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伟

[摘要]1927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这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全程参与了起义活动的筹划和实施，对起义的成功举行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的主要贡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周恩来身上展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及其对当今广大党员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南昌起义 周恩来 贡献 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8）01-0009-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1.003

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及土地革命战争序幕的拉开，因此在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共的革命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

一、南昌起义的背景分析

南昌起义的爆发是对当时国内时局判断的结果，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白色反动势力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以“清党”为名率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汪精卫部下夏斗寅、许克祥反动叛乱。6月，蒋介石部下朱培德在江西开展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行动。7月，汪精卫政府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除此之外，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也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这些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使革命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如何应对危机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紧迫问题。二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走了右倾道路，放弃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导致自身损失惨重。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控权，单纯寄希望于国共之间的协商解决，没有及时对反动势力发出强有力的反击，最终使党的力量遭受了严重的削弱。据统计，在全国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从1927年3月到7月，共产党员从六万余人锐减至一万多人，党的事业遇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刻。

二、南昌起义的主要经过

南昌起义的整个经过大致从1927年7月20日决定起义到10月上旬起义主力在流沙大部溃散为止，前后历时约三个月，大致可分为筹备、起义、南下三个阶段。

筹备阶段（7月20日—7月31日）的主要大事有：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决定“实行在南昌暴动”。7月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叶挺、贺龙部队集中南昌，于28日晚举行起义。同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本次起义。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到达南昌，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决定起义时间改为30日晚。7月30日，张国焘受命中央，来到南昌召开前敌委员会，提出在未争取到张发奎之前不可进行起义，这一观点遭到前敌委员会的一致反对。7月31日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起义事宜，鉴于得知汪精卫、张发奎即来南昌的紧急情况，张国焘表示愿意服从多数意见，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后因一个参与起义的副营长叛变泄密，起义被提前两小时进行。

起义阶段（8月1日—2日）的主要大事有：8月1日凌晨2点，贺龙率领第二十军第一、第二两个师，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分別向敌人驻地发起攻击。8月1日早晨6点，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歼灭敌人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成功占领南昌城。8月1日上午，前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8月2日，南昌市数万名群众举行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举行委员就职典礼。

南下阶段（8月3日—10月初）的主要大事有：8月3日，中共前委按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着抚河南下，准备进入广东。8月7日，部队到达临川，因第十师脱离部队，加之酷暑远征，部队人数减为13000余人。8月25日，起义军向瑞金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于26日占领瑞金城。9月22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继续南下。9月28日，起义军在揭阳县与敌东路军激战，损失惨重。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与从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并与东路军再次展开激战，部队大部溃散，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

三、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主要贡献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决策者，也是南昌起义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全程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整个过程，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大作用。总的来讲，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建起义领导机构。1928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任命了南昌起义党的前敌委员会，是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成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其中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南昌起义工作。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由聂荣臻任书记，先一步到九江去开展南昌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7月27日，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便着手开展南昌起义领导机构的搭建工作，为起义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8月1日上午，周恩来组建了军事参谋团，成员包括刘伯承、朱德、贺龙、叶挺、聂荣臻、陈赓、郭沫若等，由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周恩来、贺龙为参谋，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参谋团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起义后军事行动的决策和部署，实际上发挥了军队司令部的作用。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为了突出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着手组建了专门的宣传机构，由郭沫若担任宣传主席，宣传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宣传纲领，通过口号、标语、演讲、演唱等形式开展南昌起义的宣传工作，极大地宣传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鼓舞了士兵和群众的革命热情。

第二，巧用多位指挥人才。起义的胜利离不开优秀的指挥人才，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需要领导人具有高超的用人管人能力。在南昌起义中，周恩来高超的用人才能得到充分体现。首先是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约占起义总兵力的一半，是起义部队中最强的一股力量，虽然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表达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7月28日，周恩来代表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二是充分发挥朱德的参谋和导向作用。周恩来利用朱德在南昌的工作条件以及其与国民党部分军队高层的个人交情，派遣朱德回南昌帮助起义部队寻找驻地，打入敌人上层获取情报，为起义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三是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曾领导过泸顺起义，北伐期间也担任过总指挥，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十分符合参谋长的人选要求，这一点周恩来十分看重，于是刘伯承被委以重任。这些成功的用人案例都展现了周恩来知人善任、统领全局的领导能力。

第三，制定缜密的起义计划。7月24日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接济军火物资。” [1 ]周恩来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后，就按照这一思路着手制定详细的南昌起义计划。起义时间方面：原定于7月30日晚，后因突发状况调整为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分工方面：贺龙率领第二十军第一、第二两个师进攻敌军驻守的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进攻敌人驻守的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聂荣臻设法将马回岭一带的新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回南昌参加起义。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也一并参加起义。起义出路方面：待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便立即南下，占领广东，通过广东沿海城市的港口获取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虽然后来的实际情况和起义计划有所不同，但详细的起义计划为起义的初步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四，排除错误意见干扰。南昌起义前夕，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需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7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表明：“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不允许俄国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 [2 ]这一来电表明了共产国际的消极态度，有要求取消起义的倾向。7月29日，张国焘连发两封密电，要求等其到达南昌后再做是否起义的决定。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提出需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才可以发动起义。周恩来表示反对这一观点，提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 [3 ]双方争论了几个小时仍不能达成共识，最终未能解决问题。31日，张国焘又主张将这次武装行动作为一次“兵变”，不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周恩来再次批驳了这一观点，认为“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什么‘兵变”。 [4 ]会议仍僵持不下，后因得知张发奎已经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并于8月1日前来南昌，中共已经无望联合，张国焘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才排除了共产国际及张国焘错误观点的干扰，确保了南昌起义顺利进行。

第五，客观评价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多次谈论到南昌起义，但总的来说肯定南昌起义的内容少，反思失败原因的内容多;肯定自己功绩的内容少，夸奖其他领导人贡献的内容多。在给南昌起义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这是周恩来少有的肯定南昌起义的观点，更多的观点都是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反思。比如：1944年3月3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反思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遠。”  [5 ]1957年，周恩来应《解放军报》之约，审阅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撰写的《八一起义》说明稿，除了对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名做了指示外，还在说明稿中强调：“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行动向南挺进的方针……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6 ]1971年5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误。” [7 ]周恩来这样的反思和总结还有很多，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准确评价南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四、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的贡献对广大党员的启示

习近平同志指出：“像周总理这样的一代楷模， 真是我们现在人尤其是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特别要学习他做人的风范，首先是做人，其次是做个模范共产党员，再就是做一个革命家。”  [8 ]当年仅29岁的周恩来便领导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南昌起义，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多种优秀品质也成为我今天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

第一，必须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南昌起义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共强调对革命的领导权正是始于南昌起义，在整个起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军队指挥权的掌握、对国民党左派的争取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动员都牢牢把握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也是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的深刻总结。大革命时期，中共虽然参与决策，但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下，党一味强调民众运动，主动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和军队指挥权，将两项权力拱手让给国民党。而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共只能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痛定思痛，中共开始反思前期的行为，开始注重对革命领导权的掌握并长期坚持下去，通过党的统一领导不断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不断探索革命道路，并最终带领军队和群众取得革命大业的胜利。事实证明，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是取得中国革命事业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而中共就发挥了这样一个领导核心的作用，也只有坚持中共的坚强领导，中国革命才有了胜利的希望。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展现了服从党中央的优秀品质，在其成立前敌军委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就对军委人员交代：“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在其审阅《八一起义》说明稿时，还专门在“前敌委员会”前面加上“党的”两个字。这都体现了周恩来是一名严格服从党中央命令的党员干部。如今我们强调“看齐意识”、“核心意识”，就是要明确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各级组织服从中央的基本领导制度。这是对全国近9000万名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凝聚党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客观条件。

第二，必须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不能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期团结一致开展斗争，也就不可能凝聚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处主任，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下属。但他拥有着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果断放弃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拉拢，在大革命转入低潮，敌人势力远远大于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跟随着共产党闹革命，并逐渐成长为党的领导人。与此相反，在起义部队南下的过程中，残酷的战斗、炎热的天气及疲惫的行军使那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战士产生了悲观情绪，比如第十师就擅自脱离了部队，投奔了蒋介石，给起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正一反凸显出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对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作用，信念坚定者能够看到革命辉煌的前景，真心实意对党忠诚，甘愿为革命事业牺牲;信念动摇者只能够看见眼前的困难以及敌人的许诺，一旦遇到挫折便会悲观失望，甚至投敌叛变。可见，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依靠那些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者，大力培养革命群众的理想信念，及时将理想信念动摇的投机者踢出革命队伍。如今虽然没有了革命年代艰苦与残酷的斗争生活，但党依然面临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任，依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依然承受着来自国内外各种复杂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每一名党员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牢记自己的使命担当，抵得住各种诱惑，担得起工作责任，在利益面前不折腰，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奋斗一生。

第三，必须坚持工作中的大胆创新。南昌起义的实践表明：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结合当时中国特有的国情开展行动，不照搬任何国外成功革命的道路模式，哪怕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案例;必须要有中国本土的革命理论和思想，不迷信国外现有的革命论述，哪怕是已经在国外实践中证明了的条条框框。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创新性地开展革命活动。南昌起义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一次创新性尝试。起义留下来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之一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因为它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多个第一，比如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使中国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土地革命时期，等等。这些宝贵的探索和创新，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为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希望。虽然南昌起义一开始仍然走了一条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暴动路线，但好在起义军南下后逐渐认识到城市中心论的不足，及时转变思路，带领剩余部队上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党的革命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曲折和危机时，必须敢于思想创新，敢于打破传统知识理念的束缚，在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国情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不断尝试新的办法，带领革命走出困境。如今，我们面临着与革命年代所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但工作中所面对的问题依然复杂，摆在面前的道路依然艰辛，这需要我们克服固有的思维定式，善于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主动创新工作方法，出色且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第四，必须坚守谦虚低调的工作作风。简单地讲，工作作风就是一个人在其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它贯穿于整个工作过程，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中始终保持着谦虚低调的工作作风，对南昌起义其他领导者的功绩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而对自己这个起义的最高领导人的功绩却避而不谈，更多地对自己进行批评和反思。比如，1959年9月，周恩來在北京观看了《八一风暴》后，指示演出单位江西省话剧团在演出的内容上“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来到南昌“八一”纪念馆参观，触景生情的他对当年一起革命的战友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为起义战斗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工作;认为刘伯承参谋长在南昌起义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赞叹“贺龙是个好同志”;肯定“叶挺同志率领的铁军是一支非常著名的能战斗的部队”。可见，作为起义最高领导人的周恩来对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对自己在起义中的功绩不仅没有大谈特谈，而且不允许别人进行歌颂，只欢迎别人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批评。如今因工作要求，党员有职务级别的差异，但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一名党员都是地位平等的同志，党内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的存在。任何党员都不能因自己权重就高高在上，不能因自己功大就沾沾自喜。每一位党员都要像周恩来同志学习，即使身为党的中央领导人，仍能够保持谦虚低调的工作作风，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公正地处理每一件事，尊重和团结每一位同志，在做人和做事方面都表现出一名合格党员应有的品质和作风。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3]中央档案馆.南昌起义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4]吴珏.周恩来的说服与攻心之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5]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南昌起义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8]以周恩来为镜做践行党章的模范[EB/OL].（2016-05-13）[2017-12-3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303/c1001-29845024.html.

责任编辑：覃玉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