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牧干扰下高寒草甸物种和生活型丰富度与地上及地下生物量的关系
2018-06-07牛钰杰杨思维王贵珍杜国祯花立民
生态学报 2018年8期
牛钰杰,杨思维,2,王贵珍,刘 丽,杜国祯,花立民,*
1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兰州 730070 2 毕节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毕节 551700 3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兰州 730030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是当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 2]。生物量作为反映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功能的直接指标[3],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有效途径[4]。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表现,其对生态系统生产功能有决定性作用[5]。因而在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生物量)关系的研究中,物种多样性被广泛应用。而植物功能类群是具有确定的植物功能性状的一系列植物组合,是生态学家为研究植被对环境变化和干扰响应而引入的生态学概念[6]。功能群多样性作为物种组合类群的多少,简化了群落物种研究的复杂性[1],被研究者所使用[7-8]。但对草地生态系统而言,物种多样性与功能群多样性哪一个对生产力有较显著影响仍然争议不断[7]。一是高寒草甸物种以根茎或丛生的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为主,物种识别的专业化要求较高[5];二是功能群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仍决定于功能群划分的植物特征选择,植物功能特征不是绝对单一的,进而导致功能群划分不一致[9-10]。三是因为草地植物地下生物量的测定工作量巨大,以往许多研究大都只利用地上生物量作为生产力的代表[11],然而草原群落地下生物量往往是地上生物量的5—10倍甚至更多[11],忽略植物群落地下生物量将对多样性和生产力关系造成极大的影响。……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