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摘 要] 周恩来敢于担当，以务实精神谋划组织南昌起义：抢抓“天时”，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利用“地利”，为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创造条件；营造“人和”，最大限度发挥智慧的整体效应。周恩来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南昌起义 周恩来 务实作风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从南昌起义的谋划到组织的整个过程，周恩来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展现他“严”与“实”的政治品格，展示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一、抢抓“天时”，从速决定南昌起义

抢抓“天时”，就要善于隐机藏略，不暴露行动企图，不露出任何破绽，不使敌窃取点滴情报。保密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稍有闪失，哪怕是一念之差，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在革命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周恩来的革命信念依然坚如磐石。面对1927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的艰险环境，周恩来没有退缩。相反，他坚定地表示，“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更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对于离开汉口前往南昌组织暴动的事情，周恩来对自己的爱妻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周恩来曾教导说，“要培养受气不说、受苦不说的品质，这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具有这种品质”。

周恩来务实的作风，还表现在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上。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周恩来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1]p7这是中共党内最早、最明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建议。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周恩来致力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等各个方面，竭力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为了加紧酝酿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过许多意见和建议。在5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在6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6月17日、20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两次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后来这一计划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而未能实施。而随着汪精卫集团加紧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定地表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行动，万一张发奎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将被一网打尽，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组织武装起义的新政策。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一起主持共产党机关和党员的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等工作，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全国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并将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于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合张发奎的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提出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正是在这种新政策的指引下，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集结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发动起义。会后，周恩来就向军事部的同志作了传达。传达后，他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赶赴九江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决定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2]p77之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均同意这些意见。7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发言中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提议，会议最终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紧接着，周恩来便投入到组织准备和军事部署当中去。7月26日，赶赴九江，向正在这里讨论起义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针对讨论中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起义政纲的争论，周恩来明确指出，应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会议还研究了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问题，并指示聂荣臻想方设法把驻扎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紧接着，前委会详细研讨了起义的有关事项，进行具体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正当起义准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时，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接连向中共前委发来两封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再决定。”当时汪精衛集团正加快在军队中“清共”，争取张发奎又没有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举棋不定，或僵持下去，必然拖延时间，节外生枝，贻误战机，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这点武装力量必将被断送。周恩来与前委其他成员一道，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据理力争，排除干扰。周恩来同其他前委成员商榷后，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应继续做好准备工作。7月30日，张国焘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认为，我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靠张发奎，起义断不可延迟，更不能停止。

二、利用“地利”，为起义取得胜利创造条件

地理条件对战争胜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是否选择有利地理条件，是直接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之一。发动武装起义的大计中央早已决定，然而对起义地点则没有最后敲定，这一重要使命就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到达九江后立即对起义的地点作了详细考察和周密分析，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武装起义是机不可失；选择起义地点，既要考虑中央的意图，又要对有关地点综合考量。九江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北伐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集结在长江中下游的军舰就达到数十艘，曾几次武力干涉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必然会遭到列强的武装干涉。而南昌交通不是很便利，起义爆发后敌军若是前来增援也一时无法赶到，因此可以大大减轻对起义军的威胁。此外，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沿岸，南京方面蒋介石集团的军队以及武汉方面汪精卫集团的军队，相互在长江两岸对峙。尽管这两大集团相互争权夺利，但在反共这一问题上毫无疑问是一致的。综合考量，最终把起义地点选定在南昌更为有利。后来事实也充分证明，当南昌起义打响时，部署在长江沿岸的国民党重兵，一直未能对起义行动构成直接的威胁。南昌这一有利的地理环境，成为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它不仅使起义军一夜之间速战速决全歼南昌城内及近郊之国民党军，且使起义军在未遭到国民党军主力直接攻击的情况下从容地撤出南昌。

当然，南昌也有较好的革命群众运动基础。早在北伐战争时，南昌及其周边地区，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特别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南昌人民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就在起义部队开进南昌的前两天，南昌人民还在广场召开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在军事上看，周恩来也从朱德那里得到了许多情报。南昌城中国民党驻军仅有6000余人，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影响和掌握的武装力量人数2万余人，兵力上占有优势，胜利的把握比较大。从地理条件的角度来考量战争，不仅体现了周恩来非凡的军事韬略，充分显示了周恩来更趋务实的军事斗争思想。

三、营造“人和”，发挥智慧的整体效应

“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能否调动各方面因素将影响起义的胜败。南昌起义前，中共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是比较缺乏的，这对于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周恩来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例如：在考虑参谋团参谋长的人选时，周恩来考虑到刘伯承思考问题周全，北伐期间曾任总指挥，组织领导过泸顺起义，故而刘伯承被委以重任。周恩来还大胆任用那时尚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担任起义代总指挥。大胆任用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确实超乎寻常，但体现了周恩来等用人的不拘一格，当然这种不拘一格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周恩来充分发挥了朱德在起义中的作用，他在起义前派遣朱德秘密返回南昌；起义前夕朱德又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物交往，掌握国民党军的大量信息，为起义的顺利进行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朱德发挥了“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作用。

周恩来善于用人，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整体效应，为尽快取得南昌起义的胜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起到十分重要作用。需补充说明的是，其实早在起义酝酿的时候，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对党外人士的联系动员，他组织联系了一批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秘密来到南昌。起义前夕，又成立有党外人士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就起义的政纲、宣言、政权机构和人事安排等，进行认真商讨，并由他亲自出席主持。在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也有一批左派人士参加，这对于扩大革命影响、分化瓦解敌人起了很好的作用。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薄弱的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这一行军路线，占领东江地区，取得出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再进行第二次北伐。周恩来于1927年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有战士后来这样回忆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2]p332在起义军即将南下广东时，周恩来注意到国民党在广东驻军中有范石生军长率领的一支队伍，范石生和朱德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周恩来于是亲自告诉朱德，要准备做好和范石生的联络工作，并写了亲笔信交给朱德。后来范石生在帮助起义军度过困难方面，果然发挥了独特作用。周恩来“未雨绸缪”，再次充分表明了他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对于南昌起义，周恩来总是严于自我解剖，不忘谈及失败的教训。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在江西省委领导杨尚奎等陪同下，来到他当年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视察。他边看边讲述当年起义前后的有关历史史实。当讲解员最后介绍到井冈山会师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在会客室休息时，有人要他题词，周恩来却说：“我现在不题，带回去写，我要写教训和经验。”这一切都体现了周恩来对个人名利的淡薄与对革命历史事实尊重的实事求是精神。

周恩来决策南昌起义，囊括了起义的全过程：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具体策划；既有对将帅的合理调配，又有统战的高超艺术。周总理一生倡导“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是务实的典范。习近平同志指出：“像周总理这样的一代楷模，真是我们现在人尤其是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特别要学习他做人的风范，首先是做人，其次是做个模范共产党员，再就是做一个革命家。”[3]周恩来的身上始终洋溢着浩然正气，他务实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品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周恩来务实的作风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代共產党人，也为我们今天怎样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了价值典范和行为标杆。它深刻启示我们，一定要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多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多为群众利益着想，多干些赢民心的事情，这样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胡毓秀.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3]习近平.在淮安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时的讲话[EB/OL].www.cpc.people.com.cn＼＼2009-04-22.

责任编辑/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