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濛

【摘 要】秧歌剧的诞生是以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纸质版公开发表为起点的，第一部秧歌剧是由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兄妹开荒》，自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秧歌剧的诞生不仅仅为当时共产党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深深影响了一批文艺作品。通过对于秧歌剧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秧歌剧的来源和魅力。本文主要从起源、意义和影响三个方面来分析秧歌剧。

【关键词】秧歌剧；延安；白毛女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8-0009-03

“秧歌剧”是秧歌中的一个品种。秧歌有大场小场之分，大场是大场面的集体舞，属于没有故事情节的纯舞蹈。小场所秧歌一般指秧歌剧，是由两三个人表演的歌舞小戏。周扬在《论秧歌》一文中说：“它是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1]秧歌剧虽然如今并不如话剧一样蒸蒸日上，也不如京剧一样底蕴十足，但是作为戏剧的一个品种，它如今仍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根源是什么？又将如何延续这种生命力？这是本文主要探索的问题。

一、秧歌剧的起源

要了解秧歌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从来源、背景、环境三个方面来谈，首先秧歌剧是脱胎换骨于秧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其次，秧歌剧的诞生与当时中国戏剧的发展是离不开的；最后，秧歌剧之所以诞生在陕北，除了陕北拥有良好的秧歌基础之外，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一）来源

关于秧歌的起源众说纷坛，一种说法是，陕北秧歌自古以来就是一项祀神的民俗活动，传统秧歌队多属神会组织。冀（河北）东秧歌称这一类为“小出子”。“出”是戏曲的术语，“一出戏”在南戏及明清传奇中为“一场”，即大戏中的一个情节、一个故事片段。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秧歌原本是我国北方广大农村流行的一种群众性艺术形式，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又和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时所唱的颂歌、禳歌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式，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至清代，秧歌已经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可以看出秧歌的起源与大多数戏剧一样是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或者祭祀活动的，这样秧歌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民俗色彩，但是秧歌毕竟是一种单纯的伴隨原生态音乐载歌载舞的一种活动，并没有固定的故事或者文学色彩。而秧歌剧是来源于秧歌又高于秧歌的，秧歌剧虽然布景简单，演出场地也多为广场和空地，但是已经拥有了固定的情节和表演方式以及舞台调度，不同于民间自发的一种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创作行为。同时舞蹈性较强的秧歌剧表演形态与扭秧歌舞蹈相似，一边舞一边唱，动作既潇洒又大方，突出了“扭”、“摆”、“走”三个字。“扭”，扭出了秧歌的艺术风格；“摆”，表现在摇头、点头、颤肩、闪腰、摆腰、摆肩、摆胯、摆腿、屈膝、摆肘等众多的舞姿上；“走”，走得要像是在水上漂着一样平，一样轻，走得要让人感觉到情意绵绵、风姿潇洒，走的时候让人感觉要带有情绪和性格。[2]秧歌剧不仅仅拥有秧歌的活波形式，又具备了话剧的严整形态，所以得以在战争时期被共产党推广开来。

（二）背景

在中国话剧的近代史上，戏曲和戏剧的比较始终是分不开的，戏曲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流传至深，以至于西方的话剧进入中国的过程十分艰难，起初王国维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即便同国外的一些著名悲剧相比，亦无愧色，是最早以世界眼光看中国戏剧的第一人。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全面批判中国旧戏，我国引入“易卜生戏剧”，从而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导致了社会问题剧的繁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程砚秋和焦菊隐分别去欧洲探访、留学，对西欧戏剧有了深入的了解，也开始了与中国戏剧的比较，这种思潮进而影响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的斯坦尼表演体系引入中国，戏剧界掀起学习斯坦尼体系热潮。然而在五六十年代，我国推行极左路线，斯坦尼体系占重要地位，西方戏剧观念淡出中国。可以说西方的戏剧观一直影响了我国最早话剧创作的接近50年时间。也就不难理解这种戏剧观同中国广大看惯了戏曲的农民的观念的一种差别。

（三）环境

在20世纪初，伴随着清朝的灭亡，中国的社会体制产生了巨大动荡，文艺界也深受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引进西方先进的艺术理念，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需要宣传自己的理念，在这种环境下，张殷所著的《中国话剧艺术舞台演出史纲》把红军时期的演剧活动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活报剧1927年8月到1929年12月。红军的宣传娱乐活动是从唱歌曲开始的，《国际歌》、《红军纪律歌》、山歌、小调等，接着是口头宣传，快板，化妆宣传，然后发展成带有情节的活报剧。

第二时期——宣传队1929年12月到1934年10月。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化妆宣传是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并要各个支队成立宣传队，于是许多戏剧演出团体成立，代表作有四幕话剧《农奴》。

第三个时期——大洋古1934年红军退出苏区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长征结束，到1942年5月23日，最后一次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此时以鲁迅艺术学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抗大文工团演出直接反映抗战生活的戏剧，如《日出》。

第四时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是选择性上演多幕剧，如《带枪的人》，另一方面兴起了秧歌剧《夫妻识字》。

可以看出，秧歌剧诞生于第四时期，在这种环境中，延安文艺工作者表演的诸如《日出》这些戏剧陕北的农民看不懂，这种差异必然会产生一种双方都认可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就是秧歌剧。

二、秧歌剧的意义

上文说到，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陕北农民的欣赏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别，于是诞生了秧歌剧，那么秧歌剧是如何产生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就十分值得我们去探讨了。

（一）产生原因

1.同陕北地理位置有关。众所周知，陕北战乱多灾，文化闭塞，老百姓淳朴厚道，文化水平不高，而且陕北9月以后农闲就没有事儿了，又有秧歌这样十分具有群众基础的活动，同时文艺工作者带来大洋古的戏剧是行不通的。大指的是曹禺的多幕话剧，简称大戏洋：果戈里、契科夫、莫里哀的话剧称为洋戏，古指的是京剧《法门寺》的古装戏，称为古戏，农民看不懂，所以文艺分子思考，戏剧与农民的结合是什么，请教民间艺人，到1943年春节，秧歌剧出现了，主要是反映边区人民劳动、参军的景象。加上李波和王大化的专业表演，比一般老百姓扭秧歌更有看点，所以推出的《兄妹开荒》，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2.与延安大生产运动有关。红军刚刚到延安的时候一穷二白，凭借不断的发展才有了吃穿，利用延安大生产运动，使延安的物质得到保障。在1944年延安度过经济难关，为了俘获农民的心，文艺工作者也费尽心思，创作贴近农民生活的文艺作品。而鲁迅文学艺术院，是1938年由共产党成立，是秧歌剧的重要产地之一。为了创作出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鲁艺人把根据地民间秧歌名人杨家兄弟、李生秀、鞋匠瘸子李等，请到学院来教授秧歌。师生们勤学苦练，不但学会了“对开门”、“十字穿花”、“四门斗”、“二龙吐须”、“龙摆尾”、“剪子股”、“卷白菜心”等等秧歌大场子的阵势，而且强烈地感受到了陕北秧歌舞的那种英武、豪放、质朴、开朗的神韵。[3]加上政治上延安文艺座谈會的要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在文艺工作者和地方艺人的共同努力下创作了秧歌剧，广受老百姓的喜爱，并且在解放区推广开来。

同时秧歌剧歌颂解放区的新生活，建立一种革命圣地的意识，例如在《兄妹开荒》中唱到：咱们的边区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好地方。秧歌剧摒弃了传统话剧书目化的语言风格，很少深奥细腻的内心独白，而以简短朴素的语言见长。

延安秧歌剧的表演普遍采用陕北方言，其唱词、对白及其语法、修辞、表达方式等在最初的剧本写作中就已经十分明确。如《送公粮》“动下的害”（惹下的祸），《兄妹开荒》“一满解不下”（全都不明白），《刘二起家》“娃子大”（孩子他爸）、“婆姨”（妻子）、“尓刻”（此刻）等。[4]

（二）意义

话剧以其灵活，自由，便于宣传新思想的特点成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罪恶，鼓舞斗争士气的武器。当时共产党急需获得人民的支持，这次秧歌剧的成功尝试也为建国后的文艺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在张殷所著的《中国话剧艺术舞台演出史纲》中有这样的描述：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身上挎着手榴弹，肩上扛着带刺刀的步枪，背着胡琴、旧衣服、铁盒子等小道具，疾走在晋中敌占区的山林里，他们到一个部队，由部队警戒后，便开始搭舞台，布置好道具，脱下军衣露出演出服，开始演戏，观众们看完后往往激动得泪流满面，这种形式的话剧演出成为了中国军队演剧的特色之一。

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这是第一个出现的真正来自群众而又直接娱乐和教育群众的艺术，这条道路也就是毛泽东所总结，提高到新的高度的“艺术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

三、秧歌剧的影响

秧歌剧的成功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有了底气，知道如何创作更加接地气的文艺作品。由此产生的《白毛女》是一部十分经典的作品，同时秧歌剧对于旧剧的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如今，也有诸如《米脂婆姨绥德汉》这样新兴的秧歌剧面世，并取得不错的成果，也是秧歌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一）《白毛女》

在《陕北秧歌剧的民俗特征》一文中，李叶晔对于秧歌剧的总结十分到位。秧歌剧有以下的创作特征：1.意识形态上，实现了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2.内容形式上，实现了文艺与工农兵真正结合；3.艺术价值上，实现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

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引下秧歌剧所取得的成就对当今音乐创作的启示：1.引领了新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发展；2.指明了新时期音乐创作的发展方向；3.建构了新时期音乐创作的历史逻辑起点[5]。

说明了秧歌剧的确是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但是伴随着共产党的壮大，简单的以宣传参军和识字为主题的秧歌剧似乎已经有些局限了，毕竟随着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国共两党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此是仅仅争取陕北农民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共产党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其中也包括了城市人。在中国话剧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将城市人作为主要受众的，而在封建社会，戏曲的主要受众则是农民。所以在共产党利用秧歌剧争取了一部分农民的支持以后，再推出一部新的作品来争取城市人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种创作形势下，《白毛女》的创作者们在继承秧歌剧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选择了现实故事作基础加以创作与改造，以具有一定情节而戏剧冲突更为强烈的艺术形式，融入一定的浪漫主义传奇色彩，编制了新的歌剧。

《白毛女》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其大致内容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奸污其女儿喜儿，后又企图将其卖掉，喜儿在张二婶的帮助下逃出黄家，隐居深山多年，因缺少阳光与盐，头发全白，被人们传为“白毛仙姑”；八路军解放该地，斗倒地主黄世仁，喜儿获得翻身。故事的中心主题可以用剧中的一句歌词精准概括：“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6]

而《白毛女》同秧歌剧一样，采用了许多民间音乐的表现手法，并且利用西方戏剧的创作经验，与秧歌剧的创作手法是完全相似的，并且《白毛女》采用了和秧歌剧相同的乐器去烘托气氛，因此说《白毛女》和秧歌剧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二者不同的是《白毛女》更多的融合了民间的唱法和西洋的唱法，并且采用了一定的创新唱法，这也是来自于秧歌剧的积累，所以《白毛女》形式上更接近于歌剧，气势宏大，可以更好地传达主题，也可以更好地去吸引城市人观看。《白毛女》还被冠以新歌剧的名号。

新歌剧《白毛女》喜儿的首演者王昆老师的演唱风格就是典型的民族唱法，剧中其他演员也都采用了该种演唱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歌剧《白毛女》从一开始就成为民族唱法的经典，开民族唱法之先河。歌剧《白毛女》其深远的艺术影响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其后，在王昆等一批艺术家的影响之下，“戏歌综合唱法”逐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普遍采用，进而成为一种艺术潮流。[7]

（二）旧剧改革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传统与现代发生了断裂。更进一步说，“传统”成为一个被“现代”审视的对象。借助对“传统”的言说，“现代”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依据。延安剧的作家们的目的就是把人民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搬演到舞台上，杜赞奇认为：“作为儒家文化的替代品，民间文化可以用来作为建国的基础，但必须经过知识分子的思考整理。”“民间”话语首先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其连接断裂的重要方式。戏曲、歌谣、弹词等在传统文化等级结构中处于边缘、弱者位置的民间文化被发掘出来，被塑造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8]

通过秧歌剧的发展和演变，一些经典的秧歌劇成功地把观众的注意力从旧剧中的老爷姨太太的不上进的生活方式转换到秧歌运动中老百姓也要积极识字参军保家卫国的方式上来，并且在无形中对于旧剧也是一种批判，同时秧歌剧也十分本土化，无论是语言还是动作，也有别于旧剧一味地追求西洋化的表演风格。

（三）《米脂婆姨绥德汉》

《米脂婆姨绥德汉》是2008年10月上演的，该部秧歌剧剧情动人，歌舞精美，通过陕北民间音乐的加入，以乡土风情和当代意识为架构，用乐观、健康、诙谐的编创风格和简短的剧情表达了陕北固有的乡土情节和陕北人民质朴的品性。延续了秧歌剧反映陕北当地的风土人情，以爱情、劳作为主题的形式。这种大型秧歌剧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除了是对经典文艺的致敬，更多的是对于秧歌剧这种形式的一种保护和传承。毕竟现在社会中人们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太多了，即使是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也已经统统摆脱了文盲的帽子，他们不再需要通过秧歌剧去接受一些观念。而在综艺中，我们仍然时不时可以看到《夫妻识字》的身影，只不过这个版本更加的贴合观众的喜好，也融合了更多的艺术形态。这也是秧歌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吧。

四、结语

秧歌剧从诞生到现在也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不论秧歌剧是一开始形态简单，主题明确的时候，还是影响了《白毛女》的创作，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生存在舞台上，还是如今更接近于大众的娱乐化形式。秧歌剧始终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让我们念念不忘。不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要贴近人民的生活，面对外来文化时，取长补短，才可以永葆生命力。

参考文献：

[1][3]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的创作与启示[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2（4）.

[2][5]李叶晔.陕北秧歌剧的民俗特征（一）[J].北方文学，2011（11）.

[4]戈晓毅.延安秧歌剧的剧本特点及音乐手段[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12）.

[6][7]韩嵩楠.歌剧《白毛女》在秧歌剧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J].沈阳大学学报，2012（4）.

[8]李莉，王金胜.民间形式向民族形式转型的标志——从“新秧歌剧”到“新歌剧”[J].文学史研究，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青岛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