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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应当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2018-05-14赵磊赵晓磊

中国西部 2018年2期
关键词:人口数量计划生育生产力

赵磊 赵晓磊

[摘要]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政策”已经做出相应调整,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界有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看法仍有待于进一步澄清。笔者认为: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我国当下最大国情之一,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的“中国制造”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未来的养老问题,不能依靠增加入口数量来解决;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生育率,很难实现人口增长的有效平衡。

[关键词]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 人口数量 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2-0043-08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政策的取向,意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负面影响,政策的出台,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实行几十年的“一胎政策”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应当做出相应调整,且已经做出调整,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取消“一胎政策”之后的“一片叫好”声中,部分学者提出应当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需要补充劳动人口;二是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刺激消费。因此,对于是否“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尚需做进一步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效果将在未来逐步显现,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界有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看法仍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二、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

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就谈不上生产力的存在、发展和提升。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蕴含的科技含量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数量就是生产力,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越是上溯历史,人口数量就越是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人口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等量增加。

然而,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生产力的增长。只有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增长(所谓人力资本),才会形成生产力;只有计划可控的人口,才是生产力。邓小平也曾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技蕴含的威力已被人们所普遍认可,乃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没有科技含量的生产力,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产力,即使人口数量再多,也是落后的生产力。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口数量的增长越来越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甚至很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其中的道理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史,就是用自然力不断替代入力的历史:用牛马等畜力替代入力;用风力、水力替代入力;用煤、石油等产生的热力和电力替代入力;用核能、太阳能替代入力;等等。[1]

随着上述替代过程的逻辑不断展开和深化,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为什么经济越落后,生育率就越高?而经济越发达,生育率就越低?有人说“思想观念有差异”,有人说“成本收益不一样”。其实,这些仅仅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的数量就越重要;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的数量就越不重要,于是“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

最后,增加人口数量的确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延续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既增加產业升级的压力,也无任何创新动力。若这样的竞争优势得到“固化”,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或将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

三、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

部分学者认为不能仅仅把人作为生产者来考虑,本质上人更是消费者,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认为随着近代生产力的提高,所提供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才导致了近代工业社会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可以想见,科技越发达,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应该越多。

对这样的认识,我以为需要澄清两个误区:

(1)不要把“人口总量增长”等同于“人口增长率上升”或“生育率上升”,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人口总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人口总和。人口增长率,指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人口增长数与人口总数之比。人口增长率一般用千分数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增长率=(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人口增长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一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生育率,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请注意:前者是“增长量”,后者是“增长率”。生产力的提高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口总量的增长——这是事实。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又降低了人口的“数量意义”,从而导致了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总量增长”与“增长率下降”,这两个“趋势”恰恰是工业社会以来世界人口变化的客观趋势,且相对于“增长率下降”有加速的趋势,“总量增长”的趋势却正在趋于放缓。

(2)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说“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没有任何意义。试问: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为什么“生产过剩”会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难题之一呢?有必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是剩余价值——这正是生产过剩的症结所在。且不说在资本统治的背景下,指望增加入口来化解生产过剩有多么荒谬,即便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维度来考察,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可以促进消费、发展经济,也是很不靠谱的:其一,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补充供给能力,这样增加的供给能力只能是低端供给的平面扩张;其二,作为消费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提振消费能力,这样增加的消费能力也只能是低端消费的平面扩张。

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我国,用“全面放开生育”的办法来刺激消费、带动需求,无异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可以预计,全面放开生育之后,真正有生育意愿且能承担生育成本的,是人口的两头:富人和穷人——对于富人来说,负担两孩的生育成本不是问题;对于穷人来说,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也是养。而处于人口中间的却未必有生育意愿,更逞论养育能力。问题在于,我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形,而是收入差距比较悬殊的金字塔形。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大量新增人口究竟与什么样的消费结构才是匹配的呢?一旦供求两端被不断增加的人口锁定在低水平或扭曲的状态之中,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以至于经济结构升级,又将从何谈起呢?

四、我国当下最大国情之一,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

我国现有人口总量是13.67亿,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15亿。我国人口总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才能与现有资源环境和谐相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科技发展的乐观前景展望,二者的平衡关系当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比例,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即便考虑到环境资源日益全球化的格局,我国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基本依据是:现有人口总量已经对现有的资源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的压力和破坏。

人口老龄化应当得到重视,但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才是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二者之间,政策的取向应当全力控制人口总量失衡。人口老龄化是对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强制纠偏,甚至是必要的代价。另外,近几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值,人口自然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因而有关方面认为,应当尽快扭转入口增长率下降趋势,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甚至应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生育政策应不应该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某种意义上讲,这取决于对人口增长率下降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换言之,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当下,人口增长率下降被普遍认为是“坏事”。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死亡率的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人口死亡率在上世纪80、90年代为6.5%。左右,最近几年为7.15%。左右。而出生率80, 90年代最高接近24‰,最近几年只有12%。左右。”[1]也就是说,即使人口出生率没有下降或下降速度不显著,只要死亡率上升,那么也會导致人口增长率出现较快下降。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在上升,同时生育意愿并不是很高”。[2]

可见,当下我国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的原因,与人口死亡率较快上升有很大关系。把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仅仅归咎于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是偏颇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其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提高,为什么死亡率不降反升?有关专家的研究结论是:“目前每年出生的人口在1600万左右的,但是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提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很低。”也就是说,死亡率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结果。其二,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死亡率提高,死亡率提高又造成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

对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全面放开二孩来缓解呢?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在老龄化背景下的死亡率上升,原本是正常的人口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对于人口总量失衡的我国来讲,这种代谢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恢复人口总量平衡的过程。如果人为地干预甚至打断这个平衡过程,必将进一步恶化我国人口总量失衡的状况。也就是说,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状况不仅不会改变,而且将进一步恶化。

五、未来的“中国制造”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

近年,随着我国低端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国务院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不难预见,未来的“中国制造”,不可能再做大做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必须做大做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所谓高端制造业,就是建立在智能化、自动化、机器人基础上的制造业。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我国必须顺应这个趋势,而不能违背这个趋势。问题是,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我国,“全面放开生育”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呢,还是与这个趋势有着抵悟呢?显然,单纯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来补充劳动力,得不偿失。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其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发展。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的发展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不如说是人口素质和质量的提升。这种提升,既包括身体素质的提升——比如身高和寿命的增长等,更包括精神素质的提升——比如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往往并不与人口素质的提升呈现正比关系。

从理论上讲,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约束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加与人口素质的提升往往成反比关系。另外,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由劳动力数量无序、过度地增加,必然会阻滞科技的提升和运用。当科技发展已经展现出排挤人力的客观大趋势时,如果贸然采用鼓励增加人口数量的政策,那么,我国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前,这个矛盾一旦被长期化和常态化,未来的希望——创新驱动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将会明显增多。

六、未来的养老问题,不能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

“老有所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代人类仍然面临的社会难题——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亦如此。“养儿防老”是我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是充满了正能量的词汇?除了怡情弄性的天伦之乐以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养老模式只能建立在由人口数量支撑起来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的基础上。即便父母不索取任何回报,对孩子的生育和养育也是一种有花费的投资行为。

从生产力水平来讲,当代社会的经济实力已远非农业社会可比,“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等,似乎更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做保障。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两极分化加重、生活节奏加速、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即使经济不断发展,养老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说:“既然现实是残酷的,那么,养儿防老就仍然是可取的”。但遗憾的是“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现实的颠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养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已经越来越无力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了。

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数据,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这些早该自立却因种种原因依然“吃定”父母的人,被媒体称为“啃老族”,以至于“啃老”成了当下我国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请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养儿防老”现实吗?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以及独生子女逐渐成年,“啃老族”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更是雪上加霜。严峻的现实就摆在面前:众多子女不仅不能赡养老人,而且还在坐吃老人微薄的养老金。

未来的养老模式如何发展,或容讨论,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未来养老的基础不在于“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一句话,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科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不断拓展。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把养老的基础建立在人口数量上,既是倒退,更是愚昧。当然,必须强调,解决养老问题,光有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创新和调整,少数富人的养老不是问题,但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养老仍然难以真正解决。生产关系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逐渐打破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束缚,不断强化养老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当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实际上是科技不断发展、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只有在不断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通过计划统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不能单纯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更不能不惜强化人口总量失衡的矛盾来解决。未来的养老将采用什么模式,这需要实践来探索。但是,不论怎么考虑我国传统文化的国情,过去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未来养老的基本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发达国家,而且我国也应当且必然逐渐向“科技助老”“科技养老”“社会养老”“公共养老”的模式转变。

七、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生育率,很难实现人口增长的有效平衡

雖然“全面放开二孩”被寄予了阻止生育率下降的重任,但能否就此有效提高生育率,很多人并无信心。很多学者也客观地看到:“由于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攀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及分布不均,即使在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下,生育率可能也不会上升很快。”于是乎,要求“进一步放开”的路径依赖产生了:既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也不会如政策愿景那样得到有效提高,那么还不如一步到位。正因为如此,不少专家建议,干脆全面放开生育,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人口增长。

问题是,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且传统文化土壤深厚的我国,通过市场来自发调节生育率,且不说能否保证不同人群在生育问题上的代际公平,就说能否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有效平衡可能都非常困难。问题的本质在于,完全自发的市场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过剩”,而且恰恰是这个双重过剩的症结所在。

有位教授曾说:“中国现在的人口规律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表现为人口相对过剩与总量下降结构失调,这远不是国家计划生育与否的问题了。”我国的人口规律要放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解读,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但是,能否就此推断,当下我国的人口问题只能任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呢?本文认为不能。人口规律既有生产力维度的一般性,又有生产关系维度的特殊性。人口规律的一般性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口数量就越重要;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口数量就越不重要。人口规律的特殊性在于:调节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基本方式是完全自发的市场,调节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基本方式是自觉的计划。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计划调节当然需要有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人口进行自发的市场调节既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与现实的生产关系是相适应的。就这一点来看,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市场来自发调节人口再生产,有其客观依据。但是:

其一,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市场来自动出清“过剩人口”,承受代价的主体是广大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就我国而言,当下人口再生产过剩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相对于资本需要的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是相对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人口总量绝对过剩。需要强调的是,面对这样的双重压力,市场调节严重失灵!如果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人口再生产,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进一步失衡,其代价在未来几十年后必将一一偿付。

其二,市场自发调节人口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无序增长(比如印度和非洲,人口增长与贫困加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人口的无序萎缩(比如欧州部分国家,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虽然“越穷越多生”与“越富越少生”是人口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两个“无序”与市场自发调节都有很大关系。这种扭曲的人口态势不仅暴露出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更展示出未来计划调控人口的优越性和必要性。

其三,当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既有总量失衡,也有结构失衡。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总量失衡仍是我国人口的主要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贸然放弃必要的计划而任由市场自发调节,与其说会提高人口增长率,不如说会导致人口无序增长。理论和实践证明,能有效应对人口无序增长的手段,不是市场的自发作用,而是计划的自觉调控。

参考文献:

[1]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J].学术月刊, 2005,(04).

[2][3]“十三五”人口指标或将下调生育政策突破在即[EB/OL].http//news.southcn.com/china/content/2015-10/28/content_1356900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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