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骊

【摘要】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代表，主要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内。斜口筒形器的使用者身份特殊，斜口筒形器的功用也因此变得特殊，它代表着一种特殊阶层，使用也与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祭祀仪式等息息相关。本文拟从三大方面对其展开探讨研究，以期更进一步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使用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

【关键词】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类型；功用；祭祀

【中图分类号】K87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灿若星河，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于辽宁地区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来说，最具代表性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红山文化分布于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西辽河流域，以老哈河上游到大棱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6500-5000年，前后历时约1500年。红山文化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间段，本文所研究的斜口筒形器主要出现在晚期，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代表。斜口筒形器所处的晚期阶段，是红山文化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大规模聚落以及专门的祭祀建筑出现，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并且成为墓主人身份、等级、地位的重要象征，同时出现了“惟玉为葬”的特殊现象。斜口筒形器主要见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内，数量较多，具有典型性，其对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始宗教信仰、玉礼制系统的建立以及红山文明形成等相关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现及研究简史

红山文化遗存在20世纪初时就已经被发现，但最初对其关注的并不是我国的学者，而是来自日本的鸟居龙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尹达先生对红山后遗址陶器进行分析，认为它含有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陶器的特征，同时也含有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的特点，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化，建议命名为“红山文化”。正式命名后，红山文化的相关研究也相继展开。据笔者现有资料显示，斜口筒形器最早应出现在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地区，遗憾的是从村民处征集所得，没有得到其它相关有价值的信息。斜口筒形器成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重点之一始自1983年法发掘的牛河梁遗址，在该遗址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斜口筒形器，且摆放位置及制作工艺等都比较特殊，遂引起大量学者的关注，对其研究也进一步展开。

斜口筒形器有很多别称，如“玉箍形器”“马蹄形玉器”“玉质斜口器”等，笔者根据《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所称，在本文中将此类器物称为“斜口筒形器”。

对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多，相关文章发表的也比较零散，分散于各大刊物和论文集中，在此仅举较具有代表性的进行简述。黄建秋先生所撰写的《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是目前研究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较为全面的一篇文章，其对斜口筒形器在牛河梁遗址的出土数量、出土时的状态、形制、功能及社会意义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周雨时的《从玉箍形器看红山文化》则是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斜口筒形器为重点研究对象，从红山文化的相关社会形态为大背景，并结合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无底筒形陶器对斜口筒形器的功能进行论述。唐玉萍的文章《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的宗教内涵探析》《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功能探析———上古巫、史之职的物解》是对斜口筒形器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功能进行探讨。蒋卫东在2013年和2014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新解》《斜口筒形玉器非龟壳说》，后一篇文章是推翻前一篇，从龟壳说到非龟壳说体现作者深入思考、进一步认知的一个过程。关于斜口筒形器的制作工艺，近年来也有学者涉及。吴巍的《关于红山玉器的文化功能性解读》和陈逸民、陈莺的《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制作工藝的鉴定》是探讨斜口筒形玉器制作工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二、功能与用途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的功能与用途是具有特殊性的。斜口筒形器的形制在众多出土玉器中较为特殊，该类玉器作上粗下细的扁圆筒状，下端作平口，上端作斜口，平口两侧各有小孔，个别没有孔。通体光素平滑，筒内有切割痕，因为这种玉器立时若斜口在上，很像倒置的马蹄，所以被称为马蹄形玉箍，后在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报告中将其称为“斜口筒形器”。在中国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斜口筒形器唯红山文化所独有，所以此类器物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探讨斜口筒形器的功用，就要先从其最原始出土状态入手。斜口筒形器主要出土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内，尤其是中大型的积石冢，很少见于居住址内。牛河梁积石冢的位置多位于山丘或山顶，是远离一般生活区而存在的，在其附近还发现有女神庙和祭台，由此证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在当时应为一个大的祭祀中心。所在区域的特殊造成所葬之人身份的特殊，这或许是我们探寻斜口筒形器特殊功用的突破口。礼仪中心的出现，一般标志着古代社会专业祭师集团的产生，表现了社会中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的形成。积石冢中的随葬品以玉器为主，或基本上可称之为只有玉器作为随葬品，形成“惟玉为葬”的特殊现象。红山文化玉器的数量并不能算特别多，且在当时玉料比较珍贵难寻，在积石冢内出现只有玉器作为随葬品的现象，这足以证明积石冢内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和高贵，他们应是红山文化当时的上层人物，有较大的权利和一定的领导能力。再加之积石冢所在区域属于当时的祭祀区，墓主应为巫或觋，是当时的神职人员。

知晓墓主人的身份后，对其墓中出土的斜口筒形器功用的探讨就有了一个大的背景作为支撑。从出土的相关信息来看，斜口筒形器出土时的位置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在不同的积石冢内，其摆放的位置也是不同的。根据现有较为详细的信息显示，斜口筒形器出土时置于头下的有3例；置于颅骨顶部的有4例；置于右胸部的有5例；置于腹部的有2例；置于足下的有1例；置于颈部下方的有1例。由此可知，斜口筒形器出土时的摆放位置主要在头部和胸部，对其功用的分析应以这两方面为切入点。

因为斜口筒形器出土时多位于墓主头部及附近，早年间，很多学者认为其是一种巫觋作法时束发的工具。但经多方面考虑，笔者认为束发功用有些许不切实际。斜口筒形器的内径通长有6-9厘米，内径较大，头发放进去填充不满，稳定性首先没有保障，巫觋在举行祭祀仪式时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要做一系列动作，斜口筒形器很有可能在作法时因固定不稳脱落。斜口筒形器是珍贵之物，祭祀仪式又很庄严神圣，巫觋的束发工具在仪式中脱落，红山先民应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作为束发的工具必定要有固定其的辅助物品，骨簪或是其它，但在墓葬中并没有出土类似固定束发器物的物品。小孔口径的大小也应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斜口筒形器平口一端钻有小孔的直径至今没有确切的数据公布，固定其的物品是否能顺利穿过小孔还无法进行定论。但从各方面综合分析，束发器这个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仅从出土时的摆放位置来判断，说服力不是很大。

出土斜口筒形器的主要地点为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内，而积石冢墓主人的身份我们已经确定，是当时祭祀的神职人员——巫和觋。巫和觋扮演者沟通天地的媒介和传递人神之间信息的使者的角色，然而仅仅具备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巫觋在作法时应还需借助相关的法器，才能做到真正与神沟通、传达神的旨意、表达神的意志。出土的斜口筒形器均有使用过后的痕迹，其应该是一种巫觋在祭祀仪式时使用的具有通天功能的法器，《说文解字》释“灵”字时提到：巫也，以玉事神，从玉。段注云：“巫能以玉事神，故其字从玉”。其主要出土位置在头部附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不仅是敛葬去世巫觋的墓地，其更是生者祭祀的场所。巫觋曾经是红山文化掌握权力最高的群体，有与神沟通的独特技能，保佑着红山先民，在他们死后，红山人民希望他们能继续庇佑子孙后代。斜口筒形器是他们生前作法所用的器物，死后随葬在他们的墓中并放置在头顶这个离天最近的地方，继续履行它通天的功能。为何说它具有通天的功能，在查阅发掘报告时，笔者发现牛河梁出土了大量的无底筒形陶器，与斜口筒形器有些许相似之处，斜口筒形器很有可能是由无底筒形陶器演变而来，很多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无底筒形陶器的出土地点均为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或墓地，没有居住址出土筒形器的记录，其在墓地旁的祭坛遗址出土情形与围绕积石冢的情况一样，都是沿着祭坛周边石围圈并排竖置。无底筒形陶器呈弧形，而古人自古就有“天圆地方”的观念，无底筒形器应象征着“天”，而其又位于祭坛和积石冢的土地上，上下贯通，应为“天地”之意，红山先民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它会通过一定的渠道而升天人地，来往自由，而无底筒形陶器正为其提供了便利，其打通了天地之间的联系。无底筒形陶器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斜口筒形器，斜口筒形器是对其通天功能的一个升华。斜口筒形器无底，下可直接与地神相通；斜口筒形器无顶（盖），上可直接与天神相接。天神俯视一贯而地，地神仰视而一贯至天，进而达到天地间的贯通。至于器物上面的小孔，应为系绳所用，用绳子穿过斜口筒形器，再将其竖置系在头顶上。墓中出土斜口筒形器的摆放位置各异，应是时间太久绳子腐烂消失，斜口筒形器也因此发生移位。

斜口筒形器出土在墓主头部附近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出土于墓主胸部的斜口筒形也不容忽视，其占比例也不小，功用相比出土于头顶处的斜口筒形器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墓主胸部出土的斜口筒形器均位于右侧，由此可以看出，其使用是有一定规章制度的。鉴于此种现象，笔者想到了在我国东北地区延续很久的萨满教，斜口筒形器很有可能是缝缀在史前萨满专用衣服上的胸饰，同时也具有法器的功能。萨满也应属于巫觋人群，因为其在东北地区特有，所以在此对萨满的身份进行讨论。从时间上而言，萨满教萌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前期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这一时期，即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正处于萨满教的产生发展时期内。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的四号墓出土了一件玉人，此玉人双目微闭，双手抚胸，表情呈痴迷状态。萨满教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萨满在“行巫术”的时候进入昏迷状态，与此同时还要跳舞唱歌、击敲铃鼓，以此来完成法术，笔者认为这件出土的玉人正是萨满行巫术时的状态，由此能更进一步说明萨满教在红山文化时代的存在。萨满在作法时，常常要穿特有的萨满服，萨满服上还常常挂有特殊的装饰来协助萨满完成法事。斜口筒形器在当时应是缝缀在萨满服右上侧的物品，其具有两重功能，一是装饰萨满服用，二是协助萨满完成通天与神沟通的任务。斜口筒形器的规格有大小之别，但作法却完全一致，且基本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墓主右胸部，表明在制作和使用上遵循着严格的规则，笔者推测，在当时萨满是有等级划分的，不同等级的萨满使用不同规格的斜口筒形器。

出土的斜口筒形器均有使用过的痕迹，且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带，很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敲击的乐礼器而存在的。笔者推测，斜口筒形器很有可能是通过绳系后悬挂在某一个地方，以大小排列好，在神职人员举行祭祀仪式时用以敲击，以达到“唤神”的目的，天上的神灵听到清脆的敲击声就会下凡来保护百姓。

学界关于斜口筒形器的功用历来说法不一，至今还无定论，笔者也只是根据发掘报告中的最原始信息对其加以推测，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三、结语

斜口筒形器是红山文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且为红山文化所独有，主要出土在牛河梁祭祀遗址的积石冢内。其并非日常用具，只有在祭祀、丧葬等特殊场合才能使用，具有独特的内涵。根据其出土信息推断，积石冢内的墓主人应为当时巫或觋，在祭祀活动中扮演着沟通天地的媒介和传递人神之间信息的使者的角色，并根据墓葬的规格、斜口筒形器的大小以及共出器物得知，巫觋之间有等级之分，掌握权力大小不同。斜口筒形器的使用者拥有特殊的身份，斜口筒形器自然也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根据其出土位置及有关信息，笔者推断其并非单纯的束发之器，有可能是通天的法器，或是史前萨满服上特殊装饰的胸饰，亦或是在祭祀时所使用的乐礼器。关于斜口筒形器玉料的来源至今仍是较为模糊的结论，其最有可能使用的是来自本地的玉料，但也不能排除玉料来自域外的可能。斜口筒形器的制作工艺精良，难度较大，体现出红山先民高超的技艺，由此更能证明斜口筒形器使用者的身份高贵。

学界对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过，但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更进一步后解决。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斜口筒形器的信息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对红山文化玉器以及相关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会将有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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