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卢阳春 程润华

[摘要]成都市凭借自身发展优势与实力于2016年4月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城市发展动力对成都市自身发展以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构建中心城市发展动力评价模型基础上，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对15个潜在的和定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发展动力方面进行单项和综合比较分析，得出成都市发展动力处于国家中心城市第二梯队上游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了推进创新、绿色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建议。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市 发展动力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2-0001-12

一、引言

“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国家住建部（原国家建设部）提出。2007年，《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明确指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不仅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发挥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①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等五个城市率先被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外，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先后在《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被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杭州、深圳、青岛和厦门等六个城市也在积极竞逐这个头衔。

城市发展动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对城市发展的方向和未来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发展动力具有多重内涵，涵括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具有系统性、多元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近年来，成都市作为西部中心城市之一，持續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尤其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天府新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发展契机推动下，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但同时，成都市与北上广深等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离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还有一段距离。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将成都市发展动力与其他14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进行横向比较，找出成都市发展动力的差距，不仅对成都市认清自身发展现状、差距和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丰富和完善城市发展动力的相关理论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理论界对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动力研究较少，大部分集中于对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上。另外，经济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条件，经济拉动力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因此，本文从区域（城市）经济增长动力核算、区域（城市）发展动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及区域（城市）发展动力指标体系构建3个方面进行相关文献述评。

1.区域（城市）经济增长动力核算

国外学者在计量回归模型基础上主要采用了对偶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Hsieh（2002）根据Griliches和Jor-genson （1967）的TFP增长率的测度方法提出了“对偶理论”的测度方法，较好地解释了Young研究的技术进步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奇迹的贡献被低估的原因。Kumar和Russell（2002），Unel、Zebregs （2006）则采用了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一致认为资本深化带来的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学者主要设定了两种不同的模型：一是邓翔、李建平（2004），汪伟（2006）等运用索洛余值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杨建芳等（2006），王小鲁、樊纲（2009）等人则采用引入人力资本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运用索洛余值和DEA等非参数法及对偶法计算TFP得出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并且其共同的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理想情况，与实际不符。

2.区域（城市）发展动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国内外学者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方面对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研究。从国外学者研究来看Bloom等（2001）、Ranganathan （2015）等指出人口的增加、人口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Reenen（2011），Bassi、Tan、Mbi（2012）则通过对能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TFP进行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选择对经济增长起到中长期的驱动作用。从国内学者研究来看，武鹏（2013）基于3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SFA和DEA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进行了测算，认为资本投入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动力。庞英等（2008）采用非参数方法双产出模型对民族资本和FDI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得出民族资本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的结论。尹银2012、张同斌（2016）等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力资本红利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内学者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研究较多，对知识、创新尤其是自主性创新的研究较少，这可能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较弱、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有关。

3.区域（城市）发展动力指标体系构建

从国外研究来看，Friedman（1986）在其论文《世界城市假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国际性城市具备的七个标准。Mee和Hills （2003）构建了涉及社会、环境、文化、资本、全球和地方发展等多方面的指标体系。从国内研究来看，李随成（2003）根据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构建了10个一级指标、39个二级指标和43个三级指标。宋思曼（2013）则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枢纽功能构建了16个特征、21个指标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田美玲等（2014）从四大功能和十大中心角度重构了评价指标体系。国外研究提出的国际性城市评价标准，无法体现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国内学者的研究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并未把创新作为一级指标，同时未将潜在的国家中心城市纳入。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与数据选择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客观性、全面性、真实性”的原则，以“发展动力”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创新系数、经济拉动力、社会保障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交通通达力和政策系数七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详见表1）。在七个解释变量中，创新系数和政策系数单独作为乘数;经济拉动力选取GDP、第三产业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项指标进行衡量;社会保障力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医院和卫生院個数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5项指标进行衡量;环境承载力选取全年优良天数达标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单位GDP能耗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5项指标进行衡量;文化软实力选取年旅游总收入、文化创意产业GDP、办展数量、公共文化硬件数量和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5项指标进行衡量;交通通达力则选取航空港客货运吞吐量、铁路客货运输量和公路客货运输量6项指标进行衡量。本研究从各省市2010～2016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公开资料中选取15个城市的样本数据。

2.方法说明

本文主要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动力进行实证研究，对各变量和指标进行赋权（详见表1），根据设立的发展动力模型利用无量纲化处理的数据进行得分计算。

3.模型设定

本研究建立了发展动力评价模型，具体如下：其中，Y为评价得分;f代表政策系数，直辖市取1，计划单列市或副省级城市取0.75，省会城市取0.5;V_i是指第i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U_b是指北京市的经济增长率;e^（1-r_i）为修正系数，r_i指第i个城市在研究区域的GDP排名;是指经济拉动力指标加和;是指社会保障力指标加和;是指环境承载力指标加和;是指文化软实力指标加和;是指交通通达力指标加和;C代表创新系数，来源于对《2017中国城市创新力排行榜》和《中国区域创新指数报告2016》的综合比较及取舍;P_j代表北京市第j个指标数值;a_ij代表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权重;X_ij代表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数值。在此选取北京市作为标杆，是因为北京市作为我国首都，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四、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动力比较分析

1.创新系数的横向比较

创新型城市是开展国家创新活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引擎，是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因此，本文将创新因子单独列出作为系数以突显创新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表2来看，成都市创新系数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7，除了北上广深，仅次于杭州和天津，但与北京、深圳和上海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与身后的武汉、重庆、南京和西安竟争激烈。

从创新系数构成指标来看，权重最大的热钱指数包括创业资金、各城市获得C轮以上融资企业数、创业项目的多样性和创业孵化器数量等指标，是对城市创业软硬环境的考量。成都市热钱指数为62.21，仅排名第9，与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表明成都市在创业软硬环境塑造方面存在短板。成都市虽然集聚全省一半以上的国家级孵化器和三分之二以上备案的众创空间，但在创业项目的类别、企业创业资金的可持续性方面不足，难以支撑多元化和可持续性创业。权重次大的独角兽指数从高新技术企业角度衡量一个城市的技术创新力，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数量、企业数量和集聚度。成都市独角兽指数不足50，排名第9，与东部发达城市相比，成都市在政策配套、技术基础、行业人才供给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了其对各行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力偏弱。合伙人指数从人力资本供应和吸引角度对城市创新的可能性进行了测度，包括城市各行业职位投简历情况、在校大学生数和城市外来人口占比。成都市合伙人指数为91.87，排在第6，与身后的天津、南京、西安等城市相比优势不明显，说明成都与这些城市在人才的供给和吸引方面面临相互竞争的局面。租房指数是衡量城市创新成本的重要指标，即创新场地成本和人才居住成本。成都市租房指数排在第3，在吸引创新者方面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断地被身后的沈阳、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追赶”而缩小，这是因为沈阳、武汉、广州、南京同样处于租金相对较低吸引创新者进入的红利期。

2.经济拉动力的横向比较

从表2中可以看出，成都市经济拉动力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8，处于中游位置，虽然排在北上广深津渝直辖市和一线城市之后在“情理之中”，但与这些城市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与北京、上海相比。另外，南京、武汉、青岛和西安的得分与成都之间仅存在微弱的差距，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竞争过程中，由于地缘及其他因素，成都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

在经济拉动力的指标构成里，其一，“GDP总量”权重最高“实至名归”，成都市2015年GDP总量迈过万亿元大关，与杭州、武汉“旗鼓相当”，一方面得益于成都市国土面积较大，所辖县市较多，经济体量更大;另一方面成都作为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不断吸收省内及周边地区优质要素集聚，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体量。其二，第三产业产值占城市经济总量的比重较高是国家中心城市应具备的特征之一，成都市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排名第9，落后于西安、杭州、南京和厦门，与北京、上海的差距更大，高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不到3个百分点。其三，成都市货物进出口总额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在倒数第4位，表明成都市对外开放程度仍相对较低。其四，虽然成都市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排在第五位，但与直辖市相比“落于下风”，与同级别城市相比优势微弱，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高排位难以强化经济拉动力。其五，虽然成都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位居第4，但权重次大的第三产业占比和货物进出口总额的低位次部分削弱了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拉动作用。

3.社会保障力的横向比较

成都市社会保障力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9，不仅与北京、上海差距大，也落后于南京和青岛等东部城市。这是由于成都市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方面相对落后，究其缘由，一方面可能与成都市居民偏好消费的习惯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有关。

2015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476元，与东部的南京、厦门、青岛之间的差距较大，与京沪相比更是有将近2万元的差距，在15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倒数第4位，严重拖了社会保障力的“后腿”。成都市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9123元，与杭州、南京和北上广深等城市最少有8600元的差距，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在第9位，成都市现有的在职职工工资水平在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高智力人群集聚进而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社会功能方面并不具备较强的竟争力。成都市在拥有执业医师数、医院卫生院个数以及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方面的较高排位对社会保障力产生了拉动作用，但难以与较低工资水平的“拖累”作用相抗衡，最终导致成都市社会保障力的排名处于中下游的位置。

4.环境承载力的横向比较

环境承载力描述了环境系统对人类活动支持能力的阈值，是环境系统功能的外在表现，是包含时间、空间和经济行为等自变量的函数。从表2中可以看出，成都市环境承载力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11，处于下游位置。具体指标的表现喜忧参半，说明成都市仍然需要在提升环境承载力方面继续努力。

在环境承载力指标构成里，权重最高的全年优良天数达标率的高低衡量了一个城市空气质量的好坏，是判断宜居与否的重要标准。2015年成都市优良天数达标率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在倒数第5位，仅为57.81%，与重庆的80%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与空气质量最好的厦门、深圳、广州相比差距明显。城市绿化覆盖率的高低是衡量城市环境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2015年成都市绿化覆盖率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在倒数第4位，与位于榜首的北京相差近10个百分点，与排名靠前的深圳、南京、厦门等也有较大的距离。单位GDP能耗是反映经济活动中能源消耗程度或节约程度的指标。2015年成都市单位GDP能耗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在倒数第4位，与沈阳、武汉、南京、广州等城市相比，成都市在能源节约和利用效率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2015年成都市环境承载力得分较低的根源在于受到当年秸秆焚烧以及气象条件、工业生产和尾气排放联合作用产生的臭氧污染的影响。

5.文化软实力的横向比较

文化软实力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感染力、凝聚力、吸纳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区域或城市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衡量区域或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从表2中可以看出，成都市文化软实力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8，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杭州和天津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表明成都市在文化软实力塑造和提升方面存在较大不足。

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指标来看，2015年成都市旅游总收入排名第8，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成都在旅游业发展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5年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GDP排在第10位，该产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这是由于成都市除出版传媒和文化旅游领域外，其他领域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骨干文创企业，并且相对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和区域性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重大项目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还不够明显。2015年成都市办展数量、公共文化硬件设施数量和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分别排在倒数第4位、倒数第3位和第9位，与东中部城市相比差距较大，表明成都市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存在不足，从而对成都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6.交通通达力的横向比较

交通通达力是衡量某个区域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达的难易程度的指标。研究表明，交通通达性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西部城市的影响尤为明显。从表2中可以看出，成都市交通通达力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6，仅次于广州、重庆、天津、武汉和上海，并与北京、西安和青岛的得分接近。随着西部地区对交通投资的力度加大，西安、成都、重庆等西部中心城市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地位相继得以确立，交通通达力已然不是成都市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之间存在差距的主要因素。

从交通通达力的构成指标来看，成都2015年航空客货运吞吐量的稳健表现与其“中国航空第四城”的地位恰好吻合。成都市虽然2015年的铁路旅客运输量“一马当先”，但铁路的货运、公路的旅客和货物运输量的表现“中规中矩”，对成都市打造国家级综合性交通枢纽形成了一定的“掣肘”。这是因为成都市近几年在城际铁路、高鐵建设和航空运输方面发展较快，对短长途客运形成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先进运输组织模式发展相对不足、铁路货运通道不畅、运输企业规模化程度不高，则阻碍了成都市铁路和公路货运发展。

7.政策系数的横向比较

政策系数是根据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的不同行政等级而主观赋予的定性指标，如表2所示，四个直辖市政策系数最高为1，除郑州市，其他城市政策系数均为0.75。

本文将政策系数作为发展动力测算的乘数因子，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

成都虽为副省级城市，但与直辖市相比，在行政权力和管理权限的获取、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尤其是创新性制度安排的试点上存在差距。因此，在目前政府仍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的环境中，行政等级有别导致的“差别待遇”自然而然成为成都市发展动力与直辖市之间存在差距的重要因素。

8.城市发展动力的综合比较

根据表2，可以发现成都市2015年发展动力总得分处于“比上大不足比下小有余”的中游水平。作为2016年评选的“新一线”城市之一，成都市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一马当先”，这与表2中的成都市的排名有所出人，主要是因为“新一线”城市的评选更倾向于商业因素，而发展动力是个综合性指标。这可以说明综合考虑到多种因素后的指标排名更能全面、更接近实际地反映成都市在15个潜在的和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的位置。

（1）成都市发展动力“比上大不足”。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比，成都市的发展动力得分较低，仅有20.64分，与邻近的重庆相比有将近25分的差距，与“领头羊”上海的90.19分相比“判若云泥”，有将近70分的差距，与中部核心城市武汉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社会保障建设滞后、环境承载力排名很低是造成这些差距的“罪魁祸首”。成都市要想缩小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发展差距，提高自身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成都市发展动力“比下小有余”。虽然青岛、杭州、厦门和南京等东部城市发展动力得分排名在成都之后，但这些城市与成都市得分之间的差距较小，最多也不过只有将近8分的差距。从具体指标构成来看，在创新系数、经济拉动力、文化软实力和交通通达力方面的微弱差距表明，成都市与这些城市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方面竞争激烈，而自身优势正在被逐渐赶超，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面临较大压力。因此，缩小与“北上广深”之间的差距、扩大自己的优势成为了成都市在“千舟竞渡”的格局中不断完善国家中心城市具备的功能，实现从当前的“准国家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转变的必然选择。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在利用AHP层次分析法以及构建发展动力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现有和潜在的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动力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成都市作为动力提升的研究对象，其余城市作为标杆城市，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从创新系数来看，成都市排名第7，与北京、深圳和上海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与身后的武汉、重庆、南京和西安竞争激烈。（2）从经济拉动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8，处于中游位置，既与北京、上海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又与南京、武汉等城市相比优势微弱。（3）从社会保障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9，低于经济拉动力的排名，与北京、上海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存在一定差距。（4）从环境承载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11，处于下游位置。（5）从文化软实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8，处于中游位置，且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相比差距较大，表明成都市在文化挖掘和塑造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做得不够。（6）从交通通达力来看，成都市排名第6，虽然具备交通枢纽的地位，但随着其他城市交通投资规模的加大，交通的优势会逐渐缩小。（7）从政策系数来看，成都市属于副省级城市，但是与直辖市相比，在管理权限、资源获取、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比较弱势地位是成都市与直辖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

2.对策建议

（1）加大创新投入和完善创新环境来提高创新水平。成都市在创新软硬环境方面的不足阻碍了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活动的产生。因此，成都市首先要通过加大创新投入完善支撑创新活动的基础设施;其次，要通过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向本地集聚;再次，要强化与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等城市在创新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优势打造切合实际的创新模式。

（2）实施绿色发展道路完善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的生态功能。绿色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而且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态功能不强一直是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短板，而这根源于成都市在能源利用、污染物处理、空气质量改善和绿色生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成都市应严格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力推行节能减排，推进大气污染和固废污染的综合治理，发展循环经济，进而完善國家中心城市的生态功能。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的社会保障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与北京、上海、南京和青岛相比，成都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也成为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一个着力点。因此，成都市应从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出发，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的社会保障功能。

（4）挖掘文化资源提升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成都市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金沙文化、“三国”文化、天府文化、美食文化、茶文化和锦绣文化等。成都市应充分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旅产业融合、文化创意制造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提高文化软实力，完善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