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春苗 何学玲

【评议论文】 温立三，《论语文教材编制的三大学科理论基础》，原载《语文建设》，2017年第7期。

【原文摘要】 关于“语文”的内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是三种有代表性的看法，但均存在偏颇，因为只有“语言+文字”的“语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文章”的“语文”和没有“文学”的“语文”则都是“跛脚鸭”，唯有“语言文字”“语文文章”“语言文学”三者兼顾，才算是完整的语文。

每一门学科教材的编制都是基于对该门学科的性质、特征和功能、价值的认识而进行的。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刻、越近于揭示本质，那么教材的科学性越强。本文的作者从“语文”的内涵出发，开门见山，将学界对“语文”内涵的三种代表性看法提出来进行分析：“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这三种看法均存在偏颇，只有“语言+文字”的“语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文章”的“语文”和没有“文学”的“语文”则都是“跛脚鸭”，唯有“语言文字”“语文文章”“语言文学”三者兼顾，才算是完整的“语文”。 作者基于“语文”内涵的三种代表性看法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语文本质观，进而给“语文课程”赋义：“如此说来，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便构成了语文课程三门基础学科，它们也是语文教材编制的学科理论基础。”论文由此展开论述，逻辑关系清晰，观点明确，内容聚焦，结论令人信服。

一、语文教材的语用学转向

作者认为，在支撑语文教育的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三门基础学科中，对语文教材影响最大的当属语言学，他认为语文本质上是一门学习和运用语言文字的学科，教材的基本组成元素是语言文字。首先引用语言学家王宁的观点：语文的基础是语言，语文要通过语言认知、语言传意和语言训练来提高人的思维、认识与表达的能力和素养。接着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2001年实验稿中“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修改为“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这一事实，说明修改的用意在于强调语文的核心是语言文字。随即通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语文课程功能的说明“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以及对课程性质的界定：“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通过国家文件的权威性强调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并进而提出“语文教材编制必须顺应这一‘语用学转向，使学生通过学习课本养成从各种语料中发现语言现象、概括语言规律并学会自如运用语言文字的兴趣和习惯。要编制出有效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语文教材，非要有语言学理论指导不可。”作者由此提出自己的语文教材的语言学基础观点：语言学是发现和总结语言规律的学科，语文教材则通过分析语言现象，教给学生如何运用语言规律并形成语言能力。那么基于对“语文”本质的这一认识，选择语言学的哪些内容作为语文教材的内容呢？这一问题是论文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作者认为，语言学内容包罗语言学众多分支学科。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语用学、语境学、语体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它们都是语文教材编制的支柱。随即用丰富的例子，纵横捭阖，从多个层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一，古代蒙学课本是建立在古代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第二，近现代之交，西方语音学、词汇学、语文学、修辞学“登陆”中国，为新式语文教材编制注入了新的语言学理论基础。1904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学习动字、静字、实字、虚字之区别，则是对西方语言学词性分析方法的借鉴与运用；第三，1923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要求学习修辞学大意，1929 年以后至三四十年代，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和初中国文课程标准均要求学习“文法修辞”，初中还要求学习文法的词性、词位、句式、修辞和组织法、藻饰法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叶，我国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语言学知识内容已经初具形态，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知识的主体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汉语知识成为语文学科必不可少的内容；第四，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催生了此后语用学、语篇分析、篇章语言学和交际语言学等多个语言学分支，其中是语用学深度影响了汉语文教材的编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文教材中编入的主要是静态的语言知识；新时期以来，语文教材中的语言知识观逐渐发生了变化，由静态语言知识的编制转向动态言语能力的注入。教材中的语言知识内容，由过去注重语法分析，转而全面重视训练学生如何运用语言规律获得“话语”的能力。语文教材不仅编入各类修辞知识，而且按“简明、连贯、得体”的要求，编入教给学生在不同的言语环境中选择词语、句式、语气、语调和语体等类语言知识短文，这些内容反映了教材编写吸收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成果；第五，新世纪初颁布的两份语文课程标准更是共同导向“语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反复强调“语言文字运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有12处出现“语言文字应用”，选修课程的5个系列设有“语言文字应用”。各家教材编写机构均编写出版了相关选修教材。如人教版《语言文字应用》，苏教版《语言规范与创新》《当代语言生活》，语文版《汉语学习与应用》《语言文字应用》，粤教版《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山东版《语言的运用》。语文教材编制必须了解语言学研究发展动向，将相对成熟的学科内容转化为教材内容。

二、中小学语文读写的重点是文章

文章学是语文教材的基础，文章学研究应该成为语文教育的前沿课题。事实上这个观点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完全认同，因为“文章”的内涵事实上难以准确界定并取得共识，“文章”的外延也难以划定。但作者基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仍沿用较广泛的文章界定方法：文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章指的是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字表达，语文视野中的“文章”是指狭义的“文章”，即与诗歌、小说、剧本等虚构文学相对的偏于实用的非虚构作品。文章学研究以写实为主的文章，即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普通实用文章，新聞文、史志文、应用文、学术文等专业文章，以及文学报告、文学传记、科学小品、杂文等变体文章的读写听说的规律。语文教材中的文章主要指记叙、议论、说明三大教学文体和几种常见应用文。作者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语文能力观：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但更应培养学生对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一般应用文的读写能力。其基本理由是：第一，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时代，文章阅读和表达永远是大多数人的事，文章为学生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常用，而文学阅读和表达只与少数人有关，因此中小学语文读写重点是文章而非文学；第二，社会越来越重视语文的应用性与实用性，文章读写能力在国民文化素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因此，语文教材的主要选文应该是文章而不是文学；第三，现代文章学近百年来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对语文教材编制的影响不断扩大。民国时期文章学理论在语文教材编写中得到最有代表性的应用。实际情况是文章重于文学，这是民国时期语文教材选文的基本事实。如20 世纪 30 年代，孙俍工编撰的《初中和高中国文教科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尝试以“文章作法”为线索，组成读写结合的综合单元，各单元围绕一种文章作法进行编排。夏丏尊、叶圣陶编撰的《国文百八课》，该套教材以文章学的理论统领全书，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的文话为中心编组单元，每个单元开头的“文话”，探讨各类文章的文体、技法、章法、风格、内容等。单元之间前后关联，左右照应，使全书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文章体系，是“彻头彻尾采取‘文章学系统的”。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说：“语文一名，……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但真正的文章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语文教材科学化和序列化浪潮中，文章的编排与文章学知识的传授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记叙、说明、议论的三段教学与三段循环，分别精心编制在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文章的读写成为当时中学语文读写教学的主流；第五，进入新世纪，虽然语文课程标准并未特别强调文章教育，有的学段和有的版本的教材仍十分强调文学教育，但全国使用面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五册课本有一半选文为文章，另编有专门的《文章写作与修改》选修课程。显然，文章学仍然是支撑新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厦的重要基石。

三、文艺学对语文教材的多重价值

作者认为，语文教材编制的第三个理论支柱是文艺学，其主要依据是：第一，文艺学对语文教材的影响民国时期便已彰显。“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的说法频频出现于国家课程文件中。教科书编入相关文艺学知识，如《国文百八课》中的“文话”就有多篇是关于文艺学知识的。第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中文学教材编入 20篇文学常识短文，包括各体文学知识、文学基础理论、文学史知识和作家介绍，高中文学课本编入多篇介绍文学史的知识短文，要求了解文学的起源，形象与典型的概念，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文学的艺术特点，文学语言的概念，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等等，当时的文学课本完整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学图景；第三，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教学大纲再次提出培养学生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语文教材中重新出现文艺学的“身影”。这时的文艺学纠正过去一味用阶级分析代替艺术分析、以政治标准取代文学批评的做法，给语文教育吹进一股文艺学新风；第四，文艺美学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将接受美学和对话理论等新的文艺学观念引入语文课程是，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接受美学将作为作品接受主体的读者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认为文学作品是用来让读者阅读的，文学创作包括作者构思、写作和读者接受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文本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产生意义。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倡导读者价值取向，《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都强调要引导学生自主理解文本，“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往往是多元的……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对话的过程”。为重视学生接受提供了国家文件支持；第五，长期把持语文教材的部分文艺学知识得以除旧布新。中学语文课本长期收录鲁迅的《祝福》《故乡》《社戏》《孔乙己》等多篇小说作品，分析这些作品所依据的文艺学理论，长期被社会历史批评甚至是阶级分析法和政治图解法控制，鲁迅小说结构艺术和叙述美学被完全无视。新世纪语文教材编制出现改观。如人教版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科书九年级下册，鲁迅《孔乙己》一课“研讨与练习”设计，涉及当代小说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叙述学理论。人教版课程標准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第一单元讲小说的“叙述”问题、第七单元讲“小说的情感”、第八单元讲“小说的虚构”等，它们是对以前陈旧小说知识的突破；第六，文学史梳理文学发展过程，总结文学发展规律，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演化。文学史观念与文学史知识对语文教材编制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作者认为，教材编者须有文学史的思维、文学史的视角、文学史的背景，才能在选编课文时为候选作品正确定位并确定其教育价值，才可能在教材编制时正确处理课文的保留与更新等问题，因而，文学史观念与文学史知识无论是对语文教材编者，还是语文教材的编制都十分重要。

本文是研究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制问题不可多得的优秀论文。文章从“语文”内涵的三种代表性观点的剖析入手，纵横捭阖，将语文教材的历史发展同语文与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等学科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多角度考察，不仅可以引导读者较全面地把握“语文”的学科特征，而且可以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显然，论文的价值不只仅仅提供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制参考、借鉴，而且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师把握“语文”学科规律，提高语文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改善语文教学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笔者稍感遗憾的是，对于“语文”内涵的认识，还有“语言+文化”的著名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常常与“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并举。“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表述曾进入国家语文教学大纲，可见其影响之大！温教授为何选择前面三种而弃后者？如果论文有该问题的剖析，其学术意义与实践意义将更大！真希望能听到温教授对该问题更加精彩的论述。

[作者通联：鄢春苗，四川教育科学研究院；何学玲，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