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宏伟 张斯琴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升级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在扩大需求、带动就业和推动区域全面发展方面的功能也将愈加突出。从本质上来说，城镇化就是要素集聚的过程，推动与产业同步发展的 “土地”、“资金”和 “人”全面向城镇集聚。在我国人口众多和领土广阔的国情下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仅需要市场力量的主导，也要依靠政府的有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证明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于干预区域经济发展、调节要素流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970年Arrow和 Kurz［1］首次将政府公共资本存量作为影响消费者效用的因素引入生产函数，得出公共支出对消费者效用有正向影响，也有助于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的结论。其后 Barro（1990）［2］等研究者秉承这一方法，将公共支出引入宏观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而显著的作用，并且对社会福利也有有利影响。从中长期看来，公共支出还可以形成产业结构效应和租金效应，通过间接影响产业间的要素流动和积累，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产业和经济结构 （Dar和 AmirKhalkhali，2002［3］； 石奇和孔群喜， 2012［4］）。 同时， 公共支出有助于缩小地区财力差距 （鲍曙光，2016［5］），亦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途径之一 （刘妮娜和刘诚，2014［6］），可以有力助推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

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向关系。庄子银和邹薇 （2003）［7］从公共支出过程中的 “调整成本”出发，论证了公共支出调整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