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民

摘要：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也开创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新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而最终逐步改变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和宗派式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两条道路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秋收起义不朽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秋收起义；党内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2160（2018）01-0092-06

一、盲目坚持“走俄国人的路”的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以来成为“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堡垒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1942年9月（政治局“九月会议”）二十余年时间，党内政治生活的道路，始终是盲目采取“走俄国人的路”的方式。它有两个思想理论基石：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二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时期处于“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1]又无暇思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又有两个组织服从关系：一是党的“二大”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2]67共产国际开始直接地不断深入地干涉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二是一大批留学苏俄熟悉十月革命理论体系的同志相继成为中共的高中层领导。还有两个心理情感基石：一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家族思想难以避免地成为党的领导方式之一；二是似汪洋大海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唯书”、“唯上”的思维成为下级服从上级的心理基础。因此，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以来处于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排除异己的状况之中，从而产生两大难以克服的历史弊端。

其一，党内高层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时游移不定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一文的思想，开始分析近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提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即“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115究竟如何实现党的奋斗目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同意孙中山提出的国共两党实施“党内合作”的方式，但要保持自己的政治面貌，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同时要避免同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2]577同年5月，执委会又给中共的“三大”发出指示：党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和开展土地革命而实现反帝战线。这个革命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党要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2]586-587上述两个相矛盾的指示促使党内高层对“党内合作”的方针发生争议，最终在同意“党内合作”方针的基础之上，相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天然领导权）、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等原则和方法，但始终缺乏一个实践视角将其连为一体。

毛泽东于1927年3月向中央所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3]37为指向，提出党要学会领导农民运动，通过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来使几千万农民群众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4]13但因违背马克思列宁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依靠农民的结论、[5，6]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必须取得国民党同意的指示，[2]586-587而不为中共中央接受，从而失去一个将上述理论连为一体的实践视角。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既与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农民阶级不能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有关，亦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固化思维，即俄国1915年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然后再搞无产阶级领导的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的妥协观点，尽管受到党内高层的多次批评，但因当时党内理论水平所限，也难以讲清党的领导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只是按照列宁的观点而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可以承担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为推卸历史责任，以陈独秀担任党的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中共的体现，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已经到“第三时期”，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始进行民主革命并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7]601使“走俄国人的路”更为直接地提上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也使党内政治生活更为直接地支撑“左”倾急躁盲动思想。

“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具有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結合的明确指向，是对大革命失败之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是，“八七会议”规定各地武装暴动的目的，是攻打和占领附近的中心城市，而非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开展土地革命的目的，也是组织分得土地的农民武装暴动攻打附近城镇或城市，而非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即不能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7]639而到“立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更是命令各地已经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攻打附近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便立即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8]博古、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亦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战略，坚持“两个政权生死决战”指导思想，而不准丧失“一寸国土”，有着“十月革命”之城市保卫战的性质。王明更是批评李立三是右倾，而全盘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反帝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的“一次革命论”。上述状况说明党内政治生活所承担的政治建设和理论建设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现成结论，从而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一次革命论）和军事路线（硬打硬拼），严重地束缚着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问题。

其二，党内政治生活长期采取教条和宗派的活动方式而危害党的建设

照抄照搬的政治建设和理论建设，究其原因，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盲目服从的思想路线支撑着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的理论学习是派一大批人去留学苏俄，而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回国后担任党的中高层领导职务。同时，各个根据地的党校（包括红军大学、列宁师范等院校）和白区地下党的党校等几乎都是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理论，而非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党校、各类干部学校等在延安整风之前，都是大段大段地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曾批评道：“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9]当这种形而上学和盲目服从的思想，既不能解决中央执行的“国际路线”与各个根据地斗争环境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解决党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与工农群众切身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必然受到苏区和白区党组织的批评指责，于是便发展成为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即中央派一批“钦差大臣”到各个根据地坐镇指挥，以“反AB团”、“反改组派”、“反机会主义”等一系列名义，对受批评指责的同志大打出手、上纲上线，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予以枪毙，以执行“国际路线”的名义而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既严重地损害党的性质和宗旨、破坏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又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且难以破解和纠正，还助长党内种种不正之风，而使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左”倾错误路线长期统治全党的政治和思想堡垒。

二、秋收起义开始以一系列党的建设的新原则和新方法来破解党内政治生活的长期禁锢和窒息，而开创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新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发动组织秋收暴动。此时，他是以三重相关的因素思考暴动问题：一是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为依据，认为“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不是“八七会议”所说单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10]112即暴动要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相结合；二是根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提考察革命党派的焦点，是看其能否领导农民运动，而提出应当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来领导农民运动，因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军阀的旗帜。[10]16-17三是农民运动必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47因此，秋收暴动既能遵守“八七会议”所制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又将这一方针予以发展丰富：一是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号，特别是根据秋收暴动失败的实际情况而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放弃攻打长沙而实现“浏阳转兵”，将秋收暴动的弱小队伍带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二是在转兵途中实施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建立党的小组，并成立士兵委员会，奠立党改造农民武装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三是落脚井冈山之后，随即发动组织周边各县、区恢复或建立党的组织和创办党团训练班，讲授党的性质和群众工作的方法，并在湖南桂东颁布党和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严格纪律，实现思想建党和纪律管党的统一。四是建立周边各县或乡的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工农民主政权，制定和颁布革命政权的建设方针和工作任务。五是建立周边各县、区、乡、村的工农地位武装，形成开展武装斗争的三级组织形式（正规红军、地方武装和全民皆兵的乡村武装）。六是建立边界多种群众组织，制定群众组织的协会章程，以发动组织群众。七是开展井冈山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以确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上述措施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奠定了基础，也为边界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开创出新的道路。

其一，开拓党内政治生活的新目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展政治建设，以制定“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统领。即制定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则必须培养造就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而“左”倾错误的照抄照搬的政治路线，必然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因此，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息息相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成败与否，决定着党的性质与宗旨的实现与否。秋收起义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符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必然要以它的斗争实效而成为团结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政治基础，也就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创出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相结合，而实事求是地制定和贯彻落实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创建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与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和不断总结经验，而相继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构建出党内政治生活切实有效的政治建设和理论建设，并于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通过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升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成为延安整风团结统一全党思想的政治基础，而最终清除长期占据党内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曲折的伟大胜利。

其二，开创党内政治生活的新任务：为领导“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而实施“着重從思想上建设党”，以克服和改造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与否，关键是看思想建设。即能否坚持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而采取从实际斗争中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路线，从破解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着手，再破解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秋收起义所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道路，正是采取这一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而推动党的思想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就提出边界党组织要着重加强思想建设的艰巨任务。[4]77然后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章中，相继提出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作风、采取认真严肃批评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加强地方党和群众对党员的批评监督等工作方法、以达到党内生活政治化和科学化的斗争目的。上述原则和方法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为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似汪洋大海的农村环境中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理论基石，而且推进着“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各项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斗争深入，既取得“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艰苦胜利，又经过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总结，通过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和延安整风的思想洗礼，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和思想优势。

其三，构建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机制——将党的领导、群众的批评监督和党员自觉的思想改造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实践机制

思想建设之所以能够为政治建设服务，就是因为思想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党性锻炼的“大熔炉”、解决党内矛盾的“金钥匙”。思想建设将各种有悖于制定和贯彻落实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予以清晰地认识和分析其性质和危害、提出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政治建设是保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政治保证，思想建设则是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思想基础。思想建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环节，就是因为通过思想建党而使党内政治生活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手段。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通过思想建党而确立起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新的深入细致的斗争机制。即党的领导、群众的批评监督和党员自觉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斗争机制。即党对红军、地方苏维埃政府、各类群众组织实施全面、全方位、自上而下的领导，以指导和把握党内斗争的性质、内涵、地位和作用；群众组织则发动组织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批评和监督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的思想和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则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批评监督下自觉地改造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是截然不同的，从而使党内矛盾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中予以不断地解决，使党不断地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一个坚强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一锻炼党性、解决党内矛盾的新机制，达到既理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又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既总结斗争经验，又实施理论创新，从而成为延安整风的思想利器、团结统一全党的思想基础。

其四，奠基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标准——将培养造就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作为人民群众认同党内政治生活的唯一标准

“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性质和环境，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一切要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心议题和衡量标准，以使革命的“反围剿”战争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铜墙铁壁式的革命战争。制定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政治建设是如此，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思想建设也是如此。如果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或是盲目地硬打硬拼而导致红军官兵的牺牲和群众利益的损失；或是忽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困难，却要群众无条件地参加反“围剿”斗争，则说明根据地党组织的政治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和脱离实际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都是无法获取群众认同的。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斗争中，以根据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导向，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的三大优良作风，在斗争中培养锻炼一大批群众领袖和提拔使用一大批杰出的工农干部，而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使根据地党组织的政治生活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服膺。“苏区干部好作风”等一系列歌谣则是明证。党的“三大作风”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体现，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党的宗旨的反映，是根据地群众生气勃勃地贯彻落实“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和方针的必由之路，是党内政治生活为人民群众所认同的唯一标准，是人民群众不断地期望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展开的政治心理，也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深入广泛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而有效展开的不懈动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

当然，秋收起义所开创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新道路，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历史特点，也给后来留下经验主义思维的若干弊端。但是，其基本原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必须结合实际）和基本方法（党员自觉的思想改造和群众有力的批评监督必须相辅相成）则是必须坚持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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