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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约因素研究

2018-05-14封伟董新慧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年17期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产业融合供给侧改革

封伟 董新慧

[摘要]加速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深化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是纵深推进区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更是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此分析革命老区市民化转移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从经济、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来细致剖析我国贫困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實现老区市民化转移人口的职业身份、职业能力和劳动权益保障,这才能真正推动老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调整;产业融合;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6;F299.2 [文献标识码]A

革命老区的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指常住户籍在老区而常年或短暂居住在其城镇区域从事各类非农生产项目的农业人口。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化经济结构格局不可避免会引发城乡之间在户籍与身份认同、就业与社会保障、薪酬与公共福利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以至于在政策推广、利益诱导、个人倾向等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区域的空间位移。因此必须着力认识市民化转移的重要战略影响,剖析其各类影响制约因素,这才有可能加速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

1 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要性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推进革命老区的城乡矛盾、城镇化建设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市民化转移能大大削减老区城乡间的社会矛盾

首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给城镇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充实城市的人力资源。若政府能对这支队伍在政策上加上引导,逐渐削减转移市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福利待遇及政策差异,并给予农业转移人口相应的政策支持,就能大大缓解老区城乡间的结构性问题,并营造良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和谐氛围。其次,市民化转移能有效提升老区城市人的身份意识。无耕地或没有务农经验的年轻农民更倾向于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他们多半愿意脱离务农生涯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选择其市民化的生存,若能给予政策与法律方面的保障支撑,那他们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将会更加强烈。因此,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有效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身份转变,削减老区城乡间的社会矛盾。

1.2 市民化转移能进一步加速老区的城镇化进程

首先,市民化转移能缩小城乡间的生活差异。一个区域的城镇居民人数代表着这个区域的经济提升指数与文明和谐程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能使居住在城镇的人数增加,有机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或公共设施,从而改善革命老区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提升了城镇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和恩格尔系数,纵深推进老区的城镇化进程。其次,市民化转移能大大解决老区人力资本的短板问题。目前老区的本土人才难济,高职称人员比重非常小,主体还是初级或中级人才,使得老区非常缺乏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优质劳动力,不具备人力资本形成优势,已出现了人力资本的短板,迫切需要通过市民化转移聚集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培育具有经验、有技能、有创新意识的人力资资源作强力支撑,用新型职业农民的智慧与技能来改善老区的城镇人口结构,让这支农民转移队伍成功转型成一支符合经济发展的、有经验的城镇劳动力主力军,并逐渐转型成为当今现代城镇经济建设的主体。

1.3 市民化转移能有效化解老区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市民化转移能大大助推老区农业产业链的延伸融合。提倡市民化转移仍需以第一产业为基础产业链,从基地种植到农产品多级加工,到智能仓储管理,到市场营销建设,再到乡村旅游与产业集聚等,形成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延伸链。其次,市民化转移有助于推动资源跨行业的大融合。让农业资源有效地与生态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等融合形成现代农业全新业态,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再次,市民化转移能有力促进农业资源与关联行业的协同并举。市民化转移能给革命老区经济建设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大力引进新工艺、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让新型劳动者从农产加工着手消化库存,发展农业电子商务,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在消化库存中提供有效供给,在去库存中催生新的产业链,通过市民化转移有效化解老区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让农民立足农村,走向城镇,协同农业资源与第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2 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举措必须充分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户籍、就业等主体需求,转变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积极推动农村经济与城市产业的融合发展。下面从经济、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来分析影响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2.1 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

2.1.1 城镇容纳能力。衡量一个区域的城镇容纳能力,即指城镇对外来人员的接纳度、城镇容纳人员的规模、公共资源的充盈状态等。首先,革命老区多为国家级贫困大县,地域偏远,经济落后,城镇数量少且规模小,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都相对较落后,对农业转移人口缺乏有效的支撑,大大阻碍了市民化转移的工作进程。其次,老区缺乏厚实的商业经济基础,革命老区地域宽广,市场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且活跃度低,农产品技术含量低且市场份额大,以农产品为主基调的第三产业对应农村城镇市场的灵敏度差,城镇接纳力不足,吸引不了非农人口的大幅介入,也带不动当地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很难融入城镇生活。

2.1.2 企业接纳能力。首先,从产业范畴看,革命老区缺乏厚实的产业基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内的产业园区发展既不具规模,也不上档次,起点低,起步慢,提供不了充盈的就业岗位与机会,对市民化转移不具吸引力。其次,从企业范畴看,老区主要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且缺乏活力易受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缺乏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吸引不了高端人才,且大型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较高,通常农业转移人口难以符合大企业的基本素质和要求;而中小微企业又往往因为缺乏抵押物担保,融资难度大,中小微企业的自身发展困难重重,即使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凤毛麟角,无法接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

2.1.3 市民化成本。首先,市民化转移通常都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其相应的市民化成本,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所需资金,以及技能培训、工伤保障等所应承担的成本。但由于老区经济基础较差,税基薄弱而税源狭窄,财力入不敷出,政府无力支撑市民化转移中所应该承担的相应成本,以至于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不了与城镇居民一样的政府住房补助、子女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其次,农业转移人口普遍文化水平低,体力强而技能差,即使在城镇谋生也是支出大而收入微,市民化成本过于明显,不具备生存优势,也就会失去市民化的基础。

2.2 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

2.2.1 制度政策。在国家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革命老区因其经济基础在制度与政策的执行力显得非常脆弱,尤其是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土地制度、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领域基本上是有制度而无力度,市民化转移工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由于缺乏制度政策的有效引导而显得苍白无力,市民化转移人口无法公平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市民化人口的身份与职业角色难以转变,农业转移人口也就更难从传统乡村文明过渡到现代城市文明。

2.2.2 住房问题。解决住房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最大的期望,也是市民化人口对居住环境或稳定住所的迫切需求。农民也会因为住房问题困难而失去转移的内生动力,而其他诸如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加大。特别是当前住宅价格的大幅上涨,许多转移人口没有购房能力和资格还只能暂住在条件恶劣的棚户区、工棚或地下室,这些生存差距会使农业转移人口削弱对城市的认同感或归属感,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困难。

2.2.3 身份认同。城镇户籍是区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身份的显著标志,其身份认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首先,一些城镇为了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带来的就业、社会治安管理等压力,在其落户方面设置许多门槛,城乡户籍制度不均等,落户条件苛刻,转移人口被人为地城镇边缘化了,这些市民只能在城镇游荡而无法扎根,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诸多隐患。其次,随着当前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农民得到的实惠也是越来越多,眾多的各类补贴与资助,占地赔偿,使得农村户籍变得越来越紧俏,农籍升值预期也是越来越高,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开始出现回流,不愿意脱离农藉。

2.3 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

2.3.1 城市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城市融入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因素。由于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城市适应能力以及与当地市民沟通交际都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转移人口的城市文化观易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个群体对关系的依赖强于制度,积累强于消费,竞争毅力不强,这与现代城市重视交流融合、遵守制度公约等观念有冲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对城镇生活的思想观念、心理适应能力,甚至于年龄较大者还会从观念上抵触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

2.3.2 个人特征。首先,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就近市民化的意愿更强烈,因为女性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而男性更多的会考虑当前的生活现实问题,通常会倾向于成本较低的农村生活方式。其次,从文化程度来看,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就业空间越广,职业较稳定轻松,这部份高素质的生存群体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其市民化转移的意愿也会愈加强烈;反之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就会更多地选择农村生活。从家庭情况来看,现在农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住房和生活成本都较低,许多家庭需要赡养老人和照顾小孩,有些农民会选择回乡生活,还能照顾家庭,他们也担心市民化后会失去耕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因农民的个体特征差异使得市民化转移的动力明显不足。

2.3.3 自身素质。农业转移人口常年居住于农村,缺乏立足城镇需要的职业技能,不易扎根,其自身素质与城镇生存要求匹配难度大,这是市民化转移的最大障碍。首先,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大,贫困山区接受基础教育的年限通常较短,基础知识非常弱,影响后续高深的技能培训。其次,在城镇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其沟通交流较弱,交际圈狭窄,自身的心理素质也会跟不上城镇的变化,也跟不上城镇生活的快节奏,融入城镇市民化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

总之,革命老区基本上都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农村地广物薄,人口众多,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城乡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城乡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大量的农民跟不上城镇化建设的节奏,常年在外务工也会倍感不适,许多农民工逐渐思谋回乡务农,城市劳动力慢慢会出现短缺。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解决他们职业身份的认同,更要调节他们融入城镇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这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内生需求。

[参考文献]

[1] 张广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7(9).

[2] 欧小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约因素浅析[J].农家参谋,2017(12).

[3] 王阳,宋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J].农村经济,2017(9).

[4] 刘雪佳.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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