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汀

【摘要】民国，一个风云变幻、战乱纷争、五味陈杂的时代，和平和纷争同在，民主和专权并行，自由和捆缚共存。在这个复杂的大环境下，国内新闻业迎来了空前发展，各大新闻业杰出人士开始涌现，创刊办报成为当下的一股新潮，民国报业的繁荣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新闻传播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分析，再具体地对这一时期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报人报刊及其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民国报人新闻传播思想。

【关键词】民国时期；报人；新闻传播；新闻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一、民国报人新闻传播环境

（一）政治环境

对于民国报人和报业来说，政治因素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民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是纷乱复杂的。政局不稳，政治制度不成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薄弱，是这一时期民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在这样多元的政治环境中，民国报人努力寻求着活动的空间。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朝时期的旧禁令被废除。1912年，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次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新闻自由得到了推动和保护，新的自由新闻体系得以慢慢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民国的新闻业发展迅猛，各大报刊和通讯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地兴起了办报创刊的热潮，新闻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好景不长，这样的黄金期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临时大总统。在其发动“癸丑报灾”后，新闻业受到重大的打击，政治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袁世凯倒台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报业得到一定的言论自由，但期间也遭受着不间断的打压。日军侵华战争时期，许多沦陷区的报刊和报人受到了殖民管控。

然而，即使报业经受着政治上的控制和打压，民国报人对新闻理想的不懈追求让其在这一时期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时期的报刊成为作为资产阶级的喉舌，报人们也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积极地寻求着自己的政治话语权。

（二）经济环境

封建帝制被推翻后，国内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12- 1949年间，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6%。其中，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更为迅猛，达到为8.7%。

民国成立初期，政府鼓励民众从商，同时支持投资办厂，发展近代工业。从民国成立至20世纪二十年代，一大批民营工厂兴办起来，民族工业得到了平稳的发展。后来南京政府时期迎来“黄金十年”，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民族资本走向繁荣，为民国新闻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可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民国时的民族工业依旧薄弱，刊印设备不能自产。同时，经济制度不健全，导致了市场竞争乱象。垄断资本盛行也使得许多小型民营资本举步维艰。

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民国新闻业的发展。

（三）文化环境

民国时期，各种思想潮流并行，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着地震般的巨变。清朝末年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受着封建社会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科举制度的废止，知识和进步取代入仕为官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挑拣和摒弃，向往并学习西方自由开放思想的他们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在社会上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可惜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依旧落后，文盲众多，许多人目不识丁，更别说读懂报刊了。文化水平底下成为了民国新闻业发展的又一重大制约因素。

二、民国报人新闻传播思想研究

（一）新闻通俗化思想

民国初年，新闻业盛行，报纸报刊不断涌现。然而，摆在当时报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办报当用白话文还是文言文。民国初期正值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更替期，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话文用于文学写作，文言文的通知地位岌岌可危。梁启超曾说道：“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贻笑不满五千万人。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章，阅书报者，贻不满二千万人也”，生动描绘了当时中国文盲之多。为报纸得以被更多人所阅读，且达到启发民智的目的，梁启超推行新闻通俗化，主张使用白话文进行报刊写作。他认为，“文笔太务渊雅，一番殆难索解”，也就是说文言写作文笔太过深奥文雅，不够流畅通俗，令人难以领悟，不利于在大众中传播。但是，他的主张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意见双方对次产生了争论。

严复认为，写文章应当做到文采和内容的双重美，而文言文便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旷之词，而情至正者，不能鄙倍之气”。

当然，多数报人是所持的观点是跟梁启超一致的，这场争论也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新闻通俗化思想渐入人心。

（二）独立办报，倡导新闻自由

在党派林立，军阀纷争，政治动荡的民国时期，虽然《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承认并维护言论自由，新闻业仍然难以实现真正的自由，来自各方势力的新闻检查和言论管制依旧严酷。然而，许多民国报人却对新闻自由有着坚定的信念，认为报纸只有独立，才能够做到以新闻本身为本位，从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王芸生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职业新闻人。他认为新闻自由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促使政府推行清明政治。同时他主张新闻自由是每位新闻人都应当保持的信念，不依附于党派，不屈从于权势。作为大公报的主编，他不仅写下了《看重庆，望中原》的社论揭露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存在的种种腐败行为，同时也撰写了《质中共》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

于此，在民国报人看来，独立办报，新闻自由是新闻人的不懈追求，也是报纸的立身之本。

（三）不畏强权，主张新闻救国

民国时期，中国动荡不安。内有民众愚钝，党派纷争，军阀割据，社会萧条，外有国家衰弱，列强环伺。中国的知识份子们素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境地中，民国报人不畏强权，纷纷主张新闻救国，拿起手中的笔杆子，揭露丑行，抨击时政，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觉醒。

邵飘萍作为民国报业的先驱，有着自己“新闻救国”的信念。他创办和主编了《一日报》、《申报》、《时报》等报刊，奋笔疾书，针砭时弊。得知袁世凯称帝后，他马上撰写了《预吊登极》讽刺和抨击袁世凯的可耻行径，言辞犀利而又精悍。1918年2月，张作霖劫持政府枪械，邵飘萍义愤填膺，写下了《张作霖自由行动》抨击张作霖的马贼行径，将其野心公诸天下。后来虽然横遭迫害，何其悲壮而令人敬仰。

（四）党政报刊的盛行

对于各个政党来说，向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宣扬自己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报人就显得尤为重要。民国时期，在民智初开、政党之间不同政治主张的交锋下，政党宣传主要是通过报人和报刊实现的。因此，在“政党报刊”潮流的影响下，各个政党纷纷创办自己的报刊，全国迎来了政党报刊的创办热潮。

中国同盟会在1912年8月联合一些小党派改组成国民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属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有《民立报》《天铎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太平洋报》等。

属于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纸有《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庸言》《大共和日报》等。

自由党在上海创办了《民权报》（由戴季陶、何海鸣主编，言论激烈闻名于世），该报以言论激烈闻名于世，提出“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口号。

各个政党通过报刊相互争论、发表政治主张，成为了民国时期新闻业的一大特色。

三、结语

民国时期是个民智刚开、民主初闻的年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报人，中国新闻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知识分子选择执笔成为一名报人，纷纷投入到新聞业中，推动着新闻业的发展。他们不畏强权，坚持新闻自由；他们心系民众，成为民众口；，他们针砭时弊，监督政府职权；他们救亡图存，推动社会进步。民国报人的新闻传播思想启发了国人的心智，促进了社会进步，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成为了中国报业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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