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 泳(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图1 南京市博物馆藏南朝石佛坐像

图2 南京市博物馆藏南朝菩萨头像

现存南朝佛教造像主要集中在南京、浙江新昌及四川地区，笔者曾对三地的南朝佛教造像作过专题研究[1]1-53，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及实物资料的陆续发现，特别是南京栖霞山、新街口德基广场南朝佛教造像及相关遗存的出土，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佛教造像在齐梁年间的阶段性变化渐趋明朗。

一、栖霞山“江总残碑”的发现

20世纪90年代，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栖霞山石窟无量殿附近的水沟进行清理，2002年，对殿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②2003年4月16日笔者同梁白泉、罗宗真、阮荣春、傅云仙等学者，在主持发掘的车广锦先生的带领下，对栖霞山无量殿前正在发掘的考古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出土较为重要的有：

栖霞1号：南朝石佛坐像 (图1)，头残，现藏南京市博物馆，高约30厘米左右，佛像内着僧祇支，袈裟作“半披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叠加披着[2]，结跏趺坐，两前臂残。

图3 江总残碑

栖霞2号：南朝菩萨头像 (图2)，现藏南京市博物馆，高约35厘米左右，菩萨发冠、宝缯及垂发部分残损，有白毫相，双眼微睁，嘴角上翘，面带微笑。

陈至德二年(584)，吏部尚书江总《摄山栖霞寺碑文并铭》残碑（以下简称“江总残碑”），现藏南京市博物馆。该碑碑额为螭首双龙缠绕，碑身正、背面均刻有铭文(图3)。

“江总残碑”正面：碑体左上方和右下方残，从镌刻的文字内容来看，与清代严观所录的《金陵摄山栖霞寺碑》几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此碑正面碑文倒数第二行位置刻有“……陈桢明二年”，倒数第一行刻有“……废后修立此碑”，这两行文字字迹略异于正文。

“江总残碑”背面：主体内容记录了南朝宋、齐、梁三代皇室贵胄作为供养人在栖霞山建窟造像的情况，涉及供养人身份、开窟方位及造像尺寸等，并有陈至德二年立碑者江总的款识，这些内容以往未见记载。此外，在江总碑文的左上方镌刻有唐大中八年(854)，僧智详率众修装龛像的铭文。

清代严观所录《金陵摄山栖霞寺碑》中的落款是“右碑陈侍中尚书令宣惠将军参掌选事菩萨戒弟子济阳江总持撰，陈翊前会稽王行参军京兆韦沛书此碑”，且有前列款“圣宋赐紫沙门怀门怀则重书，赐紫沙门有朋篆额”的字样。另外，严观在录文最后还附有对该碑沿革的说明：“此碑经唐会昌时毁废后已曾重立，至宋复断，康定元年（1040）三月十七日僧契先复依旧本镌立始得传至今”。今查这些内容与“江总残碑”并不对应，严观所录碑文应是宋代刻碑。

现在我们看到的“江总残碑”应是陈江总所立的最初刻碑，因为在碑阴江总的落款后再无补记，碑额螭首双龙缠绕的样式，也具有六世纪下半叶鲜明的时代特征[3]。①像例如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北周释迦造像碑。出现在碑阳左侧的文字“陈桢明二年”和“废后修立此碑”，其中的陈桢明二年（588），时间较碑阴陈江总立此碑署款的至德二年（584）晚了四年。合理的解释是，该碑可能在隋南下灭陈（陈桢明二年）的战事中已遭不测，不久被重修。至唐会昌灭佛该碑再遭劫难亦如严观所云“已曾重立”。今“江总残碑”上唐代刻“僧智详铭文”发生时间是在会昌法难之后，说明该碑在法难之后的重立只是修葺，原貌未失。该碑至北宋复又损坏后再无下落，直至今日被考古发掘。

“江总残碑”的发现，为考察栖霞山一些重要石窟的造像题材、建造者，提供了较早且可信的实物及文献材料。鉴于碑阳内容可以从严观所录《金陵摄山栖霞寺碑》获知，这里不作展开，仅就碑阴所录以往古代文献尚未提及的陈代碑文内容，结合具体造像实物，对栖霞南朝佛教造像作进一步的认识。

“江总残碑”背面现存文字内容：“……身坐高三丈一尺五寸，通坐四丈，含髻头长八尺五寸，……手长六尺九寸，两膝相去二丈五寸，并二菩萨，立②清严观辑录的《金陵摄山栖霞寺碑》将原碑中的“立”误为“倚”。高三丈，……造，齐文惠太子随喜，齐豫章献王随喜，齐竟陵文宣……未明宝寺十五人，大匠在□之□国宝，来匠建元□……像身坐高八尺九寸，齐雍州刺史田奂[4]③阎文儒考“田奂”应为“王奂”。为巴陵王造，……沂令明仲璋造，东第三龛像身坐高七尺九寸，……勒下生龛像身高一丈四尺，宋太宰为霍夫人造未成，齐竟陵……卫迦业(叶)龛二像坐身并高五尺四寸，梁东阳(扬)州刺史番禺……太建十一年皇太子，东宫学士傅泽等重庄饯无量……，至德二年，吏部尚书江总率化众缘重庄饯……。”

在“江总残碑”背面左上方还补刻有唐大中八年(854)僧智详率众修装龛像的铭文：“唐大中八年十二月□日僧智详自发置□募众缘，弁修装佛头并二菩萨兼龛，寺可护心，仾助者愿龙会中同得授记。弟子杨少伦舍钱十五千装圣像，保合家清吉。夏珎暮缘修装观音菩萨一躯，并且修装正龛多宝法身佛二躯并诸小身菩萨，又修装二龛二躯佛并菩萨，结缘者同净土。汤沂慕缘修装大势至菩萨一躯诸家尊幼，愿保清休，同生供养。李颙舍拾肆千文奉为考妣及亡妻闵氏，冥界又保平安。许言舍三千文助成功德。”

“江总残碑”碑文中的缺字：

a.“沂令明仲璋造”，“沂”字前缺“临”字。

严观收录的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中有“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

b.“勒下生龛像身高八尺九寸”，“勒”字前缺“弥”字。

弥勒下生，是指弥勒成佛，这是相对于弥勒上生在兜率天的菩萨而言。

c.“卫迦业龛二像坐身并高五尺四寸”，“卫”字前缺“维”或“惟”字④《大正藏》中出现的“维卫”、“惟卫”同指一佛。。

西晋江南就有“吴淞江石佛浮江”的故事，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慧）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313)癸酉之岁，浮在吴淞江沪渎口。渔人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于是风涛俱盛，骇惧而还。时有奉黄老者，谓是天师之神，复共往接飘浪如初。后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闻而叹曰：‘将非大觉之垂应乎？’乃洁斋共东云寺帛尼及信者数人，到沪渎口。稽首尽虔，歌呗至德，即风潮调静。遥见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铭志，一名惟卫，二名迦叶，即接还安置通玄寺。”[5]敦煌莫高窟初唐323窟南壁西段壁画，表现的就是这一题材(图4)。

图4 莫高窟第323窟《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故事画

“江总残碑”碑阴铭文残损部分主要在碑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其中右上角碑文字数的损失量大致可以推算出来，内容详细程度要超过严观辑录的《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此外，从落款基本完整来看，碑体左下角的残损，对碑文的影响不大。江总当年所撰主要内容仍能得以呈现。

图5 栖霞无量殿附近诸窟外景

“江总残碑”有关造像的行文秩序是：龛像的方位—造像题材—造像姿态—尺寸—供养人款识。“江总残碑”现存的碑文内容主要是记录围绕栖霞山无量殿大佛附近，皇室贵胄捐资开龛造像的情况，无量殿附近的石窟群大致呈东西走向（图5），主要有下019(双佛窟)、下020(无量殿)、下021窟、下022窟、下024窟(三佛窟)、下026窟。其中下019窟和下024窟，也是栖霞山千佛岩现存唯一的双佛窟和三佛窟。

今将这几窟造像的实测数据，与“江总残碑”记录的龛像内容、供养人款识予以比对列表如下：

表1“江总残碑”所列龛像内容、供养人与栖霞山石窟现存龛像对应表[6]③表中造像尺寸的换算，依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一尺合24.45厘米计。表中有关栖霞无量大佛的实测数据，参见魏正瑾、白宁《栖霞山石窟南朝无量寿大像勘察记》，《石窟寺研究》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12年。其余数据由笔者实地测得。

以下进一步将文献记载中南朝时期参与栖霞山石窟龛像开凿或庄严的事件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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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有关南朝时期栖霞山石窟开凿或修缮的文献记载

二、栖霞山石窟是否存有刘宋年间龛像的问题

阎文儒：“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按：应系齐明帝萧鸾所生的江夏王宝玄)、齐田奂(按：《南齐书》无田奂，卷四十九有《王奂传》云：‘曾充都督雍、梁、南北泰四州……镇北将军雍州刺史’)琢石建像。梁临川靖惠王，复加莹饰。”[7]阎先生认为，宋江夏王霍姬，系齐明帝萧鸾所生的江夏王宝玄。这一认识，在文献方面基本排除了栖霞山石窟存在刘宋年间龛像的可能，但阎先生忽略了对朝代“宋”的解释。

宿白：“两龛④原文是指栖霞无量殿及其右侧紧邻的双佛龛。附近，崖壁遍布历经妆銮的小龛像，可略窥其原来形像者，有坐佛龛、倚坐佛龛、千佛龛和思惟像龛，应予注意的其中有三坐佛龛和右袒服饰坐佛龛。此诸龛像属于早期雕造者，除有可能为法度所造者外，还当有《江总碑》所记：‘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抽财施，琢磨巨石，影拟法身。’之遗迹，因此，此批小龛像中应有早于上述两龛者，唯形象漫漶，又多后世修饰，其详已不可考。”［8］392-393无量殿周围只有一个三佛窟(龛)，宿先生对三佛窟发生时间的认识，显然未排除有早于无量殿和双佛窟的可能。

严观辑录的《金陵摄山栖霞寺碑》：“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抽财施，琢磨巨石，影拟法身。”

“江总残碑”：“东第三龛像身坐高七尺九寸……宋太宰为霍夫人造未成。”

有关栖霞山是否有刘宋年间的佛教遗迹，“江总残碑”的表述直接明了，“宋太宰为霍夫人造未成”。却仍给出了龛像的具体方位、造像姿态和尺寸的信息：“东第三龛像身坐高七尺九寸(约193厘米)”，说明宋太宰所造龛像工程应已显大略，但未能竣工。这就明确了栖霞山存在刘宋太宰为其霍姓夫人造像但未能完成这一史实。

《金陵摄山栖霞寺碑》中的“宋太宰江夏王”指的是刘宋高祖刘裕之子义恭的两个官衔，笔者2001年在对栖霞山存在刘宋年间佛教造像的考证中，对此问题已作阐述：“《宋书》卷六十一《义恭传》记载：‘江夏文献王义恭，幼而明颖，姿颜美丽，高祖特所钟爱，诸子莫及也。……元嘉元年(424)，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是岁十一月（孝建二年）……乃进位太宰，领司徒。……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谋欲废立。永光元年(465)八月，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时年五十三。’义恭之后受封江夏王的有子绥和跻，《宋书》卷六十一《义恭传》：‘太宗泰始元年，进号征南将军，改封江夏王，……子绥未受命，（泰始）七年(471)，太宗以第八子跻字仲升，继义恭为孙，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宋太宰死于刘宋永光元年(465)，其在摄山‘琢磨巨石，影拟法身’，当是刘宋年间的事。南朝王子颇多信佛，宋有临川王道规，嗣子义庆，江夏王义恭等宋太宰崇佛并于摄山抽财造像应得到重视。”［1］6-7宋太宰江夏王义恭在栖霞山为霍夫人造像未能完工，可能与义恭卷入宫廷争斗导致的悲惨结局有关，《宋书》卷六十一《义恭传》：“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谋欲废立。永光元年(465)八月，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时年五十三。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精。”义恭因对宋前废帝刘子业发动政变被察，遭到家破人亡的下场，死状惨烈。大约泰始元年(465)宋太宗刘彧定乱，义恭遂被平反并追授功名，依照国典予以祭奠。泰始七年(471)，太宗还将自已的第八子刘跻过继给义恭为孙，封江夏王。

义恭在栖霞山的造像工程最晚应停止于永光元年，梁天监十年(511)临川王萧宏捐资庄严栖霞山龛像也应包括之前义恭未竟造像。于是才会出现三佛窟坐佛形体比例古拙、佛衣样式先进这样的奇怪现象，相关造像样式问题后文详述。

三、栖霞山双佛窟(下019窟)的造像题材及年代问题

双佛窟以往被认为可能是法度所造，题材为释迦、多宝两并坐佛（图6）。

图6 栖霞下019窟维卫迦叶并坐佛像

宿白：“栖霞无量寿佛大龛右侧紧邻一次大龛，平面亦略作横橢圆形，无前壁，龛内凿出平面呈“п”形石坛，坛正面雕释迦、多宝并坐像，两侧面各立一菩萨。释迦、多宝皆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项光中雕莲座，身光高且宽，身光中纹饰已漫漶不可辨。值得注意的是，释迦、多宝两像右肩有明显之弧形饰线。此种饰线在中原亦见于龙门宾阳洞和巩县第1、2、4窟。此龛既毗连上述无量寿大龛，形制又相似，可知两龛开凿时间亦相距不远，前引《高宗碑》记‘沙门法度为智殿之栋梁，即此旧基，更与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龛’，因疑此龛或即法度另造之‘尊像十有余龛’之一。”［8］392

现在由“江总残碑”明确了双佛窟的实际资助者为梁东扬州刺史，但并不排除具体雕造者是法度，而主尊造像题材应为维卫、迦叶二佛。

萧梁时期担任过东扬州刺史的有九人，见下表：

表3 萧梁历任东扬州刺史一览表

“江总残碑”讲到的“东扬州刺史”，究竟是表3中的哪一位尚不能确定。据上表，萧梁年间历任东扬州刺史的在任时间，大多集中在六世纪前中期。另外，双佛窟正壁西侧坐佛，衣着为“半披式”和“褒衣博带式”的叠加披着，正壁东侧坐佛衣着为“半披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的叠加披着①据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插图3，下019中的双佛右肩原有弧形饰线，因此二佛衣着应分别是“半披式”和“褒衣博带式”的叠加披着，及“半披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的叠加披着。关于“半披式”佛衣和其它样式叠加披着的阐述，参见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佛衣样式中的“半披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敦煌研究》2009年第3期。。综合考虑，双佛窟的大致开造时间应在六世纪上半叶。

四、栖霞山无量殿(下020窟)大佛的创建者

表2显示，参与栖霞山无量殿大佛制造的人有齐梁年间的明僧绍、明仲璋、法度、临川王萧宏和僧祐，其中明僧绍只是开凿大佛最初的发愿人，不是具体实施者。而就后四位而言，不同的文献对参与大佛制造者的记述并不相同，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只记录了临川王萧宏，梁慧皎《高僧传》只记录了僧祐，清严观辑录的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明确记录的是明仲璋和法度，并提及梁临川王宏天监十年(511)于栖霞山捐资莹饰龛像一事，唐高宗《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只记录了明仲璋。

以上文献记录的大佛虽相同，但对佛像制造者的表述不统一，也不能互为支持。僧祐《出三藏记集》只记录临川王成就栖霞山大佛的事件，却遗漏了仲璋的创建之功，及自己为栖霞山大佛“准画仪则”的功德。前者不知作何解释，后者或为谦逊、避讳之举。慧皎亦只记录僧祐一人，或可认为僧祐对大佛的建成作用最为重要。不可思议的是，陈江总为栖霞造像撰写的碑文中，却疏漏了僧祐这样一位造像大家的功德。

可以确定的是，栖霞大佛的建造，在南朝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前一阶段发生在萧齐年间，即明僧绍逝世的484年之后至五世纪末以前，由明仲璋、法度具体负责制作，并得到齐室贵胄的资助。后一阶段发生在萧梁年间，约临川王萧宏天监十年(511)为栖霞造像“复加莹饰”之时，僧祐为栖霞大佛“准画仪则”应发生在这一时期。

《金陵摄山栖霞寺碑》中记录的临川王宏在天监十年对栖霞石窟进行的这次规模较大的庄严活动，即“见此山制置疏阔，功用稀少，以梁天监十年八月爰撒帑藏，复加莹饰。缋以丹青，镂之铣璗，五分照发，千轮启焕……”，此次庄严包括无量殿大佛。僧祐《出三藏记集》：“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

问题是，如果仲璋的大佛创建工程在五世纪末竣工，临川王约在十余年后又一次庄严大佛，此举怎么也谈不上是“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至多只是重新修饰大佛。

笔者曾从佛衣样式变迁的角度，结合佛像手印及头部的时代特征，认为僧祐应在萧梁时期对栖霞大佛作过改造，包括头部、双手及佛衣［9］，而资助和成就这项工程的人正是临川王。

需要注意的是，严观辑录的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中，记录了临川王发起这次功德的动机和规模，其中“见此山制置疏阔，功用稀少”将庄严的动机表述的隐晦含蓄，实则就是表达了当时山中香火不盛的现状，我们无法揣测导致香火不盛的原因，是否与明仲璋开造的无量寿大佛质量有关，但之后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却完全忽略了大佛的初建者明仲璋。

从临川王萧宏此次庄严龛像的结果“千轮启焕”来看，其所涉及的龛像应不仅限于无量殿一窟，还应包括其它龛像。在考察栖霞五世纪末造像的同时，亦要兼顾这次六世纪初庄严带来的影响，因为这两个时间节点，恰逢中国佛教造像大规模风格转变的关键期，即前一节点南北方正在风行“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风格，后一节点，“面短而艳”“褒衣博带演化式”造像新风正在建康酝酿。临川王在六世纪初进行的较大规模庄严龛像之举，应在之前造像中融入了新的样式。

此外，作为栖霞大佛最初规划者明僧绍的相关事迹值得关注，这有助于对栖霞山石窟开凿背景的进一步认识。《南齐书》和《南史》都有明僧绍传记，后者记载更为详细，概括来看：明僧绍生辰年代不详，为孙吴时期名门之后。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再举秀才，永光年间(465)，镇北府辟功曹，不就。隐居山东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至北魏攻克淮北①宋泰始二年(466)，薛安都要引魏军，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南史》卷三《宋本纪》。，乃撤回到江南。升明中(477-479) 征为记室参军，不至。刘宋末年，已显现国运衰亡征兆，明僧绍及其弟庆符决意归隐。进入萧齐建元元年(479)，征明僧绍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其后高帝萧道成与崔祖思书，令僧绍与庆符入朝。庆符罢任，僧绍则随归住江乘摄山，并以晋宋之际名士戴颙为榜样，推辞高帝的约见，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为痛惜，视其为“宋、齐之儒仲”。至萧齐第二位皇帝萧赜继位后的永明年间(483-494)，征明僧绍为国子博士，不就，卒。其卒年据唐高宗《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载，为永明二年(484)。

明僧绍和其弟庆符虽在宋、齐两朝拒不入仕，但他的另外两个同胞兄弟却都是刘宋朝的高官。其长兄明僧胤在刘宋年间“仕宋为江夏王义恭参军，王别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义恭就是“江总残碑”记载的较早在栖霞山开龛造像的宋太宰江夏王。可见，栖霞石窟造像的最早开创者江夏王义恭，和栖霞大佛的规划者明僧绍关系密切。其另一胞弟明僧暠据《宋书》记载，是在宋泰始二年初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可见僧绍、僧暠兄弟和青州的渊源亦当引起关注。

五、齐竟陵王造弥勒立像与栖霞寺内现存佛头的关系问题

据“江总残碑”记录，齐竟陵王所造：“（弥）勒下生龛像身高一丈四尺(约342厘米)”，对这身造像高度的描述用的是“身高”，而有别于对其它造像所强调的“坐高”或“坐身高”，看来该像应是立像，其造像高度在现存的栖霞石窟造像中均无法找到对应者，但栖霞寺大殿内供奉的坐高约2米石佛的头部（图7），当与该像关系密切。

图7 栖霞寺大殿内石佛像

宿白对这身佛像曾表达过观点，因内容重要，摘录如下：

“栖霞寺石佛，现置于大殿左侧自北京迁来的清代佛龛内。承寺雪烦、圆湛两位大师见告：此像头部系寺旧藏，传出土于寺侧峪底；躯体则为为近年南京艺术学院张祥水先生用石膏新作后着色仿旧。并云：张先生创造躯体时，曾参考了北方坐佛，于是，短颈宽肩和右袒服饰以及贴泥条式之衣纹等中原北方流行之形制，出自补作，可置不论。现就佛像头部造型考察，其长颜广颐颇与前述天监十二年(513)迄十五年(516)僧祐重新经营之剡溪石城大佛有相似处，亦与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之中大通元年(529)所造释迦石立像接近，是此佛头凿造时间约亦在萧梁之世。因此，我们怀疑该佛头或即唐高宗《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所记，梁临川王宏于栖霞寺所造另一无量寿佛之残迹。碑文云：‘及梁运载兴，锐心迴向，大林精舍，并事庄严。临川王载剖竹符，宣化惟扬之境；言寻柰苑，心想拔茅之义。以天监一十五载(516)造无量寿像一区，带地连光合高五丈。满月之瑞，湛珠镜以出云崖；聚日之辉，升璧轮而皎烟路。参差四注，周以鸟翅之房；迢递千寻，饰以鱼鳞之瓦。’碑文明记此无量寿像被安置在四注瓦顶之精舍之中，显然与前引《江总碑》所记天监十年(511)临川王莹饰之龛像无关；之所以同时写入《明征君碑》者，当以该像供奉于明僧绍创之栖霞佛寺之故。至于碑文所云‘带地连光合高五丈’，当指从寺内平地算起，今除存头部外，躯体、佛座、背光以及原来地平皆已无存，因此所记‘合高五丈’之数字，已难据实物核对。”①该文所称的《江总牌》即清严观收录的陈江总撰《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明征君碑》即唐高宗立《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8］411-412

图8 栖霞下024窟正壁主尊

图9 上海博物馆藏南朝造像

宿白文中提及藏于栖霞寺大殿内的这身石佛的头部，与“江总残碑”记录的“（弥）勒下生龛像身高一丈四尺(约342厘米)”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一丈四尺应是指佛像的净身高，并未包括背光因素。笔者实测栖霞寺大殿内的这身坐高约2米石佛的头部，含髻总长度约为60厘米，依照工布查布《佛说造像量度经解》中对佛头和立佛身高的换算规制，即含髻头高20指与全身高120指的比例换算，该佛身高度大约为360厘米，这一身高与“江总残碑”记载的一丈四尺是较接近的。

上文宿白引《明征君碑》载临川王于天监十五年造“带地连光合高五丈”之无量寿佛，换算为今人尺寸约12米高。若佛头高仅为60厘米，依照造像规制并兼顾南朝现存立佛背光、身高、坛基三者的比例，即便将躯体、佛座、背光合算在内，再现出的造像也难以达到12米高。

再有，该佛头的发现地是在山谷，即上引宿白文中的“传出土于寺侧峪底”。《明征君碑》明确临川王所造无量佛是在“周以鸟翅之房，迢递千寻，饰以鱼鳞之瓦”的精舍之中，即栖霞寺内，而非石窟造像。

综合来看，现藏于栖霞寺大殿内的坐高约2米的佛像头部，可能就是“江总残碑”记录的“（弥）勒下生龛像身高一丈四尺(约342厘米)”，即齐竟陵王所造身高一丈四尺的弥勒佛立像的头部。

六、“栖霞1号”造像与栖霞三佛窟（下024窟）佛衣样式问题

通过将“栖霞1号”造像、栖霞三佛窟正壁主尊（图8）与上海博物馆藏梁中大同元年（546）慧影造像及同馆藏另一身南朝石造像（图9）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几尊造像的佛衣样式均为“半披式”与“褒衣博带演化式”的叠加披着，如果说栖霞三佛窟（下024窟）正壁主尊佛衣因年久漫漶不甚清晰，那么“栖霞1号”造像的出土，证明该佛衣样式在建康的存在，其发生时间应略晚于建康“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的出现。

图10 栖霞下024窟右壁主尊

图11 栖霞下022窟主尊

栖霞三佛窟东、西侧壁的两身坐佛，佛衣样式为“褒衣博带演化式”（图10），这是在五世纪末盛行的“褒衣博带式”佛衣之后，于六世纪中期流行青州、南京、成都、麦积山、莫高窟沿线的一种新的佛衣样式，在建康的出现可能早至六世纪上半叶。栖霞山南朝龛像中与三佛窟主尊佛像着装类同的，还有双佛窟（下019窟）东侧主尊、下022窟主尊（图11）等，只是栖霞三佛窟主尊的上身，明显较这两尊着同类佛衣的佛像要粗短，显得更为古拙。

栖霞山下026、下024窟佛像的躯干粗短呈方形，中土早期金铜佛也是身躯呈方形，如福格艺术馆藏释迦坐像、后赵建武四年（338）佛坐像等，这种风格延续至五世纪上半叶，其后身躯渐趋拉长。秣菟罗笈多时期造像身躯也较贵霜时期显著拉长，这种发生在印度中部地区造像风格的演变，在栖霞山也有相似的演绎。归结来看，秣莬罗地区以四世纪初前后为界，汉地以五世纪中期前后为界，坐佛躯干高宽比例发生变化，表现为上身由方短向上身拉长转变。也就是说，栖霞三佛窟佛像的身躯表现为较早的特征，而在佛衣上却出现较先进的衣着样式。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或因义恭谋反被害的永光元年（465）三佛窟被迫停工，此时三佛窟三佛已凿有躯干大形，但尚未完成佛衣的雕造，后期包括佛衣的完工拖至六世纪上半叶，即佛所着的“褒衣博带演化式”是在临川王萧宏天监十年（511）对栖霞山龛像进行较大规模的庄严之时或稍后，这个时期也是“褒衣博带演化式”在南朝的发生时间。

参考文献：

[1]费泳.南朝佛教造像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01.

[2]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217-219.

[3]保利藏珍[G].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214.218.

[4]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50.

[5]梁慧皎.高僧传[G]//大正藏：第50册，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至昭和九年（1934）：409.

[6]魏正瑾、白宁.栖霞山石窟南朝无量寿大像勘察记[J].石窟寺研究(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12.

[7]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9-51.

[8]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J].考古学报，1989（4）.

[9]费泳.栖霞山大佛衣着样式考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