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宜

[摘要]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的农业技术下乡进程不断深入，先进的技术提高了农业收益、节约了大量生产力，但是农业技术下乡作为技术的发明与传播的过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农业技术下乡的推进直接造成了农业的“空心化”，进而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评估。从社会学的视角探究农业“空心化”的现象，并对其概念和产生机理进行思考。

[关键词]农业技术下乡；农业空心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十三五”规划强调农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基础，其中包括科技兴农战略下，力求从高产到高效转变并加强对于育种技术突破和育种人才的突破。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立国的传统，农业发展史实质上是农业科技发展史，其最终形成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农业历史文明。在全球科技时代，我们意识到农业科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运用，2000年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农业转型升级由传统型农业向现代型农业转变，农业技术不仅使新生产要素引入更是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和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新生产力的过程。

2004年在惠农政策的关照下，农业技术下乡有了政策推动，为支持农业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实质为了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农业技术下乡进程中诸多问题日渐浮现出来，如：①传统农民具有观念上的保守性，对外来事物可接受性差；②农业金融体系所支撑的农业技术投入存在较大的资本风险；③技术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成本）与农业产出收益呈现“剪刀差”；④技术风险管控机制不全面；⑤农业劳动者知识、年龄结构不平衡，对于新技术知识学习能力不足；⑥农业外部风险（自然、市场和社会）较高和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等。一方面，农业技术下乡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力结构的升级，然而技术的应用取代了大量的人力劳动，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出。但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改变不了土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现实，另外高技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农业风险（来自自然、市场和社会）以及工农剪刀差的现实性问题也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无法从土地生产中获得可观收益，进而选择“逃离”农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职业取得更高收益。21世纪的理性小农面临更高的生存选择，长期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小农逐渐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农业倒逼机制使得追求高收益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随之而来的是农用土地的弃耕荒置现象，进而导致农业土地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原农业生产者变为了消费者，农业需求与供给无法平衡，农业“空心化”现象显现。农业技术下乡为农业“空心化”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机遇，即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也为推进农业市场化经营、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型农业劳动力带来了新的路径。技术下乡也伴随着诸多挑战。本文试图从农业“空心化”产生机理中探究农业技术下乡的机遇与挑战。并对其作进一步反思，试图为农业“空心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2 概念及其特征表现

日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普遍认为农村“空心化”是指在城镇化加剧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而造成农村内部人口在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然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户籍制度限制使得村庄异常向外膨胀和内部荒芜呈现出空心化分布的状态。农村“空心化”状态不仅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同时改变了农业结构，出现了农业“空心化”状态（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狭义的农业，即种植业包括生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农业“空心化”是指农业精英人口转移到城镇，推动城镇化建设，由农业生产者向农业消费者转变的过程，农业人口结构变化导致部分土地荒化、农业资源浪费和利用率下降而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率低下的状态。余下的农业生产者（一般以老弱妇孺为主）在知识、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状态下为平衡劳动力量的投入与农业产出而对农业科技滥用而造成的农业生态污染。农业“空心化”也表明了农民对于农业生产从“职业化”向“半职业”或者“去职业化”转变，但农业生产在农村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即使农业收入式微但对农民来说也是保障他们家庭最后的社会安全网。

农业“空心化”的表现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农业“空心化”的外在表现：①土地荒化、土地闲置和弃耕、农业生态恶化；②日益增长的农产品市场需求；③农业產品价格上涨，农业收入未增加；④工农“剪刀差”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第二，农业“空心化”的内部表现：①农业生产经营松散化、生产发展无规划；②农业精英劳动力大量流失，妇女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逐渐占主体；③留守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对于新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低下）；④农业科技升级缓慢（农业新品种、栽培技术推广应用缓慢）；⑤家庭农业逐渐从主业向副业转变。

3 农业“空心化”产生机理

3.1 内部机理

3.1.1 农业风险与农业收益。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常常面临不可控的各种风险。农业自然风险往往具有普遍性、季节性、区域性、季节性、持续性和伴发性的特点，而此种风险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往往是不可逆的灾难，促使年季农业减产、农业产量降低，而面对巨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粮价上涨表现突出，但是农业人口的收入并没有因为粮价的上涨而获得较高的收益。尽管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全面但其应对机制往往不能消减对农业的损失。农业作为基础性的第一产业具有其特殊性，即为维持正常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却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获得较为不公平的收益。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却无法消减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目前区域农业发展中农户自主选择种植何种作物的的权利，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会挫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带来农业收益不稳定性，这是市场风险最直观的表现。根据农业经济学的分析，自然风险可以依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提高抵御机制但市场风险仍然是制约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社会风险来自国家相关农业、土地政策变动和农业劳动者所在社区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家庭发展和保障，农业生产者对于其风险反应最为激烈，从而直接地影响其生产行为和经营方式。农业人口居住的农村社区内原子化结构往往趋向于稳固，然其突变则会引起农民对新规范的不适应。农民为保障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会促使其行为趋向最优的家庭策略选择，理性化行为导致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以谋求更高收益保障家庭发展。

农业风险与农业收益的关系密不可分，以上分析足以证明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农业“空心化”问题中农业人口的外流现象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农业高风险导致的农业低收益。

3.1.2 土地倒逼机制与农业人口外流。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发展中，小农依靠土地和肥田沃土耕种土地进行农业劳作。在重农抑商的国度中，传统小农对自己土地依附力较强，大都将其土地视为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故有安土重迁之传统，对土地采取寸土必争之态度。土地价值是人们耕种获取的生活资料收益，但不需要与市场进行过多交换，而土地本身就是能产生粮食收益或交租后剩余收益供给家用，其与现代家庭农业收益相比往往寸土尺金。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包产到户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要标志。相比起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家庭农业的所激发的生产积极性是公有制时期无法比拟，农民家庭对于其分到的土地获得更多的自由处置的权利。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化农业发展适应现行经济发展需要的是土地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工农“剪刀差”的出现，农民获取的农业收益随之降低。尽管农业有国家政策扶持给予的补贴及稳定收购价，但农业收益却不能使农户家庭获得长足发展，因此基于家庭生计策略的选择，农业人口已不单纯的依靠土地资本，则选择长期或短期的进城务工，以获取农业收入之外的额外收入作为家庭发展的需要。农户的选择行为理性化是由于市场化对农业社区结构的冲击，其结果是原始形态的小农生活模式完全解体。土地价值不再单纯以农业耕种作为生计，当农户从事农业所得的收入远低于另谋高就所得，就意味着农民耕作土地所带来结构性收益失衡，使得人们对土地依附力产生弱化，在土地倒逼机制下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非农产业继而造成农业“空心化”。

3.1.3 农业市场化经营困境。农业市场化是指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配置主导转化的同时，让价值规律作用于产供销等环节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农业市场化经营主要是农业在实现生产力进步的同时规模化经营，其组织形式多样化包括股份合作经营、公司+农户（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搞农业大生产、大流通）和家庭农场（在原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土地所有权流转实现的土地集约化的农业专业化大生产）。总的来说，农业市场化经营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模式。在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却屡屡面临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农业经营主体选择问题，这是一个打破小农传统经营的观念问题。农业规模化经营道路是一个通往现代化农业的道路，但这条路布满荆棘和亟待解决的有关集约化生产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组织安排和农业金融体系支持等问题。另外根据现阶段我国农业与人口分配状况来看，人多地少是一个基本国情。为此学者黄宗智在分析中国农业发展时曾提出“内卷化”概念用于解释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困局。土地产权改革急需适应现阶段农业发展，农业人口的流出过程中导致出现一些不食之地，对于闲置土地资源管理无效而造成的农业资源浪费也是阻碍农业市场化经营的因素之一。

3.1.4 农业资本化困局。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这本书中提到中国农业未能走上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道路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密化，一般而言，在农业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土地服务农业生产，然而农业劳动力过密化带来的影响则是农业总收益分配下人均收益的降低，所以农业原始资本积累也将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发展现代化农業来说资本化才是根本途径，但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资本化倾向的特点是一种“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其核心是靠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来补贴农业投入。现代化农业是以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农业，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农业农业雇佣工人（长工）仅占中国农业全部劳动投入的3%，这表明了中国农业并未迎来真正大农业资本化运作模式。我国农业政策自农村改革以来就有“去小农化”的倾向，2013年提出了推广农业资本化形成的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与之相对立的模式是农民家庭模式，因此农业资本化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密化和农业合理分工问题。

3.2 外部机理

3.2.1 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或者说农业人口非农业化使得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城市不断向外延农村地区扩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征用的农用地通过国家土地财政补贴和户籍变动而出现农业土地资源减少和农业人口相对流失，根据刘易斯的推拉理论，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城市拉力。工业化程度往往决定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工业化是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因素，然而劳动力是工业化发展最基本的需求，故农业人口向第非农产业转移是来自工业化发展的拉力。自上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的颁布就奠定了城乡二元分隔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阻碍农业人口自由流动，从而成为阻碍农业规模化经营形成农业“空心化”的重要因素。

3.2.2 技术下乡推动力。现代化农业建设中农业科技下乡是重要环节。农业技术下乡为更新农业耕作技术，促进生产力进步和提高农业产量做出巨大贡献的。但同时技术风险随之而来，技术带来农业利好之余，出现了化工农业。小农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为使自己的农作物有更好的市场价格使获取更高收益，而加大对化肥、农药使用力度。这也是造成农业污染的原因之一，食品安全问题也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技术下乡不仅促进生产力提高而最终要使机械化得以在田间运作，机械的使用一方面会大量缩减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促进农业劳动者从事非农活动。另一方面又需要有知识技能的学习型农业生产者，之就对留守劳动力提出新的要求。总的来看，农业技术下乡作为推动力，也促进了农业“空心化”现象的产生。

3.2.3 市场的反应——需求与供给。我们知道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使得原农业生产者变为了农业消费者，我们用粮食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在总产品一定的情况下，新转化的大量消费者又拉动了社会对粮食的总需求，而农业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又使得农业投入和产出效益降低，并伴随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增强，则会出现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现象，导致粮食总量降低，粮价上涨，尽管此时会有来自政策的调控，但作为主导力量的市场依然控制着“场面”。农业面临的困境依然严峻，恶性循环链尚未打破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从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得出，土地这种资源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在现有的生产制度下土地效益是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家庭单位农业生产的弊端在于无法消减它带来的损失，另外规避风险的能力也更分散化。

3.2.4 政策遗留问题——农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项农村经济生产制度。又称“包产到户制”是农村改革进行“分田到户”的标志。在当时这项制度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保障了农民土地经营权，从一个单纯劳动力变为了生产者和经营者，解放农村生产力，支持了社会经济发展。从此项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土地产权开始明晰，在原土地所有权属村集体所有基础上确定土地经营权归农民所有。然而1984年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激励作用由潜能释放进入消散阶段，在農地制度变革中出现了土地流转制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政策扶持农村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但土地流转对于农地承包制度规定不完善，在现实操作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选择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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