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子 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2)

蜀道是我们民族文化显现出超凡创造精神和伟大智慧和勇力的历史纪念。汉中是蜀道的枢纽,在这里，蜀道陆路交通与汉江水路交通实现交接。汉中作为联系西北与西南的文化中枢，曾经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汉文化最初发生与早期发育的历史进程中，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学勤曾经论说东周以来形成的7个文化圈，其中最重要的文化主流秦文化、楚文化与齐鲁文化，在汉代实现融汇，形成了汉文化。汉中曾经是维护文化联系的通道，也是实现文化沟通的中间站。张骞出身汉中，这位对于促进汉文化与外域文化交流实现“凿空”的功臣，做出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贡献。距汉初刘邦建国时隔400余年之后，汉末社会动荡时期，汉中又再度辉煌。汉中对于汉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汉中地方重要的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地位有关。

1. “汉中”名义

关于“汉中”地名的由来，有的辞书明确说“因水为名”[1]“汉中郡”条，832。《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司马贞《索隐》：“其地在秦南山之南，楚之西北，汉水之北，名曰汉中。”[2]2291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四四“汉中郡”条引《史记索隐》：“其地在秦南山之南，楚之西北，汉水之北，故曰汉中。”[3]《关中胜迹图志》卷一九《汉中府·地理》“释名”：“《汉书·地理志》：秦郡。《华阳国志》：‘秦惠文王二年置郡，因水名也。’《府志》：‘郡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故名。’”[4]561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建置二·本朝》“汉中府”条：“《府志》云：郡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故名汉中。”[5]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汉中府》“释名”：“郡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故曰汉中。”[6]民国《汉南续修志》卷二《建置·历代建置考·本朝》“汉中府”：“旧志云：郡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故名汉中。”[7]以为“汉中”得名，因在“汉水”与“汉山”之间。

通常理解“汉中”地名与“汉水”相关。或说古所谓“汉水”以“汉中”为起始点。《史记》卷二《夏本纪》引《禹贡》：“嶓冢道瀁，东流为汉。”裴骃《集解》：“郑玄曰：‘《地理志》瀁水出陇西氐道，至武都为汉，至江夏谓之夏水。’”司马贞《索隐》：“《水经》云瀁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地理志》云至江夏谓之夏水。《山海经》亦以汉出嶓冢山。故孔安国云：‘泉始出山为瀁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嶓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东南为瀁水，又为沔水。至汉中为汉水。’”[2]70,72《地理志》与《水经》说“汉水”起始于“武都”或“武都沮县”，孔安国则以为“至汉中东流为汉水”，《水经注·沔水》引孔安国说：“漾水东流为沔，盖与沔合也。至汉中为汉水，是互相通称矣。”[8]642宋毛晃《禹贡指南》卷二[9]、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一四上[10]532亦引此说。《括地志》也说“至汉中为汉水”。

由后世普遍认定的“汉中”向下游处，也有曾经称“汉中”的地方，使得我们认识到，对“汉中”得名由来在于“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的说法，或许还可以再作思考。

汉江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在汉文化形成之前，在秦统一之前，秦与楚曾经并为强国。曾经有“天下莫强于秦、楚”“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11]242,239，“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2]卷六九《苏秦列传》，2260的说法。而秦人先祖曾经在西汉水上游活动，楚人先祖曾经在丹江上游活动。秦人和楚人都曾经利用汉江流域作为早期崛起的根据地[12]。

2. 两个“汉中”：秦汉中与楚汉中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汉中郡”“汉中府”“汉中道”条。“汉中郡”条：“战国楚地。秦置汉中郡。汉初为汉国。后仍为汉中郡。治南郑。在今陕西南郑县东二里。三国属蜀。魏克蜀。兼治梁州。”[13]1102《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同样设“汉中郡”“汉中府”“汉中道”条，“汉中郡”条写道：

汉中郡 战国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置，治所在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东)。因水为名。辖境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留坝、勉县以东，乾祐河流域及湖北郧县、保康以西，米仓山、大巴山以北地。西汉移治西城县(今陕西安康市西北)。东汉复还旧治。东汉末为张鲁所据，改为汉宁郡。建安二十年(215)复改汉中郡。[1]832-833

指出“汉中郡”治所秦与西汉曾经有所变化，秦在南郑，西汉徙至西城，东汉复还南郑。其实，应当注意到，战国时期秦、楚各有“汉中”。汉中郡治曾经确定在西城，或许与“楚汉中”建置有关。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惠文君更元十三年(前312)，“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2]20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九年(前238)，平定嫪毐之乱，“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县属汉中郡，在益州部，接东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2]227,229《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张守节《正义》：“惠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2]2542-2543文献所见“楚汉中”是明确的。《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史记》卷四〇《楚世家》：“(楚顷襄王横)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张守节《正义》：“谓割房、金、均三州及汉水之北与秦。”第1735页。据《楚世家》，时在公元前280年。“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2]2483-2484此秦、楚军事与外交的焦点“汉中地”，即“楚之汉中地”。

《战国策·秦策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条：“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本。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甘茂谓王曰：‘地大者，固多忧乎！天下有变，王割汉中以为和楚，楚必畔天下而与王。王今以汉中与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11]121-122《战国策·秦策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条：“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曰：‘不拔宜阳，韩、楚乘吾弊，国必危矣！不如许楚汉中以懽之。楚懽而不进，韩必孤，无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冯章许楚汉中，而拔宜阳。楚王以其言责汉中于冯章，冯章谓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谓楚王曰：寡人固无地而许楚王。’”[11]153此“汉中”为秦地。

又《战国策·秦策四》“秦取楚汉中”条：“秦取楚汉中，再战于蓝田，大败楚军。”[11]223《战国策·楚策二》“秦败楚汉中”条：“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整理者汇注引《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年间刊刻鲍彪注吴师道校本：“此三十年，秦伐我，取入城，宜得汉中。”[11]530-531则言“楚汉中”。

杨宽《战国史》写道，公元前312年，“楚大举发兵进攻秦、韩”，“秦这时分三路出兵加以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统率，从函谷关进入韩的三川地区……中路由庶长魏章统率，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出发，经武关，到商於之地反击进攻的楚军。西路由甘茂统率，从南郑(今陕西汉中)出发，向东进攻楚的汉水流域，配合魏章一起攻取楚的汉中”。对于甘茂军进军路线，注引《史记》：“《史记·甘茂列传》称甘茂‘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悦)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14]361除甘茂故事外，《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述樗里子事迹也写道：“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载张仪恐吓楚王语说到秦占据长江上游，可以利用水运条件的优势地位：“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第2290页。 [2]2307

现在看来，秦汉中与楚汉中因汉江水路交通上下联系。秦人占据上游优势，是成功夺取楚汉中的有利因素之一。

3. 东周与秦代“汉中”的文化空间位置

李学勤分析东周时期的区域文化形势，划分了7个文化圈，即：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中原文化圈，秦文化圈，吴越文化圈，楚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15]11-12。

汉中地方在“秦文化圈”与“巴蜀滇文化圈”相交接的位置。

秦惠文王时代，秦完成了对蜀地的占有。秦人兼并蜀地，是秦首次实现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于是为后来统一事业的成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通过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秦文化在与其他地域文化体系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时保持主动性的地位和作用。而蜀人当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实现的历史性进步，也是应当肯定的。可以说，秦经由汉中兼并巴蜀，完成了统一事业的重要步骤[16]。秦人兼并蜀地之后，即在国力的对比上处于领先地位，正如蔡泽所谓“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11]216。

汉中作为蜀道即“栈道千里于蜀”这一交通系统中最重要的枢纽，在“秦文化圈”与“巴蜀滇文化圈”相互沟通与融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

4. 刘邦居汉中与秦楚文化的交汇

由上文有关“秦汉中”与“楚汉中”的讨论可知，广义的“汉中”曾经是秦楚激烈竞争与秦文化和楚文化交汇的地方。

李学勤在介绍东周时期的楚文化圈时，指出，“随着楚人势力的强大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渐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李学勤强调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许多学者所公认的：“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15]12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同步，楚文化的重心地域曾经有所移动。

楚文化的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17]。但是在其西面，其影响后来竟然左右了历史走向。

秦的统一，使得秦文化出现征服其他区域文化的强劲态势。不过，这种征服，在楚地没有获得全面成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体现楚人坚守自己文化传统，并诉诸政治反抗与军事竞争的决心*秦末民众暴动，项梁、项羽军中谋士范增在分析政治形势时引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间舆论。《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前往军中向项梁建议：“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项梁赞同他的话，“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第300页。。对于秦始皇以交通形式炫耀威权的出巡仪仗，两位楚人有不同的言辞表现。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2]卷七《项羽本纪》，296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2]卷八《高祖本纪》，344

随后又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使得楚文化直接进入汉中地方。《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2]316应当注意到，虽然有“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的说法[2]卷八《高祖本纪》，367，但刘邦封汉中，是张良策划与争取的结果。《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留侯”条：“为汉王请汉中地。”[2]891《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关于“使请汉中地”，裴骃《集解》：“如淳曰：‘本但与巴蜀，故请汉中地。’”[2]2038-2039张良的深谋远虑，包括对汉中地方重要战略地位的准确判断。

刘邦建国于汉中。刘邦功臣集团的主要成分是楚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2]367《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也有“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的说法[2]2611-2612。韩信亦曾言“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称之为“义兵从思东归之士”[2]卷八《高祖本纪》，367。据陈直研究，《铙歌》中有的内容，即“士卒皆歌思东归”的文学遗存。虽然刘邦楚人部属有“望归”“思东归”的情绪及“行道亡”的行为，但是在汉中的行政经营及“决策东乡，争权天下”[2]卷八《高祖本纪》，367，“欲东”“欲争天下”，最终“举而东”[2]卷九二《淮阴侯列传》，2611-2612所进行的积极准备，必然促成楚文化与当地秦文化一定程度上的融合。

5. 汉文化形成进程中“汉中”的作用

李学勤所说东周秦代的7个文化圈，对汉文化生成的影响有强有弱。应当说，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在西汉时期融并而一，显现为以“汉”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终于形成。“汉”作为内涵宏大而影响久远的文化实体的代表性符号之出现与汉中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具体说来，西汉时期齐鲁文化的西渐，在长安实现了儒学成为意识形态正统的文化史的重大定局。而儒学进一步的扩展性影响，有著名的文翁故事。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文翁》记载：“(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政府组织的留学进修制度，可能就发起于文翁。一时“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参看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998年版，第174-175页。[18]3625-362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18]1645除文翁在蜀地经营儒学教育，“教民读书法令”之外，“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蜀地名士“文章冠天下”，都通过蜀道发生文化影响。而汉中作为文化中继站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列录77人中，齐鲁人45人，占58.44%；卫宋陈楚吴人12人，占15.58%；秦人2人，占2.60%；籍贯不明者18人，占23.38%。《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所列录的西汉前期著名儒生，仍然以齐鲁人为主。所见39人中，齐鲁人28人，占 71.79%；其他燕人、砀人、温人、广川人、雒阳人共计7人，占17.95%；籍贯不明者4人，占10.26%。然而，据《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的记载，综合考察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情况则已经有所不同。我们看到，齐鲁人在西汉名儒中占45.60%，出身其他地区者占46.11%，籍贯不明者占8.29%。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的儒学学者中，有远至蜀、淮南、九江、江东，甚至苍梧的。其中蜀地名儒值得注意。分析《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中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占36.36%，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者，占63.64%。其中关中学者占6.82%， 河南、河内、南阳学者占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占6.82%，巴蜀学者占10.23%。巴蜀儒学学者的比例特别值得注意。他们继承和发扬儒学传统，必然通过蜀道交通实现。巴蜀学者的求学之路，多经过汉中[19]。

6. 汉中人张骞对于汉文化扩张的贡献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汉中郡”条王先谦《补注》：“郡人张骞，见本《传》。”[20]772张骞是西汉汉中一带出身声望最显赫的名人。

汉武帝建元年间，汉中人张骞以郎的身份应募接受联络大月氏的使命，率众自长安出发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拘禁十余年方得逃脱。张骞继续履行使命，又西越葱岭，行至大宛，抵达大月氏。后来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一年后乘匈奴内乱，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最终只有两人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细心调查了附近国家的国情，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张骞又曾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为了解地理情势及水草资源，为远征军的胜利提供了交通条件的保障，功封博望侯。张骞又奉命出使乌孙。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地区50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376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与汉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21]卷八八《西域传》，2931。汉文化的影响扩展到极西之地。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句后写道：“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2]3169司马迁以“凿空”一语，高度赞扬张骞的历史功绩。汉中人张骞外交实践的成功，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张骞成就的功业，也是汉中地方的历史光荣。

7. 张鲁的政教合一尝试与东汉末年汉中地方史的再次辉煌

《史记》(包括三家注)出现“汉中”117次。《汉书》(包括颜师古注)出现“汉中”77次。《后汉书》(包括李贤注及《续汉志》刘昭注补)出现“汉中”95次。《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出现“汉中”228次。可知在汉初与汉末，汉中曾经两度成为史家关注的文化地理重心。

东汉末年，与张角等人借助宣传原始道教策划发起黄巾暴动同时，道教的另一派“五斗米道”在交通相对隔闭的秦岭巴山之间取得了特殊的成功。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以符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于是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其孙张鲁传其道，在汉末战乱中据有汉中地区。他自号师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用长吏。诸祭酒于途次作义舍，置义米肉，行路者可以量腹取足。道徒有病，令自首其过。百姓犯法，3次宽恕，然后才行刑。张鲁占据汉中的20多年中，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比较安定。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一次信仰与行政相结合的有意义的尝试。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灭张鲁。他评价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的性质，称之为“此妖妄之国耳”[22]卷一四《魏书·刘晔传》，445。此后“五斗米道”依然流传，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

刘备随即夺取汉中，诸葛亮以此作为北伐的基地。张鲁集团、曹操集团、刘备集团争夺汉中的战争历程，书写了壮丽生动的英雄主义史诗。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自己读史的情趣倾向：“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善也。”[23]186他所说的第四个历史阶段即“三国竞争之时”，因“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使“览史”者激情振奋。而“汉中”，正是这一历史演出的重要舞台。

与汉初刘邦和他的战友们在“汉中”建国创业形成历史对照，420余年之后，“汉中”再度成为英雄主义精神得以辉煌表现的文化闪光点。秦汉时期“汉中”的历史演进和文化丰收，确实“令人喜读”，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