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从《凤记》到《南征北战》，汤晓丹的转变之路

1949年，汤晓丹导演了电影《失去的爱情》。该影片主要是讲述一个不屈服于旧社会的女性的反抗故事，其中包含汤晓丹自己“熟识着的感情”，因此他在导演中融入了无比的热爱和创作的冲动。这部电影也是汤晓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心血结晶。

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电影人认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他们真正弄懂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接着就是组织他们深入生活，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汲取创作养料。汤晓丹后来说：“那时，我虽然40岁了，但是心里却感到像刚踏进电影界一样……”

《失去的爱情》剧照

据汤晓丹回忆，1943年在重庆“中制”，1946年在上海“中电”二厂，相关负责人都曾设法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但他对国民党形形色色政客官僚们的贪污腐朽感到失望，因此他拒绝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影十余年、拍摄了将近40部电影的汤晓丹，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中，“把自己看成是新社会出生，新社会成活的一棵幼苗”，争取“在新社会成长为‘有用之材’”，并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个人包袱，统统扔掉”。

在新时代的精神感召下，汤晓丹努力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他的电影艺术生涯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张骏祥根据黎阳的小说《英雄回家》改编成电影剧本《耿海林回家》，汤晓丹受“组织上分配”担任该片的导演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正面拍摄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南下的影片。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崭新题材，让他高兴，又让他不安。“意识到从拍摄这部戏起，自己的心开始和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紧紧贴在一起”，使他高兴不已，受到莫大感动与激励。但他还是更多地感到了压力。影片中描写国民党俘虏兵转化为解放战士的过程,涉及敌我双方部队的生活,“政策性十分强”。对此，他很紧张，怕在艺术与政治间拿捏不准，进退失据。如何处理剧本，如何把握主题，如何处理人物，以及如何修改和改片名等，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后来忆及此事，他仍不无感慨：

剧本要请示解放军有关领导审查、把舵,还要走访原国民党部队的人士谈内情。这是过去摄制电影从未碰到的新鲜事。回到上影后,我请求艺委会组织厂内专家为剧作提意见,诚心诚意想从中吸取养料把戏拍好。艺委会十分重视，组织陈白尘、陈叙一、瞿白音、魏曼青、金焰出席,上影副厂长钟敬之也在座。我和王炎拿着笔一个劲儿记录,唯恐宝贵意见被遗漏。整整四个半小时,大家对剧作只字未提,热衷于反来复去讨论的是片名《耿海林回家》不好。众口一词“革命还在进行,战士不能回家”。改个什么名字好呢，没有人大胆建议。说心里话,这是一种反常心态。事后我琢磨大家还是有点回避谈艺术。“艺术家怕谈艺术”也是我第一次碰到的怪现象。（汤晓丹、蓝为洁《汤晓丹和他的军事影片》，《电影艺术》1999年第4期）

汤晓丹心里也非常难过，因为在层层送审与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有些动情的戏剪去了。不过，在思想认识上，他大大“向前跨了一步”。他写文章大讲人民电影已经是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说两年来人民电影由于人民政府的培植和党的正确领导，已经摆脱了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电影的恶劣影响，逐渐走进真正为人民服务替人民说话表现人民的电影阵容中来；并说人民群众是“比割血为盟的兄弟还要亲”，因此要到他们中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受他们的每一下脉搏跳动。此后，他导演了一些被指派与分配的电影，不可避免地流于模式化。

汤晓丹按上级任务分配接拍的电影，多数属于军事题材影片，其中不少还是献礼片。这类影片，人与战争成为两大元素与要件，而在这种题材的处理上所受的限制，也影响到其内涵的扩展。比如电影《南征北战》的拍摄，由成荫和汤晓丹一班两组人马共同执导，真诚合作。成荫负责其中解放军的戏份，汤晓丹则负责国民党军部分的戏。这部在当年被视为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题材的影片，政治意义巨大，各方面关注的人特别多，因此受到的限制也多。参与者都非常重视，甚至带有一种惶然不安的心情。据饰赵玉敏的张瑞芳的创作手记，中央电影局甚至对每个演员的试镜头都要审看。在此情况下拍出的电影自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南征北战》剧照

《渡江侦察记》剧照

显然，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最怕的是顾此失彼，太多的限制常常让创作者们手忙脚乱，无所适从。

《渡江侦察记》是汤晓丹导演的另一部引起较大反响的战争题材惊险片，在这部电影中，他把“描写军事战争和艺术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大与小、张与驰、忙与闲等都考虑进去。从形式的打磨到内容的呈现上，均有所提高和改进。

首先惊险影片样式决定了它必须力求简炼。记得我在第一次读文学剧本时就用红笔整段整段删掉累赘情节19处之多，使冲突双方达到剑拔弩张的情景,情节发展就扣人心弦。第二，力求全片流畅，灵活自如地转换时空。要作到这点，在分镜头时就要下苦功。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力求真实。原剧作中有些不合人物性格的戏，我们在分镜头时作了修改,有的在拍摄时又作了提高。比如刘四姐和李连长相认一场戏，描写很细，但不够准确，我们做了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改动。（汤晓丹、蓝为洁《汤晓丹和他的军事影片》，《电影艺术》1999年第4期）

《渡江侦察记》上映后大获成功，据统计，这部电影当时在全国上映周期长达半年之久，观影人数多达1733万，创下了1954年国产片的最高观影纪录。当然，成功并非一蹴而就，从相关的回忆文字中可知，拍摄过程障碍和困难重重，每每几乎无路可走，拍不下去，参与这部电影的创作者都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而导致这种感觉的社会文化成因，正是我们今天应该为之深省的。

电影人的本色

汤晓丹是跨越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电影导演。他见证、亲历了中国电影的百年风云，创作了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善于在电影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巧妙处理重大历史事件与故事情节的互映关系，塑造了众多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1955年，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的拍摄完成之后，汤晓丹奉调支持“长影”，与王滨联合执导了《怒海轻骑》。影片完成后，“长影”特地向“上影”发来对汤晓丹的表扬信。随后，他于1956年导演了电影《沙漠里的战斗》，1957年拍摄了反映公私合营成就的影片《不夜城》，1958年导演了故事片《卧龙湖》和纪录片《英雄交响曲》《东风劲吹》，1959年拍摄了建国10周年献礼片《钢铁世家》，1961年导演军事题材电影《红日》，1964年导演《水手长的故事》……汤晓丹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以战争题材居多，影片的场面描绘、故事节奏把握和人物刻画，均可圈可点。

当然，这些影片的成功，与汤晓丹等创作者及时转变思想观念，改变拍摄手法，融入当时的社会场域，去熟悉并表现新的革命题材和新的人物是分不开的。多年以后汤晓丹说：“尽管我在碰到像《红日》那样重大的战争题材，并且文武两条战线的领导对剧本的改编审查意见差异极大，也能在夹缝中沉着拍摄。”汤晓丹通过电影银幕传播时代精神，表现战争生活与战斗英雄，努力和时代的脚步保持一致。而至于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在这种奉命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是否真正感受到了乐趣，我们则不得而知。

曾身为“上影”厂长的徐桑楚曾这样评论汤晓丹：汤晓丹是位博学多才、刻苦努力的艺术家。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从容而有条理，是位善于团结合作和善于吸取别人所长，能驾驭各种题材的大艺术家。“在摄制组里他是位和蔼可亲，稳重寡言指挥有方而从不发脾气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对于汤晓丹来说，电影就是他的一切，因此他不仅工作认真，而且要求非常严格。熟悉他的人说：“汤导的工作台本一翻开来都是一幅幅的连环画，每一个镜头都是画下来的，在镜头的设计上非常严谨。”

应该说，汤晓丹是一个有着自觉岗位意识的电影导演。他既遵从时代之命，从思想到行动完成转换，又努力保持着一个电影人的本色，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汤晓丹的电影语言简洁、流畅、准确，时空转换自然，节奏较快，悬念迭出，映像的光影效果独特，镜头运用相当纯熟。即使在表现战争题材这样的“大片”里，他也会通过一些细节诠释生活的可爱之处，如《渡江侦察记》结束在刘四姐对李连长的复杂的别离感情状态之中，《红日》中极富个性的石东根打了胜仗后醉酒纵马，等等，令人印象深刻。

在拍摄革命题材的献礼片《廖仲恺》时，为了表现何香凝与廖仲恺这两位革命勇士的伉俪情深，汤晓丹大胆设计了一个何香凝亲吻廖仲恺的镜头。当时有人对此持异议，认为亲吻的行为有损表现革命人物的高大形象。但汤晓丹坚持在剪辑中保留这个即兴的吻，并且做出了阐释。在汤晓丹看来，廖仲恺不仅是国民革命的义士与伟人，而且还是一位曾经写下“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的诗人，何香凝也以诗见长。汤晓丹对摄制组解释说：“诗人的情怀凡人难以理解。”事实证明，这种细节的呈现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举重若轻，气度从容，将波澜壮阔变幻多姿的历史面貌处理得错落有致，让观影者既可明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本身的真实情况，又不乏艺术趣味。

在汤晓丹身上，30年代建立起来的电影经验，持续地呈现于他后来的电影创作中，创作思想上也前后连贯。1932年，他曾借自己创作的小说《导演狂想曲》中人物之口说：“电影与政治、经济都有密切关系既无疑义，那末我们的电影必然是要迎合目前社会生活的趋势，站在时代最前面。”他不一味追赶时髦，但也不想成为落伍者，甚或是时代发展的绊脚石。如何发挥电影人的积极社会作用和影响，做有利于时代、社会、民族以至人类的事情，在经历“文革”后的汤晓丹看来，这不是简单的个体自我完善的问题，而是应尽的义务。汤晓丹曾说自己是一个“重视务实”的人，有研究者认为汤晓丹“这种性格作风的养成，与他早年的身世经历（包括母亲的影响）有关。而在新的社会新的时代里，这种性格作风无疑是一种受到普遍褒扬的美德。它使得汤晓丹的为人和才华很容易赢得领导和合作者们的信任。”的确，汤晓丹以他的真诚、坚毅、平实、敏感、执着，在电影界独树一帜，风格鲜明。孙道临回忆汤晓丹：“我发现这位导演的态度非常谦和，听别人发言时聚精会神，悠悠摇着头，显得那样兴味盎然，还时时用心做着笔记，完全是从头学起的神情。”（孙道临《汤晓丹印象》，《新民晚报》1989年9月4日）

《南昌起义》剧照

不能忽视时代和历史事件对电影家的影响，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没有人能置身于外。“文革”结束后，年近古稀的汤晓丹接受组织委派导演建国30周年献礼片《傲蕾·一兰》，随之是执导建党60周年献礼片《南昌起义》。其间汤晓丹有着多大的压力，过程如何的曲折，才完成了这些电影的拍摄，个中滋味想必只有他知晓。

汤晓丹

2004年9月，第24届金鸡奖评选揭晓。这届金鸡奖特为导演汤晓丹设终身成就奖，已95岁高龄的他成为荣获“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的第一人。颁奖典礼上，蓝为洁代替丈夫领取奖杯时转述汤晓丹导演的话：“即使我以后不能做电影导演了，在摄影棚做个场工还是可以的。”

2011年12月19日，汤晓丹又荣获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奖评语为：汤晓丹是跨越了我国不同社会时期的杰出导演。他见证、亲历了中国电影的百年风云，创作了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善于在电影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巧妙处理重大历史事件与故事情节的互映关系，塑造了众多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他尤其擅长拍摄战争题材影片，作为一位从未厕身行伍的布衣导演，却被冠以“银幕将军”的美誉。

谈到对汤晓丹的历史定位，弘石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大致评说：其一，从1932年进入影坛到1987年息影，除了张石川、杨小仲等个别人外，包括第二代在内的所有大陆导演中，汤晓丹极可能是拍片数量最多的一位；其二，他所拥有的个人代表作的数量之多，亦属少见——这些代表作至少包括《飞絮》《翻天覆地》《金屋十二钗》《小广东》《民族的吼声》《警魂歌》《天堂春梦》《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不夜城》《红日》《南昌起义》和《廖仲恺》；其三，即使是上列代表作，题材之广亦可见一斑；其四，他所涉及片种样式几乎多得令人吃惊，比如——喜剧片、间谍片、社会片、言情片、戏曲片、歌舞片、纪录片、战争故事片、惊险片、历史片、传记片等；其五，他的影片所赖以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不可谓不复杂——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到战前和战时香港、战时大后方、战后上海，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此间又经历“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回顾汤晓丹曲折的从影之路，以及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弘石的概括可谓客观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