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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史记中的音乐思想

2018-04-03仝智倍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关键词:礼乐司马迁史记

仝智倍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三门峡市 472000)

引言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就是《史记》。《史书》记录了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从各个方面记录了从轩辕黄帝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其中涉及了地理,历史,天文,科技等很多的方面,在音乐方面,《史记》中有《乐书》这一部分,它建立了中国古代音乐的体制。对于现代的音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体现了司马迁伟大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所以,树立《史记》中的音乐史料,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一、自然与音乐的关系

《史记》中的《自序》曾经说过一段内容,描写了自然与音乐的关系。《史记》中,对于音乐与自然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律书》一书中。《律书》主要写了自然与音律之间的关系,对于十二律名进行了解释。解释了决定万物生长的意义。并将八风,十干,二十八星宿,十二支与十二律相配。在这里八风指的是八方来风,作者为什么要将十二律与十干,十二支,八风和二十八宿相联系呢?为此,得出以下结论,《律书》认为音乐能与自然界中的风,雨, 雷,电相通。能使万物变得成熟,能和自然界中的同类相通,不仅能与自然界中的万物相通,更能体现音乐的律动。体现了宇宙中万物息息相关的规律和宇宙的和谐,宇宙运动的规律。而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应尊重这一规律,由此可见,《律书》中更加突出了音乐的重要性,也能体现了音律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时,《律书》还为阴阳五行的思想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显示了汉代以后神学思想的特征。根据这一原则,《律书》认为律是万物的根本,也是宇宙万事的根本。《律书》还认为军事是六律对于万物的意义的突出表现。以武王伐纣为例,通过音律来指挥将士们作战,更加地说明了武王的残酷霸道,《律书》中说听见的声音就像看见了自然界中的万物,由此可见,虽然说得是军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音乐的重要性,重点描述的是音乐的物理属性。描写音乐与自然的关系[1]。

二、人及社会与音乐的关系

《史记》认为万物的根本就是音乐的音律,万事的根本也是音乐的音律。这就说明了音乐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首先,《史记》认为宇宙的运动与和谐就是音律的体现。它既能感动人也能感动宇宙的万物。所以《乐书》中曾说过一句话来描写音乐与人和自然的关系。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思想,但是和以前的人不一样的是,《乐书》与人体的无常,五脏相联系,强调了音乐的重要性。强调了音乐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乐书》也要求对于礼,乐之间的配合。防止人们走上歧途,让人们走上正道。“乐由内出,礼由外入。口言仁义之道,足行恭敬之容。”孔子曾经主张过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而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乐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由此可见,在《乐书》一书中,描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了音乐对于人的作用。是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但是认为音乐的作用并不是发展,而是防范,使人们都合乎于礼的规范。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了《史记》不光光是重视音乐对于个人的发展,还强调了用音乐来教育人们,治理国家的作用。但是与古人不一样的是,“就像大夫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谙以鸣,大小相益。”这句话中,就提出了用琴弦来比作君臣,把弹琴比喻成治理国家的理论,认为,琴的成都为八尺一寸,是正确的长度。用宫,商,角,羽比作君,民,臣,物,事,而用琴弦来比喻君臣的关系,用弹琴来比喻治理国家的道理。而这也是在音乐美学中,阴阳家的反映。带有汉代特有的显著特点[2]。

三、政治与音乐的关系

在《史记》中,司马迁认为政治环境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音乐兴起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政治环境要安定统一。《乐书》中曾记载过,治定功成,礼乐乃兴。这也就说明了社会政治的状况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当社会环境相对于安稳,国家统一,国泰民安,音乐才会兴起,而另一方面,司马迁认为,在维护和保持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中,音乐起着重大的作用。越是在政治环境安稳,人们安居乐业的环境下,音乐发展的越好。越是需要礼乐来做节制。音乐的真正意愿就是要制造快乐,制作乐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的内在情感适度的表现出来,因此,音乐能够制约人们的情感,约束人们的行为[3]。如果人们的内心情感得不到释放,人们就会有不正当的表现,而这一切又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国泰民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很多时候,古代的皇帝都很喜欢用音乐来调和人民的性情,让人们展现出友好,善良的一面。只有人民的行为举止正常,才能让国家的安定有保障。所以说,在维护和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方面音乐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音乐中的乐和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音乐的败坏和礼节的崩塌也是同时发生的。而社会分化的日益突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变得有对抗性,而原有的音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乐的形式还在,但是内容已经不复存在了,和原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这个时候,“诸侯膺天子礼”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建立。而且,虽然国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的地位却能带来很大的利益。在春秋时期“就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租者不可胜数,”就是说国君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古人为什么把礼和乐联系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二者的相结合,能够起到调和和制约的作用。由此可知,礼和乐是当时的最高级别的文化,是国君治理国家的高级手段。统治者就是通过这种高级手段来治理国家。强化治理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他来形成政治期待,并把它转化为政治的象征。保障社会和国家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也体现了孔子的说法,仁要在礼的前提下实施。司马迁也曾经说过,发展礼乐也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满足社会对意识的要求[4]。

四、道德修养与音乐的联系

司马迁认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尺度的重要指标就是音乐。他在《乐书》中说“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也就是说用礼乐来评判一个是否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谦谦君子。只有有道德修养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礼乐的意义,才会真正在其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司马迁认为礼乐主要在道德方面对人们进行教化。礼乐可以知道民心,让人心变得善良。所以人的道德修养和礼乐是相辅相成的。礼乐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对善恶有正确的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懂得做人的道理。道德高尚的人之所以喜欢音乐,是因为音乐在人的情感表达上有着重要的作用[5]。音乐能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控制人们的感官欲望。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能够领悟出音乐中蕴含着的深刻道理。这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司马迁在《史记》中肯定了音乐具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作用。认为人们欣赏音乐就是为了修身养性。《乐书》中说“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天子亲自来到明堂观赏音乐,之后天下的万千百姓在音乐的熏陶下,都洗清了心中的邪恶,净化了自己的灵,从音乐中吸取了活力,修养了自己的品行。并且主张君王一定要听音乐,要听高尚的音乐。这样做邪恶的事物才不会入侵到他的心里。《乐书》中还说“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这也就说明了音乐是君子修养身心的途径。司马迁说,人的心性和音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音乐可以调和人的内心,端正人的品格,动荡人的血脉。《乐书》中说“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也就是说,听音乐可以调养人的正义之心,圣洁之心,礼让之心,仁爱之心还有明智之心。而五音中,宫可以让人心温和宽广,商可以让人刚正好义,角可以恻隐仁爱,徽可以让人乐善好施,羽可以让人端庄好礼。由此可见,音乐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人的全面修养教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6]。

五、汉代音乐制度的与时俱进

在汉武帝时代,和之前的景帝时期相比,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汉代的几代皇帝尊崇的思想都是老子的无为之治。所以到了景帝统治时期,人们休养生息,社会安稳,经济繁荣,所以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几十年间,人口增加了许多,但是,虽然表面经济繁荣,社会安稳,但是并不代表内里的平静[7]。内忧外患的社会情形迫使武帝一定要有所作为,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能再用无为而治来应对当下的问题,所以在当时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因为儒家既没有墨家的反对音乐思想,也没有法家的忽略人情的血腥政治对比,所以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儒家,因此,儒家对于统治者的政治更具有可行性。而司马迁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并不是照样的重复儒家传统的思想,而是通过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清不同社会阶段的现实发展进程,反复思考去发现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特点,并提出自己的观点[8]。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史记》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从五方面来看,这五个方面共同展现了音乐的关联性。《史记》中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典型的儒家特色,为后人研究儒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古时候的音乐美学。通过对《史记》中音乐思想的探讨,不仅能丰富我国的音乐史,还能够为后人进行文学研究提供宝贵的音乐资料。

[1] 周剑. 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解读[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4(1):63-66.

[2] 黄花云,王杰.《史记》中“和谐”音乐思想探析[J].武昌理工学院学报,2014(1):61-64.

[3] 张琪,王永航. 司马迁音乐思想在当代文宣歌曲创作中的继承与发展[J].北方音乐,2014(8):197-198.

[4] 董菲.司马迁“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探微[J].当代音乐,2015(3):20-21.

[5] 余英华.《史记》争让思想探微[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6):45-48.

[6] 曾剑.《诗经》战争诗思想及修辞艺术探微[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4(23):103-104.

[7] 杜晓诺.司马迁侠义思想研究[D].陕西理工学院,2013(11):102-103.

[8] 刘冬.从《史记·游侠列传》谈司马迁的侠义观[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10):13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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