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芹

摘要：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围绕鸦片贸易和英国对华战争问题，就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手段与方式阐述了重要的观点：落后的清朝政府奉行道义原则，先进的西方列强推行利益原则，从而形成一种“对联式悲歌”。清朝政府的道义抵制并未能阻止非法的鸦片贸易，反而致使政府官员道德上腐化与堕落；西方殖民者推行双重“道德”标准，不仅将财富的获取建立在“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的非法的鸦片贸易之上，还在中国犯下侵略暴行的同时指责中国人的暴行。上述观点对于深化认识当代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紧迫性以及构建 “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鸦片贸易；道义；利益；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2160（2018）01-0072-08

19世纪40、50年代，正值西方列强将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古老的中华帝国时期。为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两次极端不义的鸦片战争，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反侵略斗争的高度关注，他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英国在处理国际争端中各自所奉行的道义原则与利益原则。马克思指出，在这场反鸦片贸易的斗争中，清朝政府作为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奉行的是道德原则，而英国作为现代社会的代表想要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奉行的是自利（利益）原则。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和外交手段上的差异，使得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较量成为“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清朝政府的道义抵制并未能阻止非法的鸦片贸易，反而导致了自身官员在道德上的堕落。西方殖民者奉行双重“道德”标准，不仅将本国的财富建立在“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的基础之上，还在中国犯下侵略暴行的同时指责中国人的暴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评论，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及其基本观点，还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当代国际政治等问题。

一

道义即道德义理，是一种规范和准则，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主要用于维系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中，法治虽然曾被多次提出过，但始终未能博取上位，因此依据封建的道德义理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了一种传统，并被运用到处理国内外的政治事务中。因此，鸦片战争时期，“咸丰所指望的是根据中国封建主义之理，以遏制西方资本主义的贪求进取之势。这种手段，仍然是道光在鸦片战争之前用过的手段。”[1]88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清政府的这一“外交”（不同于为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手段，认为在一味谋取“贱买贵卖特权”的殖民主义者面前，这种道义抵制不仅是无效的，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一）道义抵制鸦片与政府官员的道德堕落

鸦片最初作为一种药品，主要由葡萄牙人通过合法的渠道从土耳其贩运到中国。这时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还很少，每年大约两百箱左右，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到了18世纪70年代，在对华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的英国从鸦片贸易中似乎发现了打开中国市场（攫取中国财富）的手段。“1773年，堪与埃芒蒂耶之流、帕尔默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长，建议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2]631不仅如此，为了使它们的鸦片更加畅销，东印度公司还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以尽可能多地攫取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据资料显示，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由1773年的1000箱，增加到1880年的2000箱。加之俄、美等国鸦片贩子输入的鸦片，19世纪初的中国每年约有4000箱鸦片。[3]21日益激增的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愈来愈多民众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还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鉴于鸦片贸易的危害，早在嘉庆四年清朝政府就开始禁止鸦片进口。即马克思所说的：“看来，黄埔做堆栈比澳门更便利，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才过两年，中国政府就觉得有必要颁布法令，用杖责和枷号示众来震慑中国的鸦片走私者了。”[2]631然而，禁令并没有起到效果，鸦片还是通过走私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000多箱，1821年达7000箱，1824年激增至12000多箱。[2]6331821年，新任的道光皇帝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烟措施，明令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行商”严格把关，“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結，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3]28-29这个看似严厉的措施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因为鸦片战争前的鸦片主要是通过非法的走私渠道输入中国的，通常不会经过中国政府授权的对外贸易公行。屡禁不止的鸦片贸易由1824年的12639箱增加到1834年的21785箱。1834年，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构改组为纯粹的政府机构，一改过去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局面，所有的英国私人企业都可参与进来。这些企业比东印度公司更甚，它们不顾一切风险，在1837年硬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偷运到中国。[2]634

马克思指出，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从19世纪初起具有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在19世纪之前，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斗争，体现的是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争执，诸如缴纳关税、查缉走私等问题，纯粹是商业上的，与世界上其他的对外贸易中遇到的问题一样。但是，进入到19世纪后，随着对华走私鸦片数量的激增给中国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及中国皇帝禁烟令的颁布，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再是一般商业性质的，而是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是两种政治制度、两种社会文明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说：“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2]632然而，马克思并不认可天朝帝国的道义抵制，认为这种抵制不仅无效，还致使帝国官员道德堕落。国内外的鸦片走私贩子，为了逃避中国政府的稽查，不惜重金贿赂各级官员。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员们为了贪图钱财，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在收受贿赂后，对鸦片走私持纵容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受鸦片走私巨大利润的诱惑，有些官员自己还参与走私。应该说，这是造成禁烟令无效的直接原因（非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评论说：“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2]633这种堕落日益侵蚀着大清王朝的封建官僚体系，直至腐败不堪。昔日天朝体制下的那种君主与官吏之间、官吏与辖区之间的父权关系名存实亡，官吏不再忠于君主，也不过问辖区民众的生死存亡，一心只想着谋取私利。基于此，马克思说：“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2]633

相对于天朝的禁烟，马克思倾向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鉴于朝廷禁烟令的无效性，时任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出了变通的主张，即变“严禁”为“驰禁”。他在1836年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议说：“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3]30也就是说，可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就像最初鸦片作为药材出口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可以按进口药材收税。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官员受贿的腐败问题，还可以充实国库。许乃济认为，吸食鸦片的都是“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除官兵之外，可以任由吸食鸦片，不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可以在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解决“漏银”的问题。对此，马克思也分析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征收25%的关税，早在1830年就能给国库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则会双倍于此。“驰禁”主张虽然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官员特别是鸦片走私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被采纳。马克思对此评论说：“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2]634在马克思看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至少可以增加天朝帝国的财政收入，是可以采取的措施，而不应该一味地抱着先人的传统，用禁令这种道德层面的手段去抵制鸦片。所以，马克思不无批判地说：“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坚定政策。”[2]634

（二）道义应对挑衅与殖民主义的强势入侵

走私鸦片本来就是一种商业入侵行为，但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者显然不止于走私鸦片，它们真正想要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使之变成商品和资本输出地，满足资本扩张的欲望。所以，天朝帝国的禁烟虽占据道义的高台，但是在殖民主义者看来却是“障碍”。发动战争，为资本扩张扫除“障碍”，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落后民族和地区的必然手段。关于资本主义战争，恩格斯这样说：“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4]而在中国方面，“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2]632天朝帝国早已落后于世界文明却不自知，在内政外交方面，犹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未能与世、与时俱进，依然沿袭着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礼仪、传统、习惯或规矩，即所谓的封建道义。

马克思虽然没有深入评价清朝政府应对列强挑衅的方法和手段，但他的一段话足以透露出天朝帝国以封建义理抗拒资本主义探求进取的无赖。他说：“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将军的愿望。”[2]620叶总督即叶名琛，时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可谓中国封建礼教下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因循守旧，带着旧传统的全部惯性去对付一個他并不熟悉的对手。[1]881854年即咸丰四年，英、美两国公使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不经核查即向朝廷奏报，咸丰帝则在答复的上谕中要求其“不动声色，加以防范”“随机应变，绝其诡诈之谋”。而叶名琛“不动声色”的办法是拒而不见，并派人传话说“叶总督并未奉有谕旨办理变通事宜”。这是封建官僚惯用的敷衍、推脱、拖延伎俩。此外，他明明没有更好的对付办法，却先后两次奏报咸丰“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由他来“设法羁縻”“设法箝制”。很显然，这种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办法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管怎样，从广州北上的西方人，又被天朝体制带回了广州，带到了叶名琛那里。[1]88英、法、美等国的公使也认识到没有武力做后盾，任何交涉都是无效的。到了1856年，英国结束了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终于有了能够调往远东的兵力。这一年的秋天，英国人捏造了“亚罗号”事件，从而找到了再次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马克思认为负责处理“亚罗号”事件的叶总督不仅“沉着冷静”还“彬彬有礼”。深受封建礼节影响的叶总督当然不会按照英国领事的无理要求，去为子虚乌有的事情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从表面上看，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义理。但是，殖民者不仅不理这一套，反而利用中国的封建礼节，挑起事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不论在中国民间的指称还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华夏以外所有的外族人和事都被冠之以“夷”，这虽体现出华夏文明曾在世界中的领先地位和因此而来的优越感，同时也反映出由这种优越感滋生出的对外族人和事的轻视与鄙夷。“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1]99当然，这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近代西方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称封建落后民族为“野蛮人”或“半野蛮人”。如果“夷”这个称呼被继续用来指称落后于华夏文明的弱小民族的人和事，可能还会像以往一样，不会引起显性的不满和抗议。可是，隔绝于世的天朝帝国却不知道祖宗们一度鄙夷的西“夷”，已不再是曾经的“夷”，而是在文明上超越了华夏文明的现代民族和国家。所以，当1792年英国派来的特使马戛尔尼拒绝以“三跪九叩”之仪式觐见中国君王时，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天朝礼仪的践踏，并斥之为“无知”且“妄自骄矜”之辈。在日后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交涉中，天朝的历代帝王都没有能够摆脱这种虚骄的尊严意识，继续沿用传统的封建礼仪、习惯和规定。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叶名琛即是用封建义理抗拒夷敌的典范。这正是马克思所讲的“天朝以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二

扩张是资本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2]35很显然，这种扩张的逻辑与道义是相冲突的。如果受制于道德义理，资本就不可能扩张，甚至资本也不会成为资本。因此，在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概念中无所谓道德，只有至上的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不仅用荼毒生灵的鸦片贸易践踏道德的底线，还借助暴行迫使中国开放门户。英国殖民者如此无视道德，却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反抗殖民者的“暴行”。这种双重“道德”标准掩盖的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是对他国赤裸裸的掠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一） 非法的鸦片贸易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填满英国国库

鸦片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在少量使用时是一种药品，大量使用时则成为一种毒品，毒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天朝的皇帝不可能让这种谋财害命的商品泛滥于国内市场，于是颁布了禁烟令。由此，鸦片贸易是有损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关于鸦片贸易的道德方面，连英国自己人都在谴责鸦片贸易的非人性。马克思就引用了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一段话：“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 [2]630基于鸦片贸易对道德的败坏，英国议会中的一些议员反对关于对华战争的议案。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政府不应该为支持这样的贸易而发动对华战争。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传到英国后，首相帕麦斯顿主张对华开战，但当他把对华战争的提案提交议会讨论时，议会却对他的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这充分说明，即便是在英国，摧残人命的鸦片贸易也是受到谴责的。

东印度公司却从这种道德败坏的非法的鸦片贸易中牟取暴利。马克思指出，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于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可见，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鸦片贸易。所以，英国政府明知鸦片贸易有伤道德，也不会终止这一能给它们带来一本万利的非法的可耻的贸易。

（二） 在中国犯下暴行的同时却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暴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不论是位于前线的两江总督叶名琛还是深居皇宫的咸丰帝，都执行着消极的抵抗甚至不抵抗的政策。当英国人炮轰广州城时，叶总督如大佛一般“渊默镇静”“毫无布置”，这种表面镇静的背后实则自欺欺人，与投降主义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人不无讽刺地说叶总督实行的是“六不”政策，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侵略军受到民间的抵抗而撤退时，叶名琛却上报皇帝“防御英夷获胜”，咸丰帝的上谕则表示，胜或不胜都令人忧，中原尚未平定，沿海不能再起风波，含蓄地表达了与入侵者妥协的思想。在广州城被占领后，各国使者已经到达上海时，清朝政府还是没有出兵抵抗的打算，欲使用“羁縻之计”。与清朝政府的态度相反，广州及南方各省的民众积极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恩格斯甚至用“狂热”一词加以形容。他在1857年5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南方民众反对外国人的几个事例：一是在食品中投毒，如在供应香港人居住区的面包里投放大量的砒霜，以此来达到杀死外国人（侵略者）的目的；二是夺取外国船只，一些民众在搭乘外国人经营的商船时，暗带武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或者在移民船上暴动，如果夺取船只不成功，他们就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拒绝向外国人投降；三是秘密谋杀，基于欧美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一些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夜间秘密谋杀侵略中国的外国人。当然，由于普通民众并不能正确地区分欧洲侵略者与欧洲人民，他们把所有的外国人当成了敌人。这给予了试图征服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及其政府指责中国人的口实，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中国人的暴行让外国人感到恐怖。为此，这些资本家们在本国人民面前叫嚣，宣称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须用武力教训中国人。对此，恩格斯则提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2]626，因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的。

1856年10月底，在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按英方就“亚罗号事件”作出的无理要求行事后，英军炮轰广州城并进入城内进行烧杀抢夺，俨然十足的海盗行为。对此，马克思斥责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2]6201857年4月，在英国决定第二次远征中国之际，恩格斯回顾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在中国遇到抵抗进而残杀中国军民的情景。当英国军队侵入到镇江城时，驻守在那里的1500人旗兵殊死奋战，全部壮烈牺牲；这些官兵早已料到抵挡不过英军的坚船利炮，为使家人免遭英军的惨杀，先行结束了妻儿的生命。恩格斯指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司令官看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与中国军民伤亡成千上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军才死亡不到200人，即便如此，他们在攻入镇江城后，还是以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来“报仇”。对此，恩格斯评论说：“在这次攻击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报复，在劫城的时候进行了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英军此次作战自始至终大发兽性，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贩私贪欲完全相符。”[5]

三

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评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道义与利益问题。国际政治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6]国际政治的主体是各个民族国家，而国家如果我们要认为它是正当的，就必须满足一定的道德条件。但在现实资本主义实践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掠夺成为了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它们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7]14。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谴责资产阶级的这一对外政策。然而，道义作为一种约束性的行为规则与资本扩张的逻辑是相冲突的，在资产阶级早期的殖民扩张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正是由于道义的缺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国家间的关系可谓瞬息万变。然而，作为“陈腐世界”代表的清朝政府却在应对西方列强入侵的策略中将“道义”提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基于中华帝国的腐朽落后揭示了“道义”抵制必将遭到的失败命运，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将“道义”作为一种原则与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原则作比较研究。这也为他们提出将国际关系建立在道义原则基础之上的主张奠定了基础。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基于资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提出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活动，必要时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7]14

此外，我们还应该基于现实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中的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清朝政府推行的“道義”是一种封建道义，这其中不乏一些美好的传统价值观，但科学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在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一个个孤立的民族史为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所取代，人类之间的联系愈益密切，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能够完全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因此，对外交往就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对外交往及其交往的效果直接关系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它的对外交往都会恪守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国家主权和利益不容侵犯。但是，在弱肉强食的霸权政治逻辑下，弱国是无外交的。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斗争是典型的弱国与强国之间的政治博弈。面对强势入侵旨在打开中国市场并获取贱买贵卖特权的英、法等国，清朝政府即便是据理力争和奋力抵抗，也难逃半殖民地的命运，但这样至少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气节。实际上，与清王朝政治军事体系一样陈腐的是它的对外政策，它不仅沿袭传统的封建道义，而且采取官僚的手段敷衍了事，不去探究眼前的对手是些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它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对外政策。值得庆幸的是，自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不仅提出了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从不结盟到共同发展再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二是清朝政府作为反侵略的正义方却没有话语权，这不仅因为当时的中国落后，还因为落后丧失了国际话语权。鸦片战争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是“陈腐世界的代表”，不具备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实力。在弱肉强食不讲求国际道义的殖民扩张时代，弱小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国际话语权的。在当代，我们虽然已跻身于大国之列，但大而不强，还未能改变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形象地指出，失语就要挨骂，并强调，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只有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才能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国际争议中具有说服力，在恶意曲解与抹黑中具有回击力，在国际议题的设置上具有引导力，从而在切实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有效引导和谐世界的构建。

三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制造暴行的同时却指责中国人的暴行，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这在当代依然普遍存在。在殖民主义时代，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一国私利，不惜以各种残暴的手段殖民掠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践踏他国主权，残害他国人民生命，攫取他国财富。不仅如此，它们相互之间因为利益的争夺发动了无数次的战争，包括极具毁灭性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的人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从非法的鸦片贸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凌和压榨。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它们却在国内大肆渲染中国人的“暴行”（反抗运动），谴责中国人民不道德，诋毁“黄种人仇视欧洲人”。这种道德评价上的双重标准体现出极端的利己主义本质。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大国基本上能够在国际道义的框架下谋取自身利益，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国际道义准则，少数大国将一国道德凌驾于国际普遍道德之上，用民族道义取代国际道义，干涉他国内政外交。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在任何国际事务中推行双重标准，努力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公平正义”国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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