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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基于习近平文化论述的视角

2018-05-14高福进

湖湘论坛 2018年1期
关键词:国家治理文化自信传统文化

摘要: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直接、重大且深远意义:第一,传统文化可以持续激发国民的文化自觉及自信,是实现国民文化自觉、提升其文化自信的基础,而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则可以大大提升民族文化活力;第二,可以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引领社会风尚与道德治理的直接作用,因而具有现实意义,其中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发挥着凝聚力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 国家治理; 习近平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1-0014-09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7的金秋十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事实上,早在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下对传统文化的讲话及论述不仅大大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为我国现代国家治理注入了强心剂,而且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

一、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国内外反响及其研究

以今日研究视角,未來文明发展大势,文化必定是一个民族及国家之灵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十九大报告中占据很大分量。报告指出,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在苦难与奋斗的历程中积淀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际上,自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和定位引发了国内外媒体、政要及学界的热切、积极关注。

(一)国外评述

1.习近平所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是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美国《世界日报》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为传统文化撑腰”的论断,它们是树立“三个自信”的历史文化基础(2014年9月28日);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撰写的书评(2014年12月)中强调习近平所论显示出中国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而悠久丰富的中华文明足以提振这种自信和自觉。著名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道出了中共勾勒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实现伟大目标则需要增强文化自信(2017年10月22日),同样,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R.Kuhn)也对此予以充分肯定(2017年10月18日)。

2.习近平所论凸显对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的借鉴

美国多维网刊文《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肯定习近平极为重视儒家文化的广博与深厚(2014年8月14日);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言,为此新加坡《联合早报》着重刊载了习主席的维护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正确学习借鉴的传统文化理念(2014年9月25日);俄罗斯著名学者塔夫罗夫斯基教授强调了习近平推崇孔子及其学说的借鉴意义(《习近平:正圆中国梦》2015年5月版);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在《大国雄心》中进行了论述及高度评价(2017年10月22日)。其他还有阿拉伯国家联盟前驻中国办事处主任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的评价、泰国《亚洲日报》的评述等。

3.对习近平传统文化理解视野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这方面尤以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James C. Hsiung)的近600页的《习近平时代》(2015年年底出版)为代表,同时,他对十九大报告中的文化强国建设给予高度评价(2017年10月24日);俄罗斯国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叶·彼·巴扎诺夫对习近平关于中俄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论述均提出了高度的评价(2016年3月18日);其他还有《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他的文化视野甚为宽阔》的评价(2015年12月),等。

(二)国内研究的梳理

1.侧重于挖掘及弘扬文化资源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研究

针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讲话所论传统文化遗产资源挖掘和弘扬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议题,石仲泉在《天之降大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当前宏观大背景下的严峻形势,高瞻远瞩地论及这一问题(2015年1月6日);曹和平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强调当今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性(2014年9月16日);高晓芳的《论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从文化传播角度论述了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013年10月)。

2.对习近平所论文化软实力专题的评述

研究专题的焦点是围绕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专论进行的系列研究,张国祚的《着眼“两个大局”提高文化软实力》(2014年5月19日)和《十八大关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论述》(2014年10月10日)是代表性的评价,最新的则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正式创刊《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6月)为重中之重。其他如颜晓峰的《弘扬和建设中华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2015年10月21日)以及《如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名家访谈”,2016年5月19日)亦为重要文论。香港各主要媒体都强调了十九大报告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及“讲好中国故事”是五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理念与重点要求的报道(2017年10月25日)。

3.对习近平所论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不同视角的理解及评述

刘芳的《崇德修身: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诉求》(2014年9月19日)从习近平所论崇德重德、尚德倡德之传统视角进行了内涵分析;石仲泉在《开启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篇章》(2014年2月10日)总结了习近平所论的传统文化的“道法自然”“天下为公”等15项有益内容;《光明日报》“专家访谈”《搬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绊脚石——专家学者解析“腐败亚文化”》(2016年5月22日)则从优秀文化的反面提出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理解。

4.习近平所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贡献之研究

这方面的论述较为集中,刘东超《优秀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厚思想营养》(2014年9月15日);董根洪《论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2014年9月17日);对王杰和程冠军采访《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在治国理政中的四大体现》(2014年12月16日);石仲泉《天之降大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1月6日),均重點总结了习近平所论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意义和贡献。

总之,习近平所论的现实指导和未来引领,尤其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针对性路径方面的研究,对于抵御国内外“不良文化”及倡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所论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意义在于,挖掘各种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发挥文化的资源价值,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厚思想和精神营养;相关研究为国内外文化交流路径开辟全新的战略举措,包括文化交流促进经济交流,如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文化促进战略。

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及其特性分析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同志自十八大前后一直到十九大召开的各种公开场合,都从不同的视角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而唯有在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全面地继承和弘扬,才能够实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

那么,拥有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华文化究竟有哪些突出的特征呢?在此加以系统分析。

(一)中华文化的特征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成果之总和,它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言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而广义上的中华文化则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历经数千年文明史积淀起来的传统文化,二是同样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积累起来的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亦即我们所言的“民族文化”。在此结合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来分析文化的各种特征。

1.文化的传承性

任何民族文化均具有至少在本民族代代相承的特点。中华文化累积数千年,其传承性尤为明显。在此可举一例:在著名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殷墟遗址里,考古学界发掘出大约三千年前商周时期的两个碾玉童子,他们的头上都是两个丫角的形象;其穿的衣服是上半身乃“右衽”,腰里束有带子,上衣长至及膝;两个人所穿的裤子也是一模一样,下垂至脚面,尤其是那令人惊讶的平底鞋,综观其外在装束,这种服饰文化几乎与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老百姓的穿着打扮完全一样。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从外在表现(更不用说是礼仪、宗族制度以及忠孝等精神文化了)历经数千年来几乎是一以贯之。在这方面,与世界史上其他一些文明如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区域相比,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化尤为突出,其传承性最为显赫。

2.文化的时代性

不同历史时代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时代特色可谓迥异,而在“文化的时代性内容中,那些反映历史进步的内容,形成时代精神”,正所谓“其中常有或寓有不变的永恒性的内容”[1],这种文化的时代性特征体现那一历史时期优秀文化成果的现实价值及深远意义,它们也注定会在未来的时间内持续地被传承及弘扬。当然,也有些反映时代退步或扭曲的文化内容,它们也曾经掌控着该时代的文化导向和内容,不过会在以后的时代里被加以批判或反思,作为反面教材例证,譬如近代我国城市(尤其是香港、上海等)里中西结合的殖民色彩的文化,“文革”时期扭曲的极左文化等。

那么,就中华文化而言,中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突出。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其文化内容可谓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不过其每一历史时期均体现了那一历史时代的背景。譬如,春秋战国时期体现诸子百家思想的文化是自由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思想特征则是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呈现出一种文化变革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明显具有极左的文化特征。

3.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非常突出。综观全球,放眼世界,各个文明区域的文化地域性特征一目了然: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文化、欧美世界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三大体系)文化、南亚次大陆印度的“吠陀文化”、东亚和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以及包括中国、非洲各地的民族区域文化。全球文明发展至今,世界的区域文化依然清晰可见。而单单就中华大地来说,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汉民族文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不同地区并行不悖,相互依存也相互吸收,其发展趋势依然。

4.文化的共通性

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以及某个特定城市或地区积累已久的文化,均具有共通性:这些文化内容均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并且积累起来的结晶,它们包含着显赫的物质文化,更为突出的则是那些优秀的精神遗产。例如就音乐文化而言,经过长期积淀起来的古典音乐以及各种民族音乐,这些无声的文化语言早已超越各个民族之界,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美妙的音乐文化之声穿越历史长河,流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此即音乐文化的共通性特征。

就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而言,文化的特征可谓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又从纵向发展角度来看,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上述分析,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复杂但有序,我们可以用下列图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各种特征:

依据图表,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当下将那些积淀已久的优秀文化(包括优秀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加以充分继承和弘扬,再经过有效地再造、转化,那么,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及自信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

(二)趋势与认同——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及其未来发展

历史上看,中国文明史数千年,传统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它依然在积淀之中;环顾当今,中华优秀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文化越来越得到自党中央到普通百姓的高度认同,其传承和弘扬得以充分展现;展望未来,伴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

1.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发展史造就了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在当下得以充分体现

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它们已经积累了数千年之久,曾经对周边各个民族及国家产生了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后者几乎全面吸收和模仿中华文化的精髓包括制度文化和文字等。例如,蒙古、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民族和国家的文字就是在汉文字基础上才创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正是以這漫长时期的积淀,“中华文明的文化年轮”[2]才显得如此浓密、厚重,中华文化也始终得以发展、丰富和完善,其生命力越来越强大。“看到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大概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而“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3]280-281国家,此为中华文化拥有持续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的原因所在。

2.当代华夏文化在认同基础上的拓展

积淀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影响力逐步得以显现,全球学界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古老的华夏文化的研究和认知得以发展。当然,这种认同首先是我们自身,只有我们自己尤其是广大民众普遍地认同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认同广义上的华夏各个民族文化,我们才能够使它们得以充分地、持续性地传承、发展、弘扬。那么在此基础上,传承和弘扬、利用和再造之后的更加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够逐步被他国人民所理解、接受及认可。当然,在此说明,这种文化传播和被认同绝非是那种文化改造(他人)及文化入侵。

3.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和认同的趋势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当今世界,我们的孔子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位世界文化名人,孔子、老子等也逐渐成为被全球认可和接受的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全球各地拥有越来越多的“孔学堂”“孔子学院”,儒家学说逐步得到国外相关学界的接受,儒学研究机构迅速发展;老庄学说与西方(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如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研究力量在海内外都得以壮大。改革开放近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热在国外包括西方世界及第三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华人华侨对华夏文化的亲和力及认同感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种认同和亲和之力对于其所在国、所在地的影响和感染无疑是巨大的。杨振宁博士曾经这样感慨道:“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

三、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十九大报告中的文化强国建设引发海内外媒体、学者的强烈反响,立足于现实及未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一是可以持续激发和彰显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二是能够充分发挥在国家治理中引领社会风尚与道德治理的直接作用,因而具有现实意义。

(一)持续性地激发和彰显国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1.文化自觉

回顾党的十八大及十九大报告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立足于现实和我国目前状况,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当然是指我们自身对积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觉悟和反思;同样,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的党也要对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冷静的反省、反思,以便提升觉悟和认识,从而达到真正的文化上的觉醒。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3]216。简言之,文化自觉要求我们的党、有识之士乃至普通百姓充分理解、接受、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及其地位,并且由此产生自豪感,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对自身的优秀文化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广泛地传承、发扬,进而担负起传播、再造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就我们的党而言,这种文化自觉还在于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向上的有效把握和掌控。

2.文化自信

相对而言,文化自信则体现了国民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认同和坚定信念。就中华文化而言,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所拥有的充分自信必定是因为这一文化漫长的积累和凝练,其中优秀的文化成果始终值得我们自豪,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到汉唐盛世再到宋元明清时期的积淀,这些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内容已经成为当今中华各个民族所共享的成果,甚至它们已经为世界更多的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十九大报告中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占据较大篇幅,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指出,在前“三大自信”的背后就是文化自信,他认为,“我们在国际上讲中国故事,往往都从讲中国文化开始。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实施这样的制度、走这样的道路,有我们充分的道理,包括文化的道理。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持久的力量”。[4]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长期积淀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国民文化自觉、提升其文化自信的根基。当然,若要最终实现这种自觉和自信前提有二:一是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传统文化凝聚力的发挥以及民族文化活力提升。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得以提高,党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出台各种措施发展了民众文化需求的设施,但硬件和软件的文化内容依然满足不了广大民众,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当前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普通百姓的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人民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还属于低层次的,有些方面还不能完全认同,因而当下民众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还需要文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唯有如此才能够使全体国民逐步提升对那些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从而达到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自知、自信及自我珍重,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据说此为费孝通最大的心愿。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3]205相反,一个在经济生活水平逐步得以提升后依然对自己文化生活反应迟钝的民族是文化的不自觉,此即所谓对自身文化没有“知觉”民族。“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3]213。此外,民族的文化自觉也体现在他们对外部文化的接受、理解和认知,这就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达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为我所用之目标,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就是今天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3]217,同时也是对待外来文化的较为恰当的态度。

文化自信则是出于国民对自身文化的普遍的认同和自豪感。从上古时期的炎黄时代历经尧舜禹的继承和发展,从夏商周时期的长期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形成,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两千余年,从近代鸦片战争备受欺凌的百余年到新中国成立,再从新中国最初的30年的坎坷发展到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中华文化经过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洗练、发展、积累和再凝练,我们最后所能够感受到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其精髓、精华部分得到沉淀,如今它们正在“焕发青春”,正在被充分展现、利用,随着我们积极稳步发展的成功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普通民众越来越显得格外自信,而这种自信并非完全是来自经济实力和自身物质生活方面大大提升的自信,更多则是来自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当然,“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逐步进行,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相辅相成,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水到渠成,而“任何急功近利,操之过急,都有悖于文化发展的规律,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5]

关于中华民族从有识之士到普通民众的文化自信,自古以来都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护和发展自身的传统文化,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也善于吸纳、汲取优秀的外来文化,将它们与中华文化有机地连接、融合,从而形成更为丰富的文化。正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兼收并蓄,中华文化足以使我们备感自豪和自信。从当今来看,我们如何礼敬自身的文化传统及民族文化,全面而深入地挖掘和提炼这些文化中那些特别有价值的精髓部分,则是当今一项重要而宏大的工程,为此要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文化。同时,我们也应当以“拿来主义”尔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更加公开地应对外来文化,更加积极地参与与各国的文化对话和交流,敢于容纳和接受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成果,如此才能够在通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逐步而稳妥地实现全面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心。

(二)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在引领社会风尚与道德治理中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文化特征的理解,我们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引领社会风尚以及进行道德治理方面能够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当前,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准大大提高,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引领文明前行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准却每况愈下,此即经济发展与文明退化的二律背反现象。为此,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倡导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精神特质,则是当今解决一些主要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1.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数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是儒家文化,中华传统思想即是儒家思想,而儒家的思想与文化包含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宗法思想与文化,后三种文化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使得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内涵外延得以豐富、拓展。无论是在数千年的我国传统大家庭里,还是在当今大都市里,中华传统文化中宗法思想和血缘关系因素依然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与西方和其他文明区域如阿拉伯世界及非洲等地相比,此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之显要特征。强调宗法思想、血缘关系、重视孝道,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这是儒家思想之要义,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上述思想观念具有长期的效力和法力,而联系现实,今日我们普通百姓之家仍然强调上述因素,如今政府部门和公共舆论亦大加弘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宣传教育令国人心安。从古到今,它们当中的诸多内容甚至比国家的成文法更具有凝聚力和效力,这在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小说里已不鲜见。

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者则要人们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统一。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6],而立足于当下,它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严以利己、宽以待人,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风尚和道德生活的主旋律则是:国家富强,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处处文明;尊老爱幼敬妇,人人和谐相处,提倡爱国主义而绝不排外,倡导国际交流,尊重他国习俗,等等。在此方面,中外学者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异,各个民族自身的特色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对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和谐共处、形成共同意识很有实践价值”[7]。

2.各民族文化规范着民众的道德准则

基于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各民族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引领社会风尚和道德治理方面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民族文化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渐形成,它是该民族所有人在饮食起居、社会交流、关注生老病死期间长期共存生活而形成的社会成果,其中的某些口头和纸质的规定或约法成为该民族民众言行举止的道德准则,这些内容必定是该民族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方面。譬如,当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之间或者某个民族内部之间发生一些纠纷甚至对立之时,这些民族或者民众也许用他们自身的传统的道德准则加以判断或处理,并且能够达到切实有效的结果。此外,上述内容及其扩展性方面还成为该民族抵抗外敌(今日外来之“莠”文化)的精神支柱,发展到当今,它们也成为教育后人爱家乡爱祖国的依据和见证。因此,民族文化在引领社会风尚主旋律方面具有独到的价值,具体到我们一些少数民族,其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它们的社会伦理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之,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面对建设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更高层面的要求,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只有全社会民众达到那种充分的自觉和自信,才能够真正营造出一种健康向上、繁荣兴旺的文化生态环境。而最终,通过全民的文化自觉、自信,进而达到民族文化的自强,建设与大国、强国地位相称的先进文化,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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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福进.文化年轮:关于中西文化的累积及比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80-84.

[3] 费孝通.论文化及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4] 李庚香,王喜成.关于打造文化高地的若干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17(5):1-6.

[5] 仲呈祥.文化自信的力量[J].求是,2011(7):48-49.

[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162.

[7] [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传统文化精神大有可为[N].社会科学报,2013-0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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