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尧

摘 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经历从“严”到“宽”的过程，其演进根植于“仁政”、“中庸”等传统文化土壤并吸收接纳国际刑事司法主流思潮和社会治理理念，价值导向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及社会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治理之路应当重视微观层面的治理工具，以实现“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新格局。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演进 治理路径

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宽严相济，以宽为先”。这个政策既源于传统的“仁政”、“中庸”思想，又顺应国际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的主要潮流，也契合了我国治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因此，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但是，随着近些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人数逐年增多、犯罪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法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有的继续主张“宽主严辅”、“当宽则宽、当严则严”，有的主张“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恶意补足年龄（malice supplies the age）原则”。本文认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低龄化问题虽然是刑事司法政策的问题，但是根子却在社会治理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这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演进指明了方向。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