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达 李长达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宝贵文化财富，一直是被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融合说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把二者相融合有充足的原因、广泛的可能性和十足的必要性，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融合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7-0224-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倍受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已经有90多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虽然经过了这多年的发展，似乎还是没有走出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领域。[1]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仍然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人民大众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离自己比较遥远。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一度被看作封建君主专制的代名词遭到强烈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是我们研究马克主义中国化时所必须学习的重要内容。

一、研究现状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观点主要分三种，对立观、共存观、融合观。20世纪20年代，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随着其他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一同传入中国。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被看作封建专制的代表，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复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其后，随着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完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渐深入，学者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共存的。最后，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國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融合观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所以，我的研究综述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基础，总结论述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研究现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融合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前提，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对世界的本原的看法，如果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二者就没有融合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也具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在对世界本原问题认同有共通性的基础上，学者们主要从三方面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1.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的共通性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强的共通性，学术界有很多学者作出了深层次的研究，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他认为儒家讲“‘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这个‘为就是在今天会引起误会的‘为即‘为之，‘为就是要由人来塑造、人来创造”。[2]这是儒家文化所主张的是“人创”精神而不是“神创”精神，不是神创造的万物。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相吻合。陈强和刘兴均从儒家的政治文化主张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3]，这说明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个人、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上是相一致的。

2.在社会理想和革命理论上的共通性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社会理想，除了孔子描绘的“大同社会”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理想当属墨家为我们描绘的一个“兼爱”的社会。杨结认为：“墨家作为必要劳动的需求者，当统治者剥削极其严重，威胁到劳动者生存时，就会为夺取必要劳动而进行必要的暴力反抗，这是为了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故而，墨家代表了中国文化导向为革命派。”[4]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墨家的社会理论中对于社会革命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共通性。

3.在哲学辩证思维上的共通性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也存在辩证的思考方式。道家的朴素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相通融的，南京大学的斯洪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关于这一点，老子思想中也有着丰富的论述。老子也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逐渐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认为‘道是向相反方向运动转化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盛与衰的构成。”[5]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辩证思维上的共通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要性研究现状

在可能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必要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意义。显然，促进二者相融合对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转型都是必不可少的。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型不是自发的过程，它需要优秀文化作为指引。孟德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6]因为文化现代化的转型，在传统文化的内部是无法产生的，必须借助于与先进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所谓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潮流的文化。[7]马克思主义文化正是这样的先进文化，马克主义文化可以帮助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此外，东北师范大学的田克勤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其在‘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中的创造性转化。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谈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都没有实际意义。”[8]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

2.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西方文化，中西方在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其中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上海市委党校的陈方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易于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共产党重视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9]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刚刚开启的时候便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深入发展更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华东政法大学的徐家林认为：“离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在中国生长的土壤，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失去鲜活的生命。 失去生命力，也就不再能够成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深入，始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

二、结论与建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继续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才能更加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要求，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正确地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才能焕发生机，实现其向现代化的创新与转型，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造，实现时代性的转型，绽放他的优越性，才能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具体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看不见摸不到的形而上的东西，必须借助一定的实物作为表现形式来展现。所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才能使人们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上的意识形式，而是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可以切身感受到的文化产品。同时，发展文化产业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需要，又能够调整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拉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忠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D].中共中央党校，2011.

[2]杜维明.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对话[J].学术月刊，2013（8）：35-41.

[3]陈强，刘兴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辨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1）：24-31.

[4]杨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J].今日中国论坛，2013（24）：42-44.

[5]斯洪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道家思想之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13（7）：75-77.

[6]孟德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4.

[7]夏兴有等.论先进文化[N].光明日报，2000-11-07：1.

[8]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9）：97-102.

[9]陳方刘.习近平总书记的传统文化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2016（9）：37-42.

[10]徐家林.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整合[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3）：1-7.

责任编辑：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