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昌 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诗经》“二南”是指《诗经》十五国风的《周南》《召南》(以下简称“二南”)，是《诗经》最重要的部分，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也是《诗经》研究中分歧最多的部分。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二南”的编排体例与其他十三国风有所不同，成为研究者探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二南”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地域性特征，一直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世纪以来，围绕“二南”的时代、内容、地域等，在传统经学、理学、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尤其对“二南”地域问题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二南”诗与汉水流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汉水流域的文化特征。梳理二十世纪“二南”研究的发展过程，对于“二南”的进一步研究不无裨益。

一、 多角度、多维度的《诗经》“二南”研究

近代以来，《诗经》研究已从过去的经学、理学研究中剥离出来，注重了《诗经》的文学的价值。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谈》中说：“《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惰酒，……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1]334把《诗经》称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有见地的评价，在没有否定《诗经》作为经的性质下，指出其文学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在近代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诗经》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态势。他们不仅反对《诗经》的经学化倾向，而且提倡《诗经》是俗文学(白话文学)的开端，如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就认为《诗经》有许多俗文学的内容。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最早的提纲里，就把《国风》列入的，尽管书成后没有涉及《诗经》，他解释说刚从国外回来，手头没有资料，而书中是从汉代开始的，但他的思想里，还是认为《诗经·国风》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开始。

在论述到“二南”作品时，很多学者发表了文章，讨论“二南”的时代、内容，同时也都涉及到地域问题。陈槃《周召二南与文王之化》一文着重论述了“二南”的来源和性质。他认为“二南”是东迁后的诗，除《关雎》《汝坟》两篇是河南北部的诗歌，《何彼穠矣》为东都近畿作品外，其余都为江汉流域的文学。采诗的周公、召公非西周时的周公、召公，而是春秋时的周公、召公。陈氏的论述旨在说明“二南”与文王之化的关系是汉人造出来的，进而从时代上彻底否认了“二南”与文王的关系。[2]424顾颉刚对“二南”的研究也值得重视。他的《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起兴》等都涉及到“二南”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论断。[3]402,589,672刘节《周南召南考》通过文献史料、金文材料及《诗经》诗篇，认为：“‘二南’地域，就诗观察之，北底河，南至江，奄有陕南、豫西、川东、鄂北四省之境……(秦岭)其阳即汉水流域，当今汉中之地，与南阳、南郡毗邻”。明确了“二南”的地望。[4]47-38陆侃如《二南研究》对“二南”的时代、“二南”的地点、“二南”的内容做了粗略的研究，他认为，“二南”是东迁后的南方文学，是《楚辞》的先导，具有南方语言音节系统，内容上能够反映南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5]126。除此之外,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匡斋尺牍》等对诗义的阐发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有许多启迪。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与地下考古资料对“二南”许多作品的考证，言之有据，令人信服。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论著中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用《诗经》中的材料，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来建构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学说，对“二南”的篇章进行了新的解释。朱东润提出的国风非出自民间的观点，大胆质疑，后人多有从者。李文派《二南之修辞》主要从语言学方面对“二南”作出研究。胡适《周南新解》、张寿林《周南新探》、许笃仁《周南补话》、鲁肃《诗国风“周南”“召南”考》等，他们试图对《二南》的基本问题作出新的阐释，有些甚至出现了新的附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诗经》研究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用庸俗社会学的方法对《诗经》及“二南”进行研究，使《诗经》研究的质量下滑，走入了低谷。改革开放以来，《诗经》研究出现了新气象、新面貌、新方法，学者们的认识也出现了视角多元化、新颖化的特点，“二南”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首先，注意了引入新方法，其研究思路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诗经》“二南”的研究，如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从兴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及其对诗歌艺术发展的影响，探究诗的兴象内涵，为探求诗义提供了线索。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从大量语源学资料出发，通过对《诗经》与原始文化关系的深入考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王政《<诗经>文化人类学》继承了闻一多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语言学、考古学、植物学、医学、人类学资料及历史史料，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试图破解《诗经》的诸多问题，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是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注意周代民俗文化在《诗经》中的体现，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专著，如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从不同侧面就《诗经》所遗存的民俗文化现象和有关疑难问题展开论证，部分文章还揭示了民俗的宗教文化根源。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展示了《诗经》所反映的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再现了《诗经》民俗文化内涵及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吴晓峰《<诗经>“二南”篇所载礼俗研究》，是一篇博士论文，该文材料充实，论述充分，对《诗经》“二南”所载礼俗进行了深入发掘，充分反映出周代社会生活中礼与俗相互结合的性质。

再次，是本世纪以来考古资料的发现，对《诗经》及“二南”进行研究。如《诗经》及“二南”作品的文本、时代、题旨、诗义以及有关的名物、训话、典章、制度等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而考古发现提供的铁的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是”或“证非”，从而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推动《诗经》研究的发展。安徽阜阳汉简，敦煌经卷写本对《诗经》文本异文的辨识、传播系统的考察等都有重要的作用。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孔子对《诗经》的评论，与《论语》都有很大的不同，对《诗经》及“二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上述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6]，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及其文献价值》[7]，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9]，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10]，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11]，黄怀信《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12]，萧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13]，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14]，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15]，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儒家<诗>学研究》[16]，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17]，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18]等专著中。总而言之，正是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使我们认识到《诗经》特别是《国风》文本演变的内在规律，及流传状况，后人对诗义、诗旨的解读评论等，为完整全面的理解《诗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角度之外，有的学者还从语言与训诂学角度研究《诗经》，如王力的《诗经韵读》系统详尽地分析《诗经》押韵规则的同时，在其中各篇章词句标注了具体韵部，是其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范例。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向熹《诗经语言研究》是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诗经》语言以及有关问题的专著，除考察《诗经》文字、词汇、句式、语法之外，还广泛涉及音韵、章法和修辞等。郭晋稀《诗经蠡测》以声韵、训诂、史实并重的方法，对《诗经》中的重点、难点或疑而未决处进行考证与诠释。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从心理学、植物学等其他领域，对“二南”进行研究，在此不一一赘述了。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百链图书馆等检索《诗经》“二南”的期刊论文有40多篇，硕博论文近10篇，主要是对“二南”的地域、时代、诗旨、周代礼俗、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些文章里，主要涉及“二南”的地域性问题，特别是“二南”与汉水流域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这里重点介绍“二南”与汉水流域文化研究。

二、 “二南”研究中的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二南”，包括《周南》11篇，《召南》14篇。《周南》、《召南》因其命名却没有像其它《国风》一样命名为“某风”，而是称之为“南”，与《国风》的其它篇章迥然有别，其编次又居《诗经》之首，这就造成了“二南”地域的模糊性。针对“二南”的这种特殊性，历史上很多学者曾做过探讨，但至今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毓庆说：“从《诗经》结集的那个时代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经汉历宋，迄降于今，尽管每个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文化思潮也在变化，而对于《诗经》的研究,丝毫没有减弱。在历史的峡谷中，‘《诗经》学’与其他学术的发展一样，逐时而变迁。每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皆在阐释‘经典’中获得体现。”[19]24由于时代理念的差异，历史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研究者学养的高低之别，自然造就了“二南”研究角度的多样化，如经学的研究、文学的研究、理学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一部繁复的《诗经》学术发展史，往往肇始于对“二南”的解读与研究。

古代学者对“二南”的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把“二南”作为一个地域范畴，认为“二南”与其他十三国风一样，是地域性的诗歌，因此，提出了“周原说”(“岐山说”)、“周召分陕说”、“江汉流域说”、“南国说”(“小国说”)、“洛阳说”(“洛邑说”)等。另一方面把“二南”作为一个音乐范畴，提出了“南风说”、“南音说”(“乐器说”)、“诗体说”(“独立说”)等。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立场、视角所决定的，有拘泥于历史环境，有困惑于文献资料，有受限于时代影响，虽然每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不够全面客观，尤其是在结合文本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从《诗经》的编排体例与“二南”诗的内容来看，“二南”更多带有地域性的特点，与汉水流域具有密切的关系。周满江说：“《周南》、《召南》：这是两个地域的名称，……其地主要在江汉流域。”[20]24张良皋认为《诗经》十五风的编次是按照作品产生源流的先后顺序和流传路线而确定的，他在《巴史别观》中说：“十五国风首为《周南》，次为《召南》，地名出于周初制定‘分陕而治’的政局。周公治陕西，召公治陕东。周南地区在汉中盆地西部，召南在汉中盆地东部和南阳盆地。‘二南’地区是周的基本地盘，泛称‘南国’”[21]13。对此，潘世东在《汉水文化论纲》中，进一步阐发了张良皋的观点，并补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22]83。夏传才在《诗经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中说：“对于二南的解释，旧说虽然分歧，当代却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正确论证。五四以后至当代的学术界，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周南、召南原是地域名称，由古南国而得名，周南在今陕县以南汝、汉、长江一带，湖北、河南之间，召南在周南之西，包括陕西南部和湖北一部分。”[23]12-13刘昌安《“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从《周南·麟之趾》一诗入手，通过对“麟”的考察和辨析，以及文献资料的论证，认为“二南”诗是产生于汉水流域[24]。梁中效《<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认为，“二南”诗在《诗经》中地位独特，孔子不仅多次论及“二南”，尤其喜欢合于韶乐的“二南”[25]。汉水为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汉水流域的山水灵秀孕育了包括“二南”在内的中国早期诗歌。朱全国《浅议<诗经>与汉水的关系》，分析了《诗经》的地理位置与汉水流域地理位置的关系，论述分析了“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认为“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反映了汉水流域的文化在周王朝文化中的地位，然后从“二南”作为民歌集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与汉水流域的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6]。桂珍明、刘勇《从<诗经>看先秦时期汉水流域文化特征》，认为“二南”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先秦时期汉水流域文化特征，表现在五个方面，体现了汉水流域文化多元兼容性的特点。[27]邓亢、武凌芸《论汉水流域民歌与<诗经>的文化传承关系》一文，从题材传承、情感传承和艺术表达手法传承三个方面论述了汉水流域民歌对《诗经》“二南”的传承关系，发掘汉水流域流传民歌的美学内涵，弘扬了陕南民歌特色[28]。桂珍明、杨名、张丽娜《从<诗经>“二南”看汉水上游与秦楚、巴蜀文化的关系》认为，《诗经》“二南”与汉水上游文化地理区域相重合，可以从汉水流域神话、行政区划及语言风俗、考古文化得以印证。[29]进而分析了《诗经》“二南”与《楚辞》《诗经·秦风》的关系，指出了汉水流域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赵阳《<诗经>与汉水文明关系浅谈》从具体的诗篇入手，分析了“二南”是汉水流域的作品，是汉水文明的体现[30]。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二南”与楚文化和巴文化、“二南”与楚风、“二南”与楚歌关系的文章，涉及了汉水流域，如蔡靖泉《<诗经>“二南”中的楚歌》[31]，欧雪松《<诗经·国风>中为何没有“楚风”》[32]，龙文玲《论<诗经>“二南”与楚歌》[33]，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34]，唐世贵《从<诗经>“周南”、“召南”看楚风与巴蜀文化之关系》[35]，张强《<诗>“二南”考论》[36]，郑志强、周颖《<周南>、<召南>之“南”正义——兼论二<南>与“楚风”的关系》[37]，王剑锋《<国风>与“楚风”和楚文化关系综论》[38]，王泽强《<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39]，雷莎《<诗经>中“二南”即楚风论辩》[40]，刘娟《<诗>二南再考论》[41]，陈国志《<诗经·二南>中的巴地民歌文化考论》[42]，何易展《<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43]等，这些文章在辨析“二南”与巴楚文化和楚风的关系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给人启发，值得重视。

除了上述的专著与期刊文章论及“二南”及汉水流域文化外，还有一些硕博论文也把“二南”作为研究的对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勇五《<诗经>“周南”“召南”名义、地域及时代考》[44]分三个部分分别对“二南”的名义、地域、时代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部分对“二南”名义研究的考察，分析了从战国到近现代阐释“二南”名义的八种学说，和这些学说的演变、传承;第二部分对“二南”地域研究的考察，提出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四个主要学说，并对这四个学说进行了分析、辩证；第三部分对“二南”时代研究的考察，提供了关于产生年代的四种主要学说，也对它们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论文资料丰富，论证有力，显示了较好的学术功力以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对“二南”地域问题的评判还有待深入。吴晓峰《<诗经>“二南”篇所载礼俗研究》[45]是研究“二南”的礼俗，认为“二南”所载各种民俗内容集中体现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是西周礼乐精神的代表和反映。论文的研究使我们充分认识周代社会的有关生产生活情况，揭示出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的民俗文化特征。论文尽管不是对“二南”地域问题的探讨，但在第一章里还是集中探讨了“二南”释义及地域问题。论文细致梳理了前人对“二南”地域的不同解说，坚持传统的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观点，肯定了今人金景芳的论述，并对金景芳先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补充，持论平稳，分析也见功力。张春珍《二南诗论》主要探讨了“二南”的命名、创作时间及地位和特点[46]。在对“二南”的命名问题分析时，分别解释“周”、“召”和“南”的名义，对“周”和“召”的名义总结出两种说法，对“南”的命名概括了五种说法，并对这些说法进行深入考察分析。论文基本上是对传统观点的继承，认同“二南”作为地域的合理性，并对“南国说”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认为“二南”作品是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上游的作品。论文注意吸纳了历代的观点和现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引证的资料丰富，论证充分，持论也较公允。郑丽娟《<诗经>“二南”与周代礼乐文化》[47]是把《诗经》“二南”放在周代礼乐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综合的研究，在论及“二南”的地域问题时，论文认为，周南、召南的得名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周南即成周以南，依孔颖达《正义》所言“召是周内之别名”，召南应是成周以南即周人观念中“南国”的一部分，故把周南和召南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更为恰当。这种看法也是对传统观点的继承与完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昌礼《<诗经·二南>研究》[48]有一个专章论证“二南”的地域及文化特征。论文在“二南”地域考辨的基础上，对《二南》诗歌的源流、“二南”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二南”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其结论是：“二南”地域本属江汉流域，其文化主要源于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在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长期交融的过程中，“二南”渗入一些北方文化的因子，但它的文化血液中乃为南方文化的基因，表现出强烈的南方地域文化特征。论文的观点虽然没有新的突破，但对各种观点的辨析，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辛娜娜《<诗经·二南>研究》在对“二南”地域论证时，从西周初年的诸监制度与分封制度及《二南》诗篇的内证方面论述《二南》是江汉流域姬、姜姓诸侯国的诗[49]。虽然“江汉流域说”不是新的观点，但在论证过程中，结合史料的外证与作品的内证，论析精当，扩展了视野，使此论点更加充实可信。戚小漫《<诗经·二南>婚恋诗研究》集中研究了“二南”中涉及婚恋内容的18首诗，认为“二南”作品是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部，从地理环境做了一定的探索，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50]。刘茜茜《<诗经>“二南”若干问题研究》用了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二南”名义、地域，并选取了重要的诗篇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二南”是周、召二公据流行于江汉流域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音乐而改制的乐调，“二南”诗的产地为今陕西境内、河南境内、江汉流域[51]。此观点也是借鉴前人的说法，并没有新的突破。

综上，在《诗经》“二南”的地域性研究中，体现了汉水流域文化是“二南”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二南”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二南”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一是在观念上，有一些研究还受陈旧的思想影响，解《诗》受儒家的“诗教”的影响，将诗与历史进行类比，忽视了上古时期纯朴的民间歌乐性质，或者拘泥于字句的解读将“南”与木、石、钟、鼓等相联系，完全肯定“二南”是音乐性质，进而否定诗的地域性特征。二是在方法上，过于求新，研究思路方法有很多臆想的成分，如有研究者提出“二南”是周公、召公后裔南迁的地域，其25篇作品有“移民史诗”的性质。该研究者认为，“周南”是周公的本支之族在周幽王时受到排挤，南逃到淮水之滨，同另一个周公之族的后裔蒋国会合之地，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境内。周南即是地名、国名，它的君主，在重新回归东周之前，可以暂称为“周南公”。“周南”十一篇是讲述他们在南迁之后生活的诗[52]17-19。“召南”是召公之族在幽王时南迁之地的诗，具体地望在今湖北武汉周围地区。“召南”十四篇讲的就是召族南迁的生活和史事[52]32。而对“二南”具体作品的解读，也都用周公、召公之族南逃之事比附，如《周南》第一篇《关雎》，“这篇诗讲南迁之后第一代周南公在当地物色一位合意的配偶的艰难曲折过程”[52]20。如《召南》第一篇《鹊巢》，“说的是随着褒姒归周”[52]35。这样的解释，牵强附会，于诗无证，于史无征，较多的是臆断。本欲立新，但“守正”才能出新，如果对前人的研究弃之不顾，得出的结论难令人信服。

因此笔者以为，《诗经》及“二南”研究除了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开拓创新外，还可以在两个领域展开研究，一是跨学科的研究，一是结合地域文化的研究。

跨学科研究，就是要开阔研究视野，注意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文化热潮下，文化批评模式(也有人称为“文化诗学”)的转变，使《诗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尤其是对《诗经》民族文化精神的探讨，使《诗经》的价值意义更为凸显。此外，文化人类学研究，在老一代学者闻一多、郑振铎等《诗经》研究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像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王政《<诗经>文化人类学》等重要成果。还有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发现，如敦煌经卷、湖北荆门楚简、安徽阜阳汉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等，都有《诗经》的内容，使《诗经》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结合地域文化研究，能使《诗经》的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加深对《诗经》内容、艺术及文化精神的多维认识，挖掘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服务地方经济，提升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使文学经典与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如《诗经》及“二南”与汉水流域文化研究，就使我们能对上古汉水流域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大轮廓的了解和初步的认识。我们知道，从《诗经》里表现出的农业生产状况还是十分粗放的，比如反映汉水流域的诗篇《大雅·旱麓》里有“瑟彼柞棫，民所燎矣”，有的学者研究认为这是西周农业生产中的“撂荒农作制”[53]3。还有《大雅·棫朴》：“芃芃棫朴，薪之槱之”。《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葘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据；攘之别之，其檿其柘”，《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等，都是当时除草除木、开垦荒地的生动写照。在今天的农业生产中，这种作法还是局部被采用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单纯的开荒种植，而是把除草除木当作农田用肥来处理。有的地方，将水稻收后，将稻草焚于田中，麦收以后，亦作同样处理。其他农作物生产亦效之，这也叫“菑”也叫“燎”。有的丘陵上的荒草亦被焚烧，然后再种植，像山区还专门有烧山的习俗，这可以看作是先周时代农业耕作法的遗风。

再比如，我国古代手工业中的丝织业和葛麻纺织业，在周代社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诗经》许多处都写到了这个方面。在这里，我们只着重论及产生于“二南”地域里的《葛覃》一诗，谈谈它所表现出的周代社会的麻纺织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当今的认识价值。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三块珍贵的葛布残片，这些纺织品是五千多年前我们祖先的杰作。后来在河北藁城又出土了商代大麻布残片。这些出土的实物，就是我国四五千年前利用葛麻作为纺织原料的可靠见证。在《诗经》中，提到麻、纻、葛的诗句有几十处之多。西周王室还设有“典枲”的职官，专门掌握麻和纻的纺织生产(《周礼》)，又设立了“掌葛”的官职，专门“征絺、绤之材”和征草贡之材”，也就是征收麻、葛等类纺织原料。最早纪录我国劳动人民进行葛脱胶和纺织加工的是《周南·葛覃》*脱胶：从韧皮纤维除去植物胶质的过程。有“浸渍法”和“化学法”。 参见《辞海》(缩印本)1516页“脱胶”条。，即《诗三百》篇的第二篇。诗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之，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这里，不仅描绘了葛的形态，而且也说了把葛刈回来用濩(煮)的办法进行脱胶，最后把得到的葛纤维按粗细不同，加工成絺或绤。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几千年前，汉水流域的先民们已经懂得葛麻纺织的技术，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综上，《诗经》及“二南”研究不仅要立足于文本，在文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其他学科切入，特别是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也能获得许多的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