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萍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强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资本成本作为融资管理的依据，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定价与资源配置功能。政府时常利用税收工具来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作为联结股东报酬率与公司资本成本的媒介，股利税如何影响股权资本成本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MacDougall （1960）［1］、 Hamada （1966）［2］最早提出股利税与资本成本正相关，股利政策与融资政策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 （Farrar et al.，1967［3］；Stapleton， 1972［4］； Sinn， 1991［5］）。 2003 年美国实施 《就业与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后，资本收益税 （股利税与资本利得税）削减至15%，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下降，将来发行新股和用股利支付替代股票回购的公司下降更为显著 （Guenther et al.，2005［6］）；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和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下降幅度更大 （Dhaliwal et al.，2007［7］）；流动性、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影响着资本收益税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 （Sikes and Verrecchia，2012［8］； Dai et al.， 2013［9］； Stinson and Ricketts，2016［10］）。以上关于股利税与股权资本成本关系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现有经验研究集中在股利税与资本利得税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方面，鲜有文献分析新兴发展中国家关于股利税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不同于2003年美国股利税与资本利得税减税，21世纪中国股利税改革是在公司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仅对股利税的调整，中国纯粹的股利税改革避免了基于2003年美国减税实践研究股利税与资本成本关系结论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成为目前研究股利税与资本成本关系的良好自然实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