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晴，成 慧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9)

异性性传播已成为目前影响我国艾滋病流行最主要的传播途径[1]。艾滋病异性性传播方式复杂多样，调查显示：我国艾滋病经异性途径传播的方式有经配偶或固定性伴传播、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和经商业性伴传播三种[2]。2016年全国艾滋病新报告病例中，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病例占全部病例的67.07%[3]，江西省该比例高达79.28%，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如何针对不同异性传播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是该省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新挑战[4]。本研究旨在对江西省经异性性传播途径感染的艾滋病病例进行调查，了解该省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方式的主要流行特征和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江西省新报告的传播途径为异性性传播的艾滋病病例，传播途径判定以截至2016年底为准，排除失访、年龄≤15岁、因身体原因或疾病无法完成调查、有经异性性传播外的其他途径感染艾滋病病例。

1.2 方法

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2016年1-12月江西省艾滋病病例报告历史卡片，纳入标准为：现住址为江西省，地区类型“港澳台”、“外籍”除外，审核标志为“已终审卡”，病例类型为“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录入年份为2016年，患者年龄以病例报告时周岁年龄统计。

1.3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异性性传播方式构成、性病史等进行描述性分析。应用卡方检验对不同特征的异性性传播方式构成进行比较。引入无序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对影响艾滋病异性性传播方式进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艾滋病异性性传播方式构成比及单因素分析

2016年江西省共报告艾滋病异性传播病例1656例；平均年龄(49±16.4)岁，年龄≥50岁组占总报告人数的50.06%，男性(75.97%)为主，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占79.65%，已婚(60.45%)占多数，职业以农民(52.66%)为主，10.02%研究对象同时患有性病，自报经固定性伴传播占11.78%，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占34.60%，经商业性伴传播占53.62%。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性病患病情况的异性性传播方式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异性性传播方式单因素分析(n=1656) n(%)

2.2 不同性别、年龄的艾滋病患者异性传播方式比较

各年龄段男性均以经商业性伴传播为主，其次为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女性15～29岁以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为主、其次为经商业性伴传播；30～49岁以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为主，其次为经固定性伴传播；年龄≥50岁以经固定性伴传播为主，其次为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年龄的艾滋病患者异性性传播方式比较 n(%)

2.3 艾滋病异性性传播方式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艾滋病异性传播方式为结局变量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因变量为三值变量，即经固定性伴传播(Y=0)，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Y=1)，经商业性伴传播(Y=2)。以经固定性伴传播为对照，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拟合(Pr=0.10，Pe=0.10)。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为性别、年龄和性病患病情况。结果显示：相对于经固定性伴传播，男性、15～49岁、患有性病者是异性传播经非商业临时性伴和商业性伴传播的危险因素，见表3。

表3 艾滋病异性性传播多因素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随着江西艾滋病病例数的不断增加，异性传播已成为该省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传播方式隐蔽、干预难度大，现有防治技术和手段效果有限。该方式不仅所占比例高且复杂多样，既与个体的行为直接相关，也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5]。本研究结果显示，异性传播艾滋病病例年龄偏大，以男性为主；80%以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低；10%病例同时患有性病；经商业性伴传播为主，这与我国艾滋病经异性性途径传播的流行特征类似[6]。

本研究对象中，商业异性性传播方式主要为异性性传播方式，占53.62%，与部分省艾滋病最主要异性传播为商业性传播(47%)相似[2]。各年龄组的男性均以商业性伴传播为主。男性因职业特点和社会因素，社会流动性较大，在性行为中主动性更强，更容易发生商业性行为[7]。其中，50岁以上男性经商业性伴传播比例仍是最高。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老年男性生活水平提高，平均期望寿命延长，健康状况和性生活能力保持良好，性活跃年龄持续更久。生理上的欲望、精神上的空虚和性思想方面的开放，使老年人的商业异性性行为开始活跃[8]。该人群广泛存在意识薄弱、无知无畏、毫不在乎。有研究显示，老年嫖客多在低档场所发生商业性行为，且安全套使用率极低[9]。随着我国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逐渐加大，暗娼人群特征、卖淫活动场所以及联络招嫖的方式都发生着变化[10]，给艾滋病干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首次将老年人群纳入艾滋病防控重点人群，应在老年人群中以通俗易懂形式进行艾滋病教育，提高该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风险认知和主动检测意识[11]。更需加强老年人艾滋病警示性教育，摈弃无畏心理，降低其高危性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显示，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占34.60%，该特征集中在女性，而将年龄细分，女性15～49岁以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为主，年龄≥50岁以固定性伴传播为主，提示中青年女性是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的主要人群。近年来随着性观念的开放，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已习以为常，临时性伴、多性伴发生频率增加，同时新型媒体的普及使危险性行为的相关活动方式更加便捷和多样化，也使性活动更加隐蔽。与商业性行为、固定性伴传播相比，该方式更加难以把控，干预服务难度加大[12]，艾滋病正在由特定的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6]。对于经非商业临时性伴传播艾滋病的防控，应在社会层面倡导婚姻忠贞和性健康，同时提高艾滋病风险意识。此非单一部门能够解决，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形成合力共同应对，亟待多方式、多平台、多途径共同加强对艾滋病的宣教和干预。

本次研究对象经固定性伴传播占11.78%，其中女性占78.46%，且以50岁以上年龄组为主。婚内性行为往往忽视安全套的使用，在婚内开展安全套推广使用极其困难，甚至使用安全套会引发对方猜疑，生出嫌隙。加强对配偶、固定性伴间艾滋病阳性告知、检测、规范化的抗病毒治疗和单阳家庭安全套使用尤为必要。性伴告知在降低夫妻间高危行为和控制家庭内传播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3]。同时，需要对从事告知的人员进行告知方式、内容、态度和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工作能力和技巧，降低对感染者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有性病是经非商业临时性伴和经商业性伴传播的危险因素。众多研究证明性病能促进艾滋病的传播[14]，性病在具有高危性行为的人群中广泛流行将极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应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治愈性病现症患者，并将高危人群性病干预服务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紧密结合[15]。

参考文献：

[1]郝 阳，崔 岩，孙新华，等.“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十年来中国艾滋病疫情变化及特征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4，18(5)：369-374.

[2]惠 珊，许 艳，王 璐，等.部分省市艾滋病异性性传播方式构成及特征分析[J].疾病监测，2011，26(6)：458-462.

[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控制中心.2016年12月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及主要防治工作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2)：93.

[4]廖清华，杨 晴，卢飞豹，等.1994-2011年江西省艾滋病疫情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2，46(11)：1038-1039.

[5]吕 繁.中国艾滋病防治策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6，50(10)：841-845.

[6]王丽艳，丁正伟，秦倩倩，等.2008-2014年中国艾滋病经异性性途径传播的流行特征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5，36(12)：1332-1336.

[7]高永明，杨景元，曲 琳，等.不同移动频次艾滋病病例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12)：2121-2125，2138.

[8]柯贤洲，黄 纯.黄石市50岁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特点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4，18(12)：1235-1236.

[9]陈 怡，唐振柱，沈智勇，等.广西壮族自治区2012年艾滋病哨点中老年嫖客HIV感染危险因素调查[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34(11)：1086-1090.

[10]董 薇，周 楚，葛 琳，等.2008-2014年中国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干预措施落实情况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5，36(12)：1337-1340.

[11]刘 漫，肖琛嫦，王 棠，等.湖北省某市2014年中老年男性HIV感染及与暗娼关系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6，37(7)：965-969.

[12]陈方方，郭 巍，王丽艳，等.我国部分地区艾滋病非婚异性性传播病例感染方式构成及特征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21(7)：550-553.

[13]杨小艺，梁 浩，阮玉华，等.HIV单阳家庭预防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4，48(8)：748-752.

[14]SPRENGER K，EVISON J M，ZWAHLEN M，et al.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in HIV-infected People in Switzerland：cross-sectional Study[J].Peerj，2014，2(5)：537.

[15]梁国钧.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中的性病服务[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6，22(10)：847-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