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才

我国的科举制度到了宋朝有极大发展，读书求仕进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防止举子作弊，各种制度也越来越完善，例如采用试卷密封制、誊录制、锁院制等。

所谓锁院，就是考官进入贡院（举子考试场所）以后便锁门不出，不得与外界联系，甚至家人也不能见面。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当然是为了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我们现在出高考題的老师在拟题和考试期间，也是实行“全封闭”式的管理，不得与外界联系。

据载，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受命当了主考官，他的学生李膺将参加科举考试，临锁院前，苏轼暗中派人将应试考题《杨雄优于刘向论》送到李家。恰逢李膺外出不在，仆人就将试题放在桌上，不料却被别人偷去，李膺最后没有考中，回家后一病不起，苏轼当然也很懊恼。我们现在看这件事，苏轼显然是知法犯法，触犯国家刑律，理应受到严惩。但是有人却为其辩解，说他此举是爱才心切，也想为国家甄选人才，似乎情有可原。这种辩解似是而非，明显是我国的不良传统为尊者讳在作祟。

苏轼知法犯法，偷泄考题，罪不容赦，可是为什么没有被追究查办？因为宋神宗病逝后，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她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立刻启用旧党司马光等人回朝担任要职。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也被召回汴京，接连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作为受人追捧的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没有人敢公开弹劾，此事当然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