Estonia[R]. University of Tartu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2012.

［11］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2003，71(4)：1695-725.

［12］ De Nardis S.，Pappalardo C. Export，Productivity and Product Switching：The Case of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 [R]. ISAE working paper，2009，No. 110.

［13］ Navarro L. Plant Level Evidence on Product Mix Changes in Chilean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2012，21(2)：165-95.

［14］ Timoshenko O. A. Product Switching in a Model of Learning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95(2)：23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