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亚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0）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涌现出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鲁迅的《伤逝》和巴金的《寒夜》在关注知识分子生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视线落在知识分子情感层面的爱情世界。小说中两代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产生的，但是由于作家细腻的描写和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使得探究和分析这两个爱情悲剧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一、情为何物

从古至今，爱情一直是天下有情人笔下一道难解的题。从欧阳修的“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到元好问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无不显示了爱情作为人类的盔甲和软肋，一方面会让人变得更坚强，更强大，更加无所畏惧；但另一方面，有时却会使人拥有“阿喀琉斯之踵”，拥有了自己的致命伤。很显然，作为两部爱情悲剧，《伤逝》和《寒夜》里的爱情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反抗世俗的盾牌，但到最后却是男女主人公们走向悲剧性结局的致命伤。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两对伴侣“生生死死两人怨，天人相隔罔成叹”呢？细读文本，我们方可一窥这悲剧的始作俑者。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鲁迅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魅力或许也体现于此：即便他写爱情并不多，留下的却特别精彩传神。在写到涓生对子君刚开始的感情时，他是这么描述的：“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1]228脚步声，作为心上人带有个人特征的独有标记，对于在情感世界里初尝甜蜜的人来说无异于悦耳的音乐，他们会满怀爱的心情，将平凡的事物赋予特别的意义，它不同于长班儿子的布底鞋发出的声音，即使与搽雪花膏小东西新皮鞋的声音太过相似，子君的脚步声对涓生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听不到会惦记、会胡思乱想，听到了，随着一步一步地靠近，涓生会欣喜、会迎出去。鲁迅不直接写怎样怎样的爱，而是将情愫寄托在对脚步声感知的刻画。从涓生由脚步声引起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来看，在初期他对子君的感情是十分浓烈而深厚的。这样的感情是从何而起的呢？从两人的相处模式来看，子君和涓生的分工是很明确的。“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暗示了涓生在子君面前是作为启蒙者以导师的姿态传播新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子君微笑点头的样子和稚气好奇的眼光作为“好学生”的标配则大大鼓舞了导师的士气，让涓生在两人单方向的互动中找到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而子君在交往半年之际发出的“独立宣言”则更是让涓生看到了启蒙在中国的光明前景和自己作为一个启蒙导师的价值。被需要、被仰慕的满足感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幸福感以及伴侣实现新思想体认的充实感，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便产生了涓生和子君之间爱情的化学反应，也引起了他向子君求爱的进一步行动和他们俩后来的故事。子君在故事开始的前期，所占比重不大，让人印象深刻的只是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独立宣言。因此，分析子君对涓生的爱情起源则有些不容易。不过从他们同居后子君的种种表现来看，她确乎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涓生的。无论是她烂熟于心的涓生的表白，还是面对行人讥笑、猥亵、轻蔑目光时的大无畏，将叭儿狗起名唤作“阿随”，最后回到冰冷父权世界时留给涓生的全部家当，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一个字，那就是“爱”。结合《伤逝》写作的时间——20世纪20年代，正是启蒙思想刚刚传播到中国的时候，新生事物与顽固的封建观念的搏斗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作为启蒙导师一般存在的涓生，对她一个女孩谈性别、谈家庭的新观念、谈西方文学、谈戏剧、谈诗歌，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带她看到了许多原来在闺房中永远也不可能看到的风景，在她感受种种旖旎风光的同时，也带来了子君对涓生的爱。但是，子君对于涓生的教导和启蒙究竟吸收、理解了多少呢？作为刚刚接触到新思想的青年女性，可以看出子君的主体性和独立意识并没有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局限，所以才会在被涓生启蒙半年之后，有了看似是革命宣言一样的“呐喊”。而且，从故事后面的发展来看，这声呐喊与涓生意会的所谓启蒙成功并不是一回事。喊出这句话的子君不过是从父权社会出走，头也不回地扎进了以丈夫为核心的夫权世界。所以说，对于启蒙思想的精髓，我们可爱天真的女主人公或许至死也未必弄个通透，但是或许正是那些概念、那些思想遥不可及的距离感使得传播这些理念的涓生形象显得更加高大，这也就使她对本就有好感的涓生更加仰慕，爱情更加忠贞了。

通过分析子君和涓生爱情的源泉和爱情发展的动力，可以看到，他们对彼此的感情在产生之初就存在着一些不对称和隔膜，他们的情感发展过程也是存在时差的。这些认知上的距离和价值观的误会也为后来两人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正如同居后不久涓生所说：“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1]232当男主角已经品透了存在于两个人身上的认知差距和个人追求上的不同时，女主角还一味地沉溺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庸常生活。这脱胎于平凡日子里的细微差距就好像是铁道岔口的两条交错的铁轨，尽管刚刚分开向不同方向时只是细微的角度不同，但随着列车向前飞驰，两条轨道终将越离越远，甚至永不再交错。

爱情在发展之初就存在问题的两个人，走向幻灭的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在巴金笔下，为何仍会有相似的悲剧结尾呢？巴金的《寒夜》写于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在褪去青年人的激情后迈入中年，并且已经有了一个13岁的小孩。可以说无论是创作背景还是小说的故事背景，《伤逝》和《寒夜》在时间上都有纵向相承的连接关系。在40年代，34岁的树生刚好是继子君以后接受启蒙思想的下一代女知识分子。小说并没有按照中国古典爱情小说的叙述模式，从两人相识、相知、相恋写起，反映两人关系走向的细致脉络；而是直击二人同居后的生活，从人到中年的男女主人公落笔。其实从某种程度看，也可以将巴金的《寒夜》看作是若涓生没有失业，子君也没有跟随父亲重回封建家庭，《伤逝》继续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续篇。与《伤逝》不同，虽然巴金并没有直接描写文宣和树生爱情的起因，但是从小说的一些细节中，我们还是可以寻得蛛丝马迹。在第5章，文宣和树生在咖啡店谈话的时候，文宣这样回忆起往昔：“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2]172在第14章，树生安慰病中的文宣时也说过：“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2]232而树生离开文宣去兰州以后，寄回的长长的分手信中则有这样一句话：“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2]339他们两个爱情的肇始是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理想，即一同办新式的、颠覆传统的理想中的教育。可见，爱情的覆灭伴随着理想的幻灭。在被新式启蒙思想的进一步感染后的两个年轻人，不仅身体力行地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模式，选择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不抬大轿、不拜堂，而且他们二人较涓生和子君更为进步，他们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局限在自身，拘囿在个人小家庭的实现上，他们能够依据当时时代的现状，结合自身的优势，提出能够为时代贡献力量的理想和目标，他们热情地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更加年轻的一代，从而让社会更加文明、更加清朗。纵使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纵使他们在启蒙的道路上已经更前进了一大步，最后却依然落得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结局。这样的悲剧又因何而生呢？巴金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个故事呢？这就要进一步分析他们的爱情悲剧了。

二、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出自《世说新语》，原文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意思是感情又怎么能承受这种打击呢？世界上脆弱的东西很多，作为感情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爱情可以算是其中一种。无论是在朦胧憧憬中萌发的爱情，还是在共同理想信念支撑下的爱情，都会因形形色色的原因走向分崩离析。本节将从内因、外因入手，仔细探讨两对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爱情承担了怎样的打击和不能承受之重。

在分析涓生子君的爱情起源时，也提到了鲁迅已经埋下了伏笔，但为何最终还是导向如此悲惨的结局？究其根本，是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从涓生的角度来看，客观上，当时封建、愚昧的社会环境使得这对挣脱封建规则束缚的年轻男女在开始新生活时历尽了困难，不仅处处碰壁才寻到住处，而且涓生的工作也作为这反抗的牺牲品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家庭的支撑者，社会给涓生的压力、日益明晰的生存困境让他渐渐从爱情的安宁和幸福中清醒过来，给他们的爱情蒙上了阴影。主观上，作为一个受到启蒙思想洗礼的新青年，涓生信奉的是个人主义，即个人拯救自己，个人对自己负责。处事方面则是绝对的真实和坦诚，而非面对现实的隐瞒。在生活难以维系的时候，涓生必然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在个人信仰不可动摇的背景下，他决定让两个人走向新的道路，再造新的生活，而不是一同灭亡。虽然他清楚在求得人生第一要义——生存的路上也是可以共同面对困难、共同渡过难关的，但是，从他先前在生活逼压下把阿随推到土坑里的行为和他之后暗示子君“如果他一个人生活更有可能谋到职位和生存下去”的一席话来看，他并未打算与子君同行。所以，在认定子君之前磨练出的启蒙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都是空虚以后，在他忍受够子君每天逼他温习往日温存的考验，逼他说出很多虚伪空洞、言不由衷的话语后，他选择在一个早晨说出了他所认为的真实。当他向着一切以他为中心而活的子君亮出这张“我已经不爱你了”的底牌之后，他们的爱情也就宣告结束了。其实到这里，无论故事的结尾子君是否在冰冷的父权世界走向死亡的绝路，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悲剧。

需要注意的是，对爱情悲剧需要负上一定责任的并不仅仅是涓生，作为女主角，子君也并非全然无辜。首先，从主观上看，子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启蒙新思想，但是封建观念仍然对她影响巨大，她口中“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宣言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意识。这种宣誓还没有上升到对整个父权社会、男权主义宣战的格局，她仅仅是以这种勇气冲出小家庭的束缚投入另外一个小家庭。在和涓生同居以后，她全心全意投入到家务的操持、做饭吃饭、为小油鸡和房主太太的明争暗斗中，却放弃了读书、思考、谈话这样形而上的生活追求，完全沦落为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除此之外，她给庙会买来的叭儿狗起的“阿随”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种父权思想给她的深刻影响。这种放弃“更新、创造”的选择和庸俗化的蜕变使这个人物形象不仅失去了前半段的光辉，也使自己在和涓生的爱情生活中丢失了结合之前的神秘感，失去了吸引力。结合时代背景看，20年代的社会对于女性还没有变得宽容。这个社会不仅是对于知识分子女青年，就算是对于冲破礼教束缚的男性也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涓生才会在流言的影响下丢了工作。因此，走出旧家庭的子君并没有机会在社会上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没有机会探索自己在社会角色中的潜力。这不仅仅使他们二人在涓生失业后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最终走向一个被迫抛弃的另外一个绝境，而且也逼迫子君在被涓生抛弃后不得不再次回到自己之前逃出的那个父权家庭。冰冷的社会舆论、冷漠的亲人关系、失去爱情的悲哀，这一切的一切犹如越滚越大的雪球，将这个想要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女孩重重的碾死了。

将《寒夜》和《伤逝》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具有互文关系的。因此，《寒夜》的文宣、树生二人爱情悲剧中的有些原因可以在《伤逝》的涓生、子君身上找到影子，比如树生的个人主义、文宣残留的封建意识、社会环境的恶劣带来的家庭经济危机等。但作为时代演进下发生的故事，《寒夜》中也有新的内容。就文宣这一方面来看，他主观上和子君存在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婚前和婚后个人观念的转变。我们从小说中他们偶尔追忆往昔时说的话，还有他安慰酒馆中喝醉的老同学，让他记得他从前的抱负并振作起来，可以看出，之前的文宣也是有自己的抱负的。他应该是一个敢于冲破传统的“觉新”式人物，他和树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怀着改变社会的美好愿望，始终怀有办好教育的崇高理想。然而，面对战争大背景下琐碎的家庭生活，他的志气、他的抱负被消磨得干干净净，迁居重庆后，他整日陷于妻子和母亲之间的战争之中，只想着如何维护好这个小家庭，怎样才能不伤害妻子，也不伤害母亲，怎样和好稀泥。更加可怕的是，一次次的调停工作使他的思维渐渐受到母亲所代表的传统夫权思想的牵引，原来被启蒙、被更新的进步思想却被渐渐磨没了棱角。比如第18章中，母亲提到树生如果离开后，要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妻子，他明明十分反感，却不敢旗帜鲜明地反驳，只是用贫困的理由给搪塞过去了。而对妻子的爱又使他在夫妻二人发生争执时，近乎本能地选择退让、道歉，完全没有是非对错原则，只是一味地压抑自己。在这两方势力的挤压下，文宣变得懦弱不堪，夹在妻子和母亲激烈争吵中的他，也只会用“你们不要吵……”五个字和蒙脸哭泣来解决困境，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气魄。在社会上，他终日忙碌于一个半官半商的出版社校对员的工作，将原来教育的理想抛在脑后。这些转变加起来，折损了树生对他的爱情。除了个性变化，文宣性格中所存在的“他者意识”，给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带来了很大程度的损害。

“他者意识”在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存在与虚无》中“注视”这一节有过细致的阐述。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在他人的注视下，主体体验到了“我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为他”的存在。没有意识中的“他者”，我的主体意识就不能确立。“我”只有把自己投射出去，意识到那个想象中的“他者”的存在，才能确认“我的”存在。以文宣在小说中与树生的争吵为例，分析一下他的“他者意识”：

她同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2]153

这里很清楚地写到文宣是意识到了母亲睡在隔壁，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表明他发现母亲其实是留意着他和树生的这次争吵的。因此他才会作出和理智相悖反的选择——明明想让步，却选择恶言相向，作出这样言不由衷的决定。为什么意识到母亲的关注目光后，他会不受理智的束缚呢？一方面，母亲一方所代表的其实是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即丈夫作为家庭的一家之长，拥有绝对的权威。作为丈夫，要能够管束住妻子，所以即便吵架，让步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他才会违背本心，为着所谓的面子和心爱的妻子进行无谓的争吵，在没有意义的争吵中度过的家庭生活自然不会让人有幸福感。另一方面，文宣的“他者意识”也间接反映出来在新思想和旧传统的搏斗中，主观上，他作为新人的抗争意识渐渐皈依于母亲所代表的封建势力，他就像那个从锁孔偷窥的人，意识到自己被另一个房间的母亲“注视”后，会为自己的退让念头感到羞耻，所以选择顺从母亲象征的传统意识，用和树生的争吵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从客观上来看，战争的大背景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无疑使得这个小人物的命运更加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鲁迅在《伤逝》中也曾写道，人的第一要义须是生存，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生命的完整尚不能得到保全，所以对以病残的身躯面对艰难时世的他来说，爱情或许太过沉重、太过奢侈。这与爱情以悲剧告终不无关联。

就树生而言，她主观上想“救出自己”的个人主义观念、追求幸福的蓬勃生命力、深刻而不可动摇的新思想是她出走的先决条件。而在客观上，文宣的软弱导致爱情的消失，一直对她怀有敌意甚至恨意的婆婆、少年老成对她也不亲热的儿子以及来自年轻英俊条件优越的陈主任的诱惑则一步步将她推出了那个没有希望、没有生气的家庭。她的出走，导致两个人的爱情最终走向破灭的结局。

三、情以何寄

小说文本作为一个载体，既是通过作者充满匠心的建构方式呈现出来，又在这些结构中寄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两部小说完成于不同的年代，但他们除了视角的选择、题材的确定具有相似性之外，结构上也有着相似的一面。正如浦安迪（Andrew H Plaks）所说：“任何一个故事、一段话或者一个情节，无论‘单元’大小，都有一个开始和结尾。在开始和结尾之间，由于所表达的人生经验和作者的讲述特征不同，构成了一个并非任意的‘外形’。”[3]55浦安迪所说的“外形”就是指小说的结构。在我们所分析的两个文本中，都呈现出圆形的叙事模式，即复向回旋结构。这种结构是指通过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将相似或者相互关联的要素分别安排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这些要素或者呈现对比衬托的关系，或者呈现相互颠覆的关系，在不同的关系中小说的意义得到了升华，或者拥有了新的结构意蕴。

《伤逝》中复向回旋结构的表现格外突出，小说里面人物设置比较简单，但男女主人公乃至他们饲养的宠物阿随的人生轨迹无一不是从原点出发又回到原点的圆形结构：涓生和子君同居后离开了会馆，然而从开篇他的自叙来看，他在与子君分手后又回到了这里；子君为了爱情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在被涓生抛弃后，还是不得已被父亲带回了家；甚至是涓生子君住在吉兆胡同时饲养的阿随，也在被抛弃后历尽辛苦又摸了回去。在《寒夜》中，复向回旋结构则表现为开头结尾的要素虽相关，但相反。在开头，作者安排的是文宣在重庆冬天寒冷的大街上焦急地寻找着他的妻，街上弥散在被战争包裹的焦虑和恐慌之中。他被裹挟在受着苦难的、重重的人群中，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的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的妻。而结尾则恰恰相反，虽然仍是那个寒冬里黑漆漆的重庆的街，虽然街上仍然有受寒受苦的贫苦人民，虽然都怀着同样焦灼、不知所措、迷茫的心情，但是主人公已经换作了在开头被寻找的妻子。文宣已经去世，树生从兰州返回重庆后发现原来的家已经卖给别人，孩子和婆婆也已不知所踪。带着复杂的心情，她独自一人徘徊在冬夜的街道，不知何去何从。

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认为：“把重复的因素放在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的开头和末尾，使这个重复因素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幕布的作用。”[4]334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使小说变得更加完整，浑然一体，对小说人物心理的揭示和刻画也更加富有力度，而且通过前后对比，对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塑造也更加深刻，读者在看到他们圆形生命轨迹之后不由自主地为他们的悲惨命运叹息，在情绪的回环往复和灵魂的对撞中体味出小说文本中更加深刻的底蕴。

两位小说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两篇小说看似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爱情，但其中寄托的却绝非是对两段感情的叹惋那样简单。鲁迅选择第一人称的形式来架构《伤逝》，用自述的口吻娓娓道来这样一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对“说真话好还是虚伪的欺骗别人好”这样一个人生命题的反思，这作为鲁迅一贯关注的问题，在《伤逝》中走向了新的高度；也隐含了鲁迅对于涓生这样自我忏悔行为的一种拷问：看似是超我的自我暴露与自我批判，但其中是否隐含了“本我”美化自我的虚伪抗辩呢？而涓生在小说最后的自我陈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追索生命的终极意义时，走向幻灭的悲剧。涓生本想以爱带自己走向新生，但却发现这爱不仅只是海市蜃楼，还换来了心爱的子君的牺牲，他的悲剧从侧面批判了旧社会封建思想这座铁房子的坚不可摧。革命启蒙的路在何方？这不仅是涓生思考的问题，也是读者掩卷后不由得提出的问题。

巴金在《寒夜》里，除了讲述这样一个爱情悲剧外，还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尖锐的批判指向。从树生给文宣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让主人公代自己发声的策略。“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2]335在结尾处，作者批判黑暗统治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文宣在抗战胜利之日凄凉地死去，与外面欢庆胜利的热烈气氛构成了鲜明而凄惨的对比。两个月后，树生重返重庆，寻文宣未果，独自徘徊在深夜的街道上时却听到了路人这样的抱怨：“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国难财，却倒了胜利霉。早知道，那天真不应该参加胜利游行。”[2]379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中，我们看到巴金对国民党统治下腐败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对于这一点，巴金本人也曾有过论述。在写于1980年底的《关于寒夜》中，巴金说：“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都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拆旧制度。”[5]390除此之外，巴金的《寒夜》在揭示小人物命运的领域中，以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人道主义关怀使得小说拥有了更加深厚的底蕴和意义。

不同的时代经验、不同的人生体验给予了两个伟大作家在表现同一题材时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虽然他们的着眼点都是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对整部小说的架构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核心思想和反映的问题却各有侧重。对两部小说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小说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虽然在现代文学中有着作者们层出不穷的尝试，但是对于这些爱情故事的研究和探寻却与作品之间不成比例。自五四运动以来，新观念的解放和个性的追求带来了观念的变革，知识分子的婚恋模式渐渐打破了古来已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开始了自由相恋。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都是因爱而起，由自我意志决定和生发的。这种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以启蒙者自居的男性引领的——他们首先唤醒受到新式教育的女青年们，将新观念传递开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作为向导的男性知识分子们忽略了文化观念具有传承性的这一特征，忽视了他们传递的新思想中可能夹带的一些潜意识里的封建思想和不自主继承的文化传统，比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家庭分工显示的是由子君全权承担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在宣扬新式的爱情观念中，那些可能被遮蔽、可能没有被注意到的新式的男权思想，比如《寒夜》中的文宣拖着孱弱的身体搏着命去上班也是为了在家里地位的均衡，树生看似自由地追求新生活、追求爱情，但是难免在离开原来家庭后陷入了依靠另一个男人的窠臼。这些隐匿在新思想表象下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使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爱情道路充满坎坷。

从人和人关系的角度来阐释这样两个爱情悲剧时可以看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6]166-167。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种一方甘做傀儡而另一方不断反傀儡的斗争关系。无论是甘做“傀儡”而不得的子君，还是虽然用无爱的真实为武器进行“反傀儡”斗争的涓生；无论是因身体状况不情不愿成为了“傀儡”的文宣，还是用青春热情追求更好生活，想挣脱傀儡关系的树生，他们在家庭或者是婚姻生活中的痛苦与挣扎，都毋庸置疑地印证了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在婚姻家庭中，虽然男女双方互为“傀儡”，但更为普遍的是“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即使外在形式上可能存在着个体性的差异，但是内在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仍然难以改变。这是对中国封建思想中三纲五常陈旧观念的无意识传承，是旧性别秩序集体无意识的延续，也是女性自身命运陷落与挣扎之中似乎一直难以逃逸的桎梏和窠臼。不要说在那个新旧思潮交融的年代，即使在今天，封建思想的阴霾仍然时常笼罩在呼唤两性平等的大地上，笼罩在中国女性走向解放和独立的漫漫长途上。借用“五四”时期的文化镜像“娜拉”来观照，从子君到树生，就内在性而言，这样两个走出家庭的女性究竟在独立之路上跨出了多远的距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揭示过娜拉的命运：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在《伤逝》中与其说子君是中国的“娜拉”，不如说她是被涓生想象的、期待的、希望成为的“娜拉”，她的独立宣言并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这也导致她回到封建家庭，并在那样残酷无爱的家庭中走向死亡的悲剧性结局；而《寒夜》里从家庭出走的树生，也并不是以一己之力在兰州取得安稳的生活，而是靠自己尚存的美貌依附于陈主任，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堕落。她们看似要求解放、自由和独立，其实质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说，‘五四’时代曾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一个著名的镜像：娜拉，一个反叛的姿态，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那么，它不仅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写为父权至上的封建家族，将娜拉的为人之妻的身份改写为反叛的女儿，而且使女性的反叛成为一个短暂的瞬间，一个一次性的抉择权的获取；同时是两扇大门：父母之家与夫妻之家间的一道罅隙。女性在那一反叛或出走的瞬间显影，尔后便是再度的无言与湮没。在这一特定的时刻之外，新女性的个体与性别生存是一种未知或是一份乌有。”[7]3作为女性解放语境下的女性，我们不能将这种主体意识、主体存在湮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男性主导的婚恋新模式。而应从一个侧面反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遇到爱情来敲门时，女性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智，她们要看到看似处处公平中隐匿的“男权暗涌”，并能对那些男权主义的定则说不。父权社会千百年流传下来的那些思想至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世俗的眼光无法完全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更应该以独立自尊的态度来捍卫自身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勇敢地面对古旧传统的阻碍和吸纳、凡俗经验的训导和规劝，清醒地面对那些男权意识冰冷的或假面下的招安。只有这样，爱情才会成为成就一个人向着更好的自我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使人陷入困境乃至死亡境地的泥潭；只有这样，爱情才值得被歌颂，而不是哀叹。我们要更加深入反思和思考，才能使小说对于知识分子的爱情困境的探析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1]孔庆东.孔庆东评点鲁迅小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2]巴金.寒夜[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3][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5]巴金.巴金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