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 王永贵

摘要：风险在其性质上包含有正向与负向两个方面。一般而言，正向性风险表现为事物发展的机遇，负向性风险体现为事物发展的挑战。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项助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入传播的重要机遇，同时也可能是其深入传播的严峻挑战。只要我们秉承更加前瞻性和警觉性的思维，积极做好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工作，就一定能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开创更加广阔的心灵空间。

关键词：风险；全面深化改革；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1-0064-08

新时期以来，随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叠加式转型，中国社会正在迈入“风险社会”[1]2-3；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举措已经扬帆起航，标志着当代中国再次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其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2]65，诸多风险必然会加大广大民众在心灵上的未知感，进而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陷入不确定性。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毫无疑问“要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2]64-65 鉴于此，本文拟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全面深化改革的风险为切入点，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的机遇、挑战及应对之策的尝试性探讨。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正向性风险：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的历史机遇

“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1]35，有助于人们在历史巨变中前瞻性地把握有利时机。全面深化改革是党和国家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493，这些改革必然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入传播。

（一）全面深化改革将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信仰是人“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4] 。尽管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一种信仰，但它在一般民众心目中信仰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却并非仅靠对未来美好图景的允诺，而是以持续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重要支撑条件的。

从根本意义上说，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党和政府在准确把握了一般民众信仰确立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而积极谋划与实施的一项国家战略部署。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3]508 换言之，全面深化改革正是我国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遭遇各种深层次阻力、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凸显以及部分民众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质疑的背景下倒逼出来的抉择。通过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着力解决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之后，必将能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大幅度提升各种资源的使用率，大大激发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整个社会也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迅速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一切都将为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全面深化改革将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环境

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从古至今尽管人们在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与诠释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其所蕴涵的真、善、美的价值内核却成为不同时空下广大劳动人民认可的普适价值。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并领导的“第一国际”到列宁创建并领导的“第三国际”，无不体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对实现“公平正义”价值理想的企盼。在情感上，由于公平正义给予人的是一种安全、自由、温馨和向上的美好感觉，它理所当然成为信仰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科学的信仰，不仅是历代广大劳动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结晶，而且也首次真正将公平正义的实现植根于广大劳动人民丰富而鲜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彻底消除了以往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对公平正义的抽象性解读和虚幻性允诺，使公平正义的实现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呈现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面前。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性与价值性最为集中的体现之一。新时期以来，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以“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为鲜明特色的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渐趋形成，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趋于理性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多、公平正义失衡，部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持冷遇、怀疑甚至隐性抵触态度。在此境遇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魄力，毅然决然地打响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战役。通过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3]513，积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正向性风险——历史性机遇，必将能在扭转公平正义失衡的过程中助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

（三）全面深化改革将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激发更加迫切的精神需求

信仰是人的一种特殊精神活动，当处于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发展得到基本保障、本体性安全问题凸显这三种情形时，主体会更加迫切皈依某种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它也无法逃脱这种规律的支配。鸦片战争后，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先后委身于各种信仰体系，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屡遭失败，致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十月革命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苏俄效应”的感召下，迅速趋近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抱，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将其运用于解决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在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由最初的鲜为人知，到成为一个政党的信仰，再到上升为一个国家的信仰。然而，就其特征而言，在这跨越1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般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工具性和政治性，相对缺乏对日常生活微观层面的思索和关照。

相对于上述情形，民众在历经10年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和30多年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开放后，逐渐疏远于自上而下式的泛政治化运动，开始有意识地观照自身的精神信仰问题。一方面部分民众对于个人崇拜式的信仰感到厌倦，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温饱之后的精神空虚或迷惘感到焦虑，还有一方面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又充满希冀。在此情境下，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缺少了些许功利性和紧迫性，却相对增添了些许自主性和观望性。新时期以来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时刻面临“党亡政息”的风险。作为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国家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将会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搅动着矛盾凸显的中国社会，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部分民众产生本体性安全的问题。在“存在性焦虑”的驱使下，通过对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和其他民族衰落史的对照与思考，必然会有更多的民众体悟到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正确性。

全面深化改革所蕴含的正向性风险无疑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弥足珍贵的历史性机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加强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入传播。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负向性风险：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的时代挑战

所谓负向性风险是指人们在系统处理现代化自身时所引致的危及自我存在与发展的危险以及不安全感的方式，“飞去来器效应”是其主要特征之一。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20-21作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一种重要诱因，全面深化改革可能引发的负向性风险将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入传播造成诸多挑战。

（一）全面深化改革将会加剧个体主体意识进一步凸显或膨胀，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性构成不同程度的遮蔽

主体意识的发展程度及其内在结构间的张力关系，对于主体选择和确立何种信仰至关重要。一般而言，成熟的或内在张力关系协调的主体意识有助于选择和确立科学的信仰，而不成熟或处于异化状态的主体意识却会为非科学的信仰提供可乘之机。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之所以它一诞生即受到越来越多进步人士的追求和信奉，其原因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还在于这些进步人士在勇于肩负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等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逐渐化育出了一种健全的主体意识。在其指导下，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得到了充分彰显，最终赢得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信奉。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不断膨胀的主体意识及其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却在不断遮蔽乃至消解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部分社会群体社会主义信仰淡化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要求面临挑战”[5]，这种情况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大有加剧的可能。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3]498 ，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却是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又必然会进一步加剧部分民众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主体意识的膨胀或异化，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主体性困境；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变革必将会进一步推动广大民众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民众主体意识中自我意识的膨胀。这些可能的负向性风险无疑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真理性进一步遭到遮蔽。

（二）全面深化改革将会加剧主体利益观进一步多元化和差异化，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性共识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就信仰的内核而言，利益观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主体选择何种信仰。可以说，在特定情况下利益观与信仰具有同等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之所以被中国人信仰，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契合了中国人的需要”[6]。近代以来，迫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这一涉及根本利益问题上形成了最大共识，于是强烈的工具性成为当时在价值观上的鲜明特色。在这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经过尝试各种救国理论，最终选择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之前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关涉“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危机已经消失，再加上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政治改革，利益观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已经成为事实，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救亡图存”的工具性价值不可避免会退居次要地位。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在价值观上最大影响之一就是进一步促进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观多元化与差异化的话，那么其最大风险之一也可能是因利益观的更加多元化、差异化而导致社会整体价值共识的减弱乃至危机，进而可能会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性共识进一步减损。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救亡图存”政治性意义下降的同时，其“民族复兴”的价值性会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而日益凸显，但这种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普通民众于日常生活中所认可并转化为其言行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三）全面深化改革将会大大强化主体对各种社会负能量的关注度，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改造现实的权威性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由于受几千年封建宗法血缘观念、整体主义意识等传统思想以及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泛政治化的长期影响，诸如批判、反思等问题意识的极端淡漠甚或缺失构成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众的整体特征之一。从信仰发生学来看，合理的问题意识是主体选择和确立某种科学信仰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过强的问题意识因会激发强烈的批判精神或严重的“存在性焦虑”，而导致信仰对象权威性的降低、神圣性的消解或极端功利性等短视行为；过弱或缺场的问题意识则会因阻碍或削弱主体对自身问题或需要的关注，而致使对信仰对象的追求或选择陷入麻木、被动或消极状态。长此以往，過强与过弱或缺场的问题意识都会造成主体不同程度出现信仰危机等问题。纵观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传播史可知，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民众主要是在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的驱动下皈依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而在此之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复兴之梦”则日渐成为民众皈依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因素。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以一种更加强劲的动力推动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大大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做出客观、公正评价的同时，又不可避免会进一步放大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不足或失误，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信仰危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7]

（四）全面深化改革将会加剧主体物化意识的进一步滋生，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超越性构成不同程度的侵蚀

“物化”原本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常常与劳动的对象化、异化、拜物教等术语具有同等意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将“物化”作为一种包含权力、功名、金钱、地位等内容在内的价值观或人生目的去疯狂追求和践履的时候，“物化意识”便作为一种异化了的精神信仰凸显出来。恰如马克思所言：“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 在物化意识的驱使下，有些人可以不择手段攫取权力，有些人可以不讲底线疯狂敛财，还有些人可以出卖肉体或灵魂换取一时“安逸”，如此等等。由此，理想遭到放逐，道德成为摆设，信仰成为奢谈，物欲化为唯一。对于任何一种积极健康的信仰来说，不断膨胀的物化意识都将是危及其命运的灾难。改革开放之后，物化意识在一向崇尚道义的中国社会初露端倪，并在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原则的市场经济的滋养下迅速强化，逐渐成为导致当下国人物欲横流、精神家园荒芜的重要因素之一。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尽管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取得了初步成效，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等重塑国民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但加速形成的物化意识仍难得到有效规制。这固然是由多种因素所致，但全面深化改革所引发的次生性负向性风险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此境遇下，马克思主义信仰所具有的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也因遭遇到视肉体的快感、精神的刺激、贪欲的满足为最高价值的物化意识的侵蚀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被边缘化的风险。

上述现象有可能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深入而日益严峻。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当代中国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尽管在其开启前以及实施的过程中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并制定了相关配套措施，但改革自身的探索性、深刻性、艰巨性及其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引致一系列负向性的风险，这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入传播造成诸多挑战，亟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风险：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的应对之策

“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它“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1]225作为加速推进当代中国迈向后工业社会的一项国家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在考验与确证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同时，置马克思主义信仰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激流中。只有采取系统性的方法措施，才能在风险遭遇战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由意识形态领域向非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推进。

（一）培植和确立现代风险意识，构筑防范全面深化改革风险的思想防线

一方面，要加强现代风险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现代风险意识是人类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一种观念上的自觉，主要通过外界有意識的影响以及自身内化而成。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老百姓严重缺乏现代风险意识，一旦遭遇未知风险或重大危机，极易在情绪化中将自身的不幸转变为对当权者及其政权的怨恨。事实表明，将宣传与普及现代风险知识提上日程，已经成为彰显党和政府忧民、爱民、惠民情怀以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当务之急。当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避免脱离百姓实际的“假、大、空”形式，积极利用互联网、移动自媒体、公益广告等新型媒介及其融合形式，力争做到普通百姓能够看得到、听得懂、摸得着，逐步实现入心、入脑并转化为无意识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既要注重对风险的成因、本质和积极性的宣传，又要注重对风险的消极性、潜在性和不确定性的普及。惟其如此，才能让广大民众对现代风险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

另一方面，要设法帮助广大民众形成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合理预期值。在多大程度上能承受和接纳全面深化改革的风险，关键取决于民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望值。如果期望过高，超出了短期内所能达到的目标，或者出现了与改革初衷相违背的结果，那么可能导致民众既有心理防线的崩溃，进而造成对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质疑甚至否定。相反，如果期望过低，对深化改革不看好，或者深感怀疑，也无法有效激起民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参与性，继而阻碍风险意识的自觉。显然，明智的选择是帮助民众形成和确立合理的预期值，使其既对全面深化改革充满信心、积极有为，又对其可能导致的负向性风险有所警觉和警惕。为此，我们在宣传报道的过程中，在坚持正面导向原则的前提下，要敢于分析、研判和揭示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种负向性风险及其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党的自身建设、国家的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坚决避免在宣传报道上犯只展示未来前景而对不足或隐患缄默的形而上学错误。

（二）重视和加强理论新陈代谢，提升马克思主义信仰应对风险需求的能力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原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根本性质上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问题，就成为有效提升马克思主义信仰应对广大民众风险需求的前提性问题。事实证明，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以利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基本原则。

其次，要破除“绝对化”“教条化”和“僵化”思想。回眸信仰史，“绝对化”“教条化”和“僵化”似乎永远是紧密相连的。什么时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绝对真理”而敬畏膜拜，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就会举步维艰；什么时候放弃了对其“绝对化”的盲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就能凯歌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教条化”和“僵化”的思想尽管已基本清除，但当下仍有少数人无视时代主题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而竭力重塑“绝对真理”的“神坛”。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要想在遭遇全面深化改革的诸多风险下赢得新的受众，就必须在其理论建设中敢于破除各种“神话”，“化解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风险和矛盾，展示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和自信”[9]。

再次，要大力加强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信仰演进史表明，任何一种信仰体系都需要有较为稳定的理论体系建构者为其做合法性和权威性辩护。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也是如此。当前，就整体而言，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结构不十分合理、青年人才成长机制体制不完善、学术话语权垄断较为突出、经济待遇相对较差等问题，不仅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才队伍的发展和稳定，还会间接危及马克思主义信仰满足民众精神需求能力的提升。因此，“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10]。

（三）做好顶层设计和微观衔接，建构化解全面深化改革风险的体制机制

其一，要做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挑战之强不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3]549，而思想和意志统一的关键则在于做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指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系统性和决定性的改革方略，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思想结晶，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厚重的历史性、深刻的实践性和英明的前瞻性。当然，这种顶层设计的做出，不是诉诸于个别高层领导的主观臆想或少数人的集体决策，而是要诉诸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3]554的努力。

其二，要做好全面深化改革的微观衔接。如果说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定了基调，那么微观衔接則是这种方向、基调的具体化，是决定顶层设计能否接地气的关键环节。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微观衔接作为保证，其顶层设计无疑会成为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微观衔接能否做好的关键在于：一要正确把握顶层设计的核心和灵魂，切忌主观式地随意解读和拆解；二要精准把握民情、社情、党情、国情和世情，弄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三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勇于和善于进行创造性转化，真正做到细化有根据、落实有措施、监督有保障、整改有反馈。只有抓住了微观衔接的关键命脉，分清了轻重缓急，才能不折不扣或不偏不倚地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化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止“左倾冒进病”，坚决反对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总而言之，风险“并不必然造成混乱或灾难”，相反“还可以成为创造性的一个来源”。[11] 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种种不确定性既有可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的历史性机遇，也有可能是其严峻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秉承更加前瞻性和警觉性的理念，积极做好风险的应对工作，“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风险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2]66，就一定能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入传播开创更加广阔的心灵空间。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123.

[5] 王永贵.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26.

[6]曹桂芝.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路径探析[J] .湖湘论坛，2012（5）：43-50.

[7] 田旭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5.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9]田旭明.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深沉根基[J].湖湘论坛，2017（1）：24-28.

[10]习近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N].人民日报，2016-5-18（1）.

[11]贝克，邓正来，等.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